田栋编译

【文献来源】Thomas Gregory,“The Costs of War: Condolence Payments and the Politics of Killing Civilian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6, No.1, 2020, pp.156-176.

引言

在这场战争中，钱是我最重要的武器。

——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General David Petraeus）

2015年10月3日，一架AC-130武装直升机向一家位于阿富汗昆都士省的医院开火，医院遭到袭击的那一刻，医护人员就联系通知了国际安全援助部队（ＩＳＡＦ）总部。但由于设备故障，该总部无法直接与武装直升机取得联系。不久，机组人员意识到他们向错误的建筑开了火，其实际目标是400米外塔利班控制的办公大楼。期间，武装直升机大约发射了211枚炮弹，导致42人死亡，其中包括14名医护人员和24名病人。许多受害者在试图逃跑时成为目标，因为机组人员认为他们是试图逃跑的敌方战斗人员。在最初否认医院是袭击目标之后，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承认，在人为失误、设备故障和行动迅速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机组人员将医院错认为他们的预定目标。16名机组人员受到纪律处分，并向受害者支付了170多笔慰问金，其中重伤者获得了3000美元。死者家属获得了6000美元。奥巴马总统致电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负责人进行道歉，并向其提供570万美元帮助重建医院。

在最近的战争中，慰问金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尽管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支付了多少钱。2003年至2006年，联军（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阿富汗支付了超过2900万美元的慰问金，在伊拉克也支付了大约190万美元的慰问金。一位联军发言人透露，2010年美国在阿富汗支付了370多万美元用于“战斗损伤修复”（ battle damage repairs），2011年这一数字跃升至近1200万美元。2011年至2013年期间，“指挥官应急方案”（the Commander’s Emergency Response Program）支付了953笔慰问金，总额270万美元。其中，一个平民死亡的平均支付是3426美元。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6年期间，又支付了120万美元，尽管这些数据不是很完整。

考虑到已经支付的金额，令人惊讶的是，关于慰问金在当代冲突中的作用的报道很少。当然，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艾米丽·吉尔伯特（Emily Gilbert）认为,“虽然货币支付可以缓解短期经济需求，但缺乏法律责任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可能有助于扩大交战士兵的有罪不罚现象。”慰问金可能看起来像是对平民悲剧的人道主义回应，但吉尔伯特警告，这笔钱回避了关于战争中伤亡的高度政治性问题，并以此接受了平民伤亡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此外，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交战方是否有义务向战争受害者提供赔偿的规范性问题。本文将从略微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重点是鼓励指挥官有必要以金钱作为一种管理或减轻平民伤亡对任务成功的影响。尽管作者赞同慰问金再现了平民伤亡只是附带损害的观点——战争所造成的悲惨、但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但仍坚持这些政策需要放在联军对平民伤害的态度变化的背景下。

随着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推进，联军认识到保护平民不受伤害的战略重要性，并在平民伤亡时减轻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因此，作者强调，慰问金并不仅仅是转移对当代冲突中伤亡这一更广泛问题的关注，而是应将其视为一种战争武器，可以被军方用来协助管理由平民伤亡所带来的后果，并确保在争夺民心中不处于劣势。

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将简要概述已经实施的不同类型的赔偿计划和慰问金，提请注意是谁及何以得到赔偿、可以提供的赔偿金额以及军方对这些付款的具体意义或重要性认知方面的重大差异。第二部分将涉及对慰问金的现有研究，这些研究倾向于关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对责任限度的伦理和法律关注，或者关于交战方是否应该赔偿他们所杀害的人的规范性问题。最后几部分将概述支持这些支付的战略理由，追溯它们与阿富汗和伊拉克更广泛的平民伤亡缓解努力的关系。根据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珍妮·艾德金斯（Jenny Edkins）的研究，作者认为，慰问金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在持续地物化和贬低阿富汗和伊拉克平民的生命。

一、赔偿金和慰问金

虽然向平民支付的金额有了大幅增加，但赔偿金和慰问金并不是新做法。1917年，美国驻欧洲远征军指挥官约翰·潘兴将军（General John Pershing）写信给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出赔偿。10万多辆汽车经过大西洋被运送到欧洲各地，但由于司机经验不足、道路维护不善以及行人心不在焉，发生了大量交通事故。潘兴警告道，“无力支付因政府机动车辆造成的交通意外伤害的索赔，给法国人带来了许多困难和不公，并严重损害了美国军队的声誉。”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到战争结束时，他的办公室已经处理了超过51,745起索赔。1942年，这些早期的创新方案在《外国索赔法》（the Foreign Claims Act）中得到了正式认可，该法案旨在“通过及时解决有价值的索赔来促进和维持友好关系”。由国防部长组建的军事委员会被授权对外国平民的人身或财产损失给予高达10万美元的补偿。这一方案立即产生了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超过87,000宗索赔被处理。

