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婧编译

【文献来源】Nikolai Silaev, “Russia and its Allies in Three Strategic Environments”,Europe-Asia Studies, Vol.74, No.4, 2022, pp.598-619.

一、研究背景

作为国际玩家的俄罗斯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强大与脆弱的结合体。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以及核大国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发觉自己陷入了漫长、复杂且结果未知的与弱小邻国的争端中。虽然在全球事务中享有重大的影响力，但俄罗斯有时却无法获得亲密盟友对其在重大问题（如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及克里米亚的归属）上的支持。同时，尽管在人口、经济和军事潜力等方面明显落后于美国和整个西方，但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在华盛顿的敏感地区采取积极行动，有时甚至直接对抗美国。尤其令大多数人出乎意料的是，乌克兰危机后在西方持续施加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始终不曾改变其外交政策路线。

这种脆弱和强大并存的“双面孔”（Janus face）现象引起了政策和学术界的争论及竞争性叙事。莫斯科官方叙事将俄罗斯视作一个正在重建自苏联解体后失去全球影响力的崛起国，而以华盛顿为代表的多数西方国家则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永久衰落的“前超级大国”（former superpower），认为俄罗斯正在通过挥霍其稀缺并不断减少的资产来虚张声势，以寻求提高其在国际博弈中的赌注并获得短暂的短期收益。

对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解释上述两种叙事中的矛盾与张力。如安德鲁·库钦斯（Andrew Kuchins）认为，俄罗斯的实力正在同时上升和下降，并用莫斯科在政治停滞和持续依赖资源出口的背景下不断增强的力量投射能力来解释这种二元性。安德鲁·莫纳汉（Andrew Monaghan）则认为，俄罗斯之所以看上去同时复苏和衰落，主要是因为西方对俄罗斯的错误叙事。相比之下，作者认为，这种脆弱与强大的结合是莫斯科外交政策的一个有机和可持续的属性。作者发展和运用了联盟形成和均势的国际关系理论，证明这一特性来自于威胁、力量和联盟的特定组合：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占据的地缘政治位置，而现有的基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范式对俄罗斯国际行为的解释并没有抓住这些因素。作者区分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结构性起源、条件和局限，超越了“崛起”和“衰退”的简单二元对立。

作者分四个步骤进行分析。首先，作者展示了为什么主流解释在评估俄罗斯实力方面会出现问题；其次，从关于联盟形成和权力平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提取核心概念工具，用于后续分析；第三，作者运用这些工具重新分析俄罗斯的联盟关系；最后，建立分析模型，该模型解释了三个关键地理区域的限制和激励因素的变化，并将其用于解决三个区域的优劣问题，整合了西方和俄罗斯的观点。

二、文献回溯：关于俄罗斯外交政策解释的争论

2008年之后，尤其是2014年之后，俄罗斯日益强硬的外交政策使人们迫切需要对莫斯科行为进行分析。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之间的争论也许最能说明新解释的出现。米尔斯海默对乌克兰危机的解释与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完全一致：正是由于西方的势力范围向俄罗斯边境扩张，以及由此引起的莫斯科的恐惧，使得这场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在米尔斯海默看来，俄罗斯的行动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俄与西方之间的争端本质上是现实主义（俄）与自由主义（西方）对国际关系性质的理解之间的争端。与米尔斯海默相反，麦克福尔从自由主义视角（该视角倾向于将俄的外交政策视为其国内政治因素及政权性质的产物）出发，认为西方国家的扩张与俄罗斯外交政策变化之间的相关性要比俄罗斯内部的变化与该国的外交政策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弱得多。