《外国索赔法》提供了一种方案，外国平民可以对由于美国军事人员的疏忽、错误或刑事行为造成的损害提出索赔。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国索赔法》不包括与敌军交战的后果, 这意味着如果平民被迫卷入交火或被误射的炸弹击中，他们就得不到补偿。这种被称为“战斗排除”（The combat exclusion）的方案，这给那些在伊拉克负责裁决索赔的人员带来了特殊问题。其次，《外国索赔法》包括“外国居民”的索赔人，但排除了“不友好国家居民或被认为对美国不友好的个人”的索赔。这种排除在传统的战争中可能是有意义的，朋友和敌人、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的界限比较明确，但在包括镇压叛乱在内的非传统战争中，这些界限难以区别。最后，《外国索赔法》坚持主权豁免权，这意味着平民不能因为受到伤害而起诉美国国家或政府，也不能就已经做出的任何判决提出上诉。

美国军方可以通过其他两种方案对造成的平民伤亡进行赔偿，但只允许酌情支付，而不允许正式赔偿。其中一种机制是“赔偿金”（ｓolatia payments），它可以作为“对联军或美军在战斗中造成的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象征性支付”。支付的金额应该根据当地习俗确定，但这笔赔偿并不“承认法律责任或过错”。另一种是“慰问金”（Condolence payments），也旨在“表达对联军或美军在战斗中造成的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同情”，也是不“承认法律责任或过错”。这两种机制都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过。实际上，这两种方案非常相似，主要不同之处在于资金来源，赔偿金通常从指挥官的行动和维持基金（a commander’s operations and maintenance fund）中支付；而慰问金则来自指挥官应急方案（the Commander’s Emergency Response Program），最初是从伊拉克复兴党残余分子处没收的资产。最重要的是，这两种方案从来都不是为了“承认对某人的伤亡或财产损坏负有道德或法律的责任”。

二、补偿

乍一看，联军支付慰问金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平民的痛苦，更不必说，对于那些无力支付埋葬费、医疗费、修复受损建筑费或重买失去的牲畜所需资金的人提供急需的经济救济。尽管已经支付了巨额资金，但有人对这些方案的有效性和资金的管理方式提出了关切。例如，大卫·祖基诺（David Zucchino）认为，该方案“武断且不均衡”。许多伊拉克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也有很多人无法到达索赔处理点或收集到必要的证据。

杰弗里·格特玛（Jeffrey Gettleman）描述了一名军方律师如何将每一项索赔与列出所有军事行动细节的数据库进行交叉核对。但是这个数据库往往是不准确或不完整的。在对490项涉及《外国索赔法》索赔的审查中发现，索赔人面临的证据门槛高得离谱，军方律师可以因为事件没有记录在数据库中，驳回目击证人的可信报告或死亡和受伤的物证。审查还发现，“在整个过程中律师十分草率”且“索赔存在严重的不一致”。慰问金旨在通过允许军事律师向那些因联合攻击而受伤的人提供一些经济援助来纠正这一问题。

慰问金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同情, 但由于赔偿给不同受害者的金额不一致，草率且武断，加上要经历漫长而复杂的行政程序，使得这些赔偿最终远离了本可以得到赔偿的受害者。现有文献中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解决支付慰问金的实际问题上，并提供了一些技术解决方案。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交战方是否有义务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或提供某种形式的经济援助。阿曼达·卡罗尔（Amanda Carroll）和马库斯·舒尔茨克（Marcus Schulzke）的著作中对平民伤亡的赔偿问题进行了最详细的规范研究，他们认为交战方负有“消极责任”（a negative duty）避免对平民造成伤害，并负有“积极责任”（a positive duty）赔偿那些受到伤害的平民。他们承认，为伤亡的平民提供经济赔偿似乎有点麻木不仁，因为这可能“看起来是在贬低平民的生命，或低估平民的苦难程度，甚至可能看起来是战斗人员花钱来摆脱道德罪责的一种方式”。虽然如此，他们认为，经济补偿确实是交战方应对所造成伤害的唯一方式，因为现金的流动性使交战方能够快速有效地应对各种不同的伤害。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研究者并不是在暗示目前的做法符合某种目的，也不是赞同使用慰问金作为回应平民苦难的适当方案。尽管我们可以从这些研究中学到很多东西，但关于赔偿平民伤亡的政治问题，以及这些赔偿如何使战场上的平民伤亡合理化和正常化的讨论较少。与此同时，关于联军决定赔偿平民所受伤害的战略必要性的讨论也相对较少。

三、减轻平民伤害

在本文的其余部分，作者将把对慰问金的逐渐依赖与对平民伤害态度的转变联系起来。因为联军开始舍弃平民伤亡是军事行动附带结果的观念，并开始把平民伤亡重新视作可能危及整个任务成功的“战略挫折”（strategic setbacks）。作者认为，慰问金不应被视为一种赔偿平民所受伤害的方案，而应被视为一种旨在减轻平民伤亡战略后果的“战争武器”。艾米丽·吉尔伯特尤其对慰问金持批评态度，她认为，强调这些赔偿是一种同情，而不是承认法律责任或过失，这表明军方不愿为对平民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也不愿对发动战争的方式做出有意义的改变。一方面，这些赔偿将接受者卷入了一种道德经济，使他们对那些给他们造成伤害或杀害他们亲人的军队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她认为，拒绝为对平民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实际上可能会助长一种有罪不罚的文化，并且这种文化强化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平民是可以被杀害的，而且完全可以被抛弃的观念。正如她所说，“在支付军事费用的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死亡事件，从任何道德或法律意义上来说，军队都不必为其所造成的伤害负责。”

乍看之下, 军方愿意为伤亡平民提供某种形式的赔偿，这似乎打破了外国平民不如联军重要的观念。但是吉尔伯特认为,阿富汗和伊拉克人生命价值很低——2500美元的死亡费，1500美元的伤亡费——似乎表明他们的生命没那么重要，尤其是当美国士兵被自动投保了40万美元的保险时。在某些情况下，平民的生命被贬低在接受者中引起了更多的愤怒和怨恨，使得一些人拒绝接受赔偿。一名伊拉克男子曾拒绝了1.5万美元的慰问金，称这是“一种侮辱”，而他在一次空袭中失去了四名家人，髋骨骨折，需要做大手术来修复。

不仅如此，当地平民因财产受损而获得的赔偿也少得可怜。例如，奥利弗·贝尔彻（Oliver Belcher）描述了由于联军空袭和建筑用地造成农田受损，在阿富汗塔洛克卡拉查村引起了一系列抱怨。村民们估计，受损的石榴树价值228美元，受损的葡萄藤价值182美元，但石榴树只被赔偿了76美元，葡萄藤只被赔偿了23美元。在吉尔伯特看来，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人生命的低估价以及对受损财产的赔偿不足表明，慰问金只是强化了一种观念，即平民的伤害是军事行动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后果。她认为“部队挥霍金钱不仅被用来构成意外伤害平民，而且否认责任”。慰问金无法反驳在现代后期战争中如此牺牲平民生命的非人性逻辑，没有什么比美国政府将采购订单发票凭证给巴格达的一名男子更明显的了。一名军方律师在用品和服务一栏中写了“妻子死亡”，在数量一栏中写了“1”，在单价一栏中写了“2500美元”。

吉尔伯特认为，慰问金通过将平民伤亡视为附带损害的想法，使平民伤亡合法化，也就是说，平民伤亡是合法和道德允许的军事行动中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后果。但强调慰问金只是重复平民伤亡是一种附带损害的概念，未免太简单化了。因为没有考虑到联军在看待平民伤亡及其对军事行动成功的影响方面的更广泛的变化。在战争的早期阶段，联军倾向于将平民伤亡视为一种附带伤害，这种伤害是无意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军事行动的成功有关。