但作者认为，米尔斯海默的现实主义方法没有解释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演变，即不同时期与西方关系的差异以及俄罗斯外交政策决策的机制和直接动机。此外，它对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防御性”和被动的反应性战略的描述似乎不太有说服力。麦克福尔的自由主义观点则有两个弱点。首先，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记录可能很容易用相当现实的措辞来解释：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后，北约东扩被搁置，华盛顿推迟了在欧洲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莫斯科方面与美国的合作程度因此有所提高。其次，麦克福尔没有解释为什么与西方的对抗是普京合法性的强大来源。此外，与米尔斯海默的解释一样，自由主义的“国内政治”（Innenpolitik）解释对俄罗斯非西方方向的外交政策缺乏说服力。

基于此，许多学者倾向于需求更为根本和长期存在的因素，而非俄罗斯领导人的个人意愿，并且拒绝将俄外交政策决策的动因完全归结于西方的挑战。这一类解释主要属于建构主义范畴，强调对塑造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话语、叙事或共同社会心理认知的分析。当然，也有学者明确寻求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结合起来。如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和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Zubok）认为，俄罗斯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可以用不同的战略思维来解释，本质上是双方对国家利益深刻定义的冲突。如果说米尔斯海默从古典现实主义出发，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视为对西方安全挑战的回应，那么，沃尔福斯和祖博克则强调俄罗斯“超级大国的惯性身份”及其现实主义外交思维。

此外，有的学者强调将俄罗斯在外交事务上的特定思维方式作为解释其政策的基础。如理查德·萨夸（Richard Sakwa）将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描述为“新现实主义”。在对乌克兰及其周边地区危机的研究中，塞缪尔·查拉普（Samuel Charap）和蒂莫西·科尔顿（Timothy Colton）也倾向于这种解释，强调一种独特的俄罗斯话语，不过他们更关注具体的政治互动，而不是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本质下结论。

艾伦·林奇（Allen Lynch）提出了一个俄罗斯政治政权与其外交政策之间联系的国内政治模型，认为俄罗斯的国际行为是由国家控制的资源数量和统治精英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决定的。按照此种解释，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两个关键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从与西方的关系中获益，以及确保在后苏空间的霸权地位，这种外交政策目标与俄罗斯的“深层”政治政权有关，即一个“帝国式的”的民族国家（‘imperial’ nation-state）深刻而持续地烙印于该国的政治想象之中。

最后，还有许多学者转向了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话语与社会心理学解释。如黛博拉·拉森（Deborah Larson）和阿列克谢•舍甫琴科（Alexei Shevchenko）社会认同理论应用于俄罗斯，认为俄罗斯的外交行为源于其大国地位不被西方承认，从而对感知到的羞辱做出的情感上的反应。安德烈·齐甘科夫（Andrei Tsygankov）分析了2008-2012年俄总统演讲中有关西方的话语，发现了一种从希望到沮丧和恐惧，最后又回到希望的情感转换模式，认为这种模式反应了俄罗斯希望“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被纳入西方”的愿望是基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深厚文化。

作者认为，上述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竞争性解释存在四个共同点。其一，它们将所分析的结构性因素与与俄罗斯的物质潜力及势力范围比苏联小得多的事实联系起来。简言之，将俄罗斯在结构上视为“小苏联”（small Soviet Union）。其二，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集中在与西方的关系上，忽略了俄外交政策中的其他重要方向。其三，或潜在或隐含地假定，对后苏联空间的统治对俄罗斯的全球地位至关重要。其四，更倾向于关注俄罗斯在想什么而非俄罗斯是什么及在做什么。基于此，在后文中，作者将提出一种论点来纠正这四个共同假设及其可能产生的误导性含义。

三、联盟和地理

作者交叉运用联盟理论和国际关系中的地理因素研究，以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联盟的起源》（修正了沃尔兹的均势理论，同时将地理因素纳入到了威胁的考虑范畴）为出发点进行论述。沃尔特根据1950-1970年中东地区的联盟动态，研究指出，各国联合起来对抗霸权国以平衡其实力优势这一经典假设是不充分的，各国不仅要平衡物质能力，还要平衡来自其他国家的假定威胁，威胁的大小并不总是由物质能力的大小来界定。威胁由一国的综合实力构成，包括人口、工业水平、技术发展、军事潜力及地理邻近性。对一国而言，具有潜在威胁的国家地理越临近，其武力投送能力就越强，与之结盟的可能性就越小。此外，一国对他国国家意图的认知也很重要，即一国不太可能与一个具有更强侵略性的国家结盟。