随着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推进，联军几乎放弃了“附带损害”的观念，并开始认识到平民伤害的战略成本或后果。2008年，大卫·麦基尔南将军（General David McKiernan）发布了关于在阿富汗使用武力的新限制，明确减少平民伤亡的目标。他认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平民伤亡是最重要的。”当麦克里斯特尔将军担任指挥官时，他实行了更严格的限制，警告军队不要在赢得战术胜利的同时，却因杀害平民而遭受战略失败的危险，从而疏远了当地居民。在他看来，将平民伤亡降到最低不再只是“一个法律和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全面的行动，要清醒地认识到，失去民众的支持对这场战争中的任何一方都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些对平民伤害态度的转变与“镇压叛乱”理论的兴起有关，这种理论的重点在于赢得当地平民的民心，而不是通过“运动战”击败敌方战斗人员。通过慰问金来减轻平民伤害的战略后果表明联军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平民伤害的战略代价。我们开始看到这些原则随着“镇压叛乱”理论的兴起而成为法律，特别是，在2006年对《镇压叛乱战地手册》（Counterinsurgency Field Manual）进行了修订。该手册指出，政治权力是镇压叛乱的核心问题，长期的成功取决于赢得当地平民的民心。如果平民伤亡最终导致敌人赢得当地的民心，那么就会对军事行动的成功造成不利影响。

《镇压叛乱战地手册》旨在鼓励指挥官们反思他们通常会使用的战术。在麦克里斯特尔将军看来，阿富汗社会错综复杂的家族和部落关系完全颠覆了“消耗数学”。杀死叛乱分子，尤其是在平民伤亡的情况下，不但不会减少敌方战斗人员的数量，反而会增加愿意支持叛乱分子或准备拿起武器投入敌方阵营的人的数量。

四、金钱作为一种“武器系统”

如前所述，联军不再仅仅把平民伤亡视为道德或法律问题，而是把它视为一个潜在的战略问题，减少或减轻平民伤亡被认为是一种军事需要。新的交战规则被引入来减少平民伤亡，但这些措施不会完全消除平民伤亡。因此，联军还采取了与“后果管理”有关的具体措施，包括有关治疗或疏散受伤平民的政策，必要地调查伤害平民的指控，以及使用慰问金来平息受伤或失去亲人的平民的愤怒。凯瑟琳·亚当斯少校（Major Katharine Adams）认为，“慰问金已被证明是赢得民心的有效工具”。同样，伦纳德·德弗朗西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Leonard De Francisci）也认为，慰问金为军队提供了“一种经济的武力措施，一种廉价而有效的方法，可以从叛乱分子那里获得当地的支持”。

各种总结报告指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指挥官“很快发现，当平民伤害是其行动的后果时，弥补无意的伤害具有战略优势”。例如，在2004年10月的一次激烈战斗中，一个小组被派往伊拉克纳贾夫，在交火现场向伊拉克人支付抚慰金和慰问金。在不到10个小时的时间里支付了价值176,180美元的款项。

“管理或减轻”平民伤害所带来的战略后果的重要性也在《阿富汗平民伤亡预防手册》（the Afghanistan Civilian Casualty Prevention Handbook）中被讨论过。手册指出，经验表明，“未能有效解决平民伤害问题的士兵可能会让一个村庄反对联军，使军队面临进一步被报复的风险，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造成不良的战略影响”。尽管恢复当地人的信任和支持并不容易，但手册认为，“对这些伤害做出正确的反应，可以将因不当处理而造成的进一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该手册将慰问金描述为“后果管理的关键要素”，并建议“各单位执行慰问金的完整流程——从支付金额到如何确认支付金额和支付对象”。为了确保慰问金是在“文化上合适的”，手册指出“提供的所有赔偿都应该与当地的关键领导人进行彻底的讨论，以确保慰问金被认为是诚恳的；受害者家庭或当地领导人可以选择拒绝赔偿，并且尊重他们的决定”。

尽管慰问金预示着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镇压叛乱主义的兴起，但这些慰问金逐渐被视为“管理或减轻”平民伤害的战略后果的重要工具。这些措施非常重要，以至于联军发布了关于减少平民伤亡重要性的新的理论指导方针，并指出，“集中精力减少或减轻平民伤亡是维持合法性和确保最终成功的一项重要投资”。在平民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该指导方针规定，指挥官“应该做出适当的赔偿”，包括道歉、向受害者赔偿慰问金或提供“其他有形的庄严姿态”。方针指出，这些款项“是承认损害的象征性金额，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赔偿金，应该这样解释以避免民众的愤怒和怨恨”。并且还指出，标准化的赔偿可以减少“讨价还价和敌意”。

这些赔偿表明“回应不仅仅是一种同情的行为，也是一种战略利己的行为”。这种对慰问金的依靠不应被视为道德情操的觉醒。正如理查德·舍瑞夫将军（General Sir Richard Shirreff）所说，联军并没有突然对平民伤亡而“感伤”。保护平民和减轻平民伤害具有重要影响，因为这对于联军的成功具有战略重要性。这些变化背后的战略逻辑在关于减轻平民伤害的新理论指导中很明显，该理论指导指出，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回应平民所受到的伤害，就会“导致驻在国民众的敌意和政治压力，从而限制军事力量的行动自由”。

与其将慰问金视为一种赔偿形式，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战术或战争工具更为准确。联军在评估这些款项时非常坦率，称这些款项是一种武器。将它们称为武器似乎有些夸张，但需要注意的是，管理这些款项的标准操作程序将“金钱视为武器系统”。“陆军经验教训中心”制作了一个使用金钱作为武器系统的单独指南，描述了联军的资金如何可以通过激励叛乱分子停止致命和非致命的行动、为当地居民创造提供就业机会、提供其他形式的财政援助、恢复或建设重要的基础设施，使其在不造成附带损害的情况下实现镇压叛乱的目标。这些款项已被认定为一种重要的“非常规武器系统，提供了一种快速有效的对当地民众产生直接影响的方法”。如同彼得雷乌斯将军（General Petraeus）所说，“在这场战争中，金钱是我最重要的弹药”。与其他任何一种武器一样，他建议，慰问金必须仔细校准，以确保“每一轮”的“花费”都能达到“最大的效果”。

如本节所述，慰问金从来就不是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伤害，而是被视为一种战争武器，可以用来管理或减轻平民伤亡的战略后果。在作者看来，这些款项不应被视为一种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平民的痛苦和苦难所作出的善意的、但有缺陷的回应，因为这些款项从来没有真正关心阿富汗和伊拉克平民的痛苦和苦难。这些款项的目的是为联军提供一个简单的技术解决方案，以解决一个复杂的“道德-政治”困境；以及一种可以部署的武器，以消除平民伤亡对联军行动效果的潜在不利影响。因此，这些款项在持续地物化和贬低阿富汗和伊拉克平民，把赔偿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正如珍妮·艾德金斯所解释的那样，尽管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下，但这是一种“忽视人的政治，一种物化和工具化的政治”，因为它将人视为需要分类、管理和执行的对象，而不是唯一、独特和不可替代的存在。在这些战争中被打死或受伤的平民未被视作人类，而是被视为一个潜在的问题、一个战略上的挫折，如果不加以有效管理或缓解，可能危及整个任务的成功。

五、结论

本文考察了慰问金作为一种战争武器被使用，这是一种可以用来管理或减轻平民伤亡战略后果的工具，以避免可能对任务成功造成的破坏。这些赔偿可能存在缺陷，但至少让人们对平民遭受的伤害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为那些因战争而失去亲人和生计的人提供了一些经济援助。但是，这些赔偿根本没有打算弥补受害者所忍受的痛苦，并且也不保证联军会承认由他们造成的伤害、倾听受害者提出的关切，或对这些战争的方式做出有意义的改变。同时，这些赔偿并不承诺今后不再发生无辜伤亡，也不承诺联军将从过错中吸取教训并努力避免今后再次发生此类事情。他们只是想表示同情，而不是承担法律或道德责任。出于军事需要，赔偿将平民伤亡视作一个战略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或法律问题。

正如作者所描述的，慰问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被广泛使用。指挥官们担心平民伤亡可能会危及整个任务的成功，需要找到减轻这种影响的方法。支付慰问金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案，目的是将资金作为一种管理平民伤亡后果的方式；一种技术或武器，可以用来遏制由联军行动引起的愤怒和动荡。

这对我们如何看待当代的暴力行为有更广泛的影响。乍一看，将平民伤亡视为一个战略问题似乎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因为受害者至少得到了一些对他们痛苦的补偿，尽管他们得到的金额相当少，而且其背后的理由也绝非善意。当平民伤亡失去其战略意义时，这些措施就会迅速失效，平民会发现，即使是这些象征性的同情和微不足道的金钱他们也不会得到。这些措施持续地物化和贬低平民，将其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它们不是针对作为人的平民，而是针对在获得民心的战斗中作为资产的平民。尽管向阿富汗和伊拉克支付了巨额资金，但平民仍然是被随意处置的，他们的死亡令人悲痛。

【编译者简介】

田栋，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于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校对者简介】

万雪妮，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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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田栋

校对：万雪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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