作者还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地理与联盟政治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讨论。在对国际关系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研究中，诺里斯·里斯曼（Norrin M. Ripsman）、杰弗里·塔利亚费罗（Jeffrey W. Taliaferro）和斯蒂芬·罗贝尔（Steven E. Lobell）提出了国家行动的“战略环境”（strategic environment）类别，这种环境可以是“允许的”或“限制的”，取决于威胁的程度和可用的机会。

作者将沃尔特对海洋重要性的分析应用到俄罗斯，认为冷战时期苏联的邻国实力普遍较弱，他们与苏联地理毗连，又恐惧苏联的军事实力，因此将苏联视作威胁并寻求制衡。而海洋的存在降低了美国的威胁，使美国能够向欧亚大陆投送力量，按照沃尔特的观点，美国是他们的“完美”选择。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区分海陆权力也更加普遍化。米尔斯海默对全球霸权和地区霸权的区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为，由于水域的阻隔作用，一个国家只可能成为地区霸权国，国际体系中的全球霸权是不可能实现的。均势理论和联盟的研究中也出现了陆海区分。杰克•列维（Jack Levy）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提出，海上霸权可以躲避陆地制衡约束的特殊性是导致对抗美国的反霸权平衡联盟缺乏的原因。

四、俄罗斯的盟友

俄罗斯联盟的风格与苏联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与现代西方联盟相比，俄罗斯的正式防御联盟似乎高度不对称，且范围狭窄，缺乏合作。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或世界其他地区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很难依赖其盟友。除俄罗斯外，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实力都较弱，很难在一方遭受侵略时能够相互提供直接军事援助。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是俄罗斯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之外的唯一正式盟友，但这两国的安全尚需俄罗斯保障。

然而，与北约或美国的其他联盟相比，俄罗斯正式联盟本身的相对弱势并非个例，中国甚至根本没有正式的防御联盟。因此，应该将俄罗斯定位在拥有广泛的正式联盟和不依赖这这种外交政策工具的国家之间。此外，将正式联盟作为一个焦点并不能准确评估俄罗斯联盟网络的实际规模，因此要将视野扩大到目前与俄罗斯有非正式安全协议联系的国家。

为了不受模糊甚至矛盾的新闻报道的干扰，作者只分析了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和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军事和外交支持这两个案例。俄罗斯与中国保持着高水平的安全合作。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一直反对美国对伊拉克（萨达姆统治下）、伊朗和津巴布韦的政策。中国在地缘政治上保持低调，同时与这些反西方政权保持积极的经济合作。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引开了西方的视线，中国得以在这些地区建立经济网络。近年来，中俄频繁的武器贸易和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使部分学者认为，俄中军事合作已高度制度化，离正式联盟只有一步之遥。俄罗斯和叙利亚在安全领域的互动频繁。俄罗斯武装部队驻扎在叙利亚，并协助叙利亚当局打击反政府武装和“伊斯兰国”，但两国并没有结成正式防务联盟。此外，自2015年以来，伊朗成为俄罗斯和叙利亚打击叙利亚内战中反政府力量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关键合作伙伴。尽管两国合作密切，但依然只有协商协议，没有正式结盟。同时，莫斯科还与以色列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土耳其也成为俄罗斯在政治解决叙利亚内部冲突方面的重要合作伙伴。

总而言之，俄罗斯的正式联盟是极不对称的，仅限于其近邻国家，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划分。但就俄罗斯的非正式盟友而言，有世界上最大的强国之一（中国）、有中东地区强国（伊朗）、有在地中海和中东占据有利战略地位的国家（叙利亚）。虽然传统观点认为，俄罗斯在中东的盟友质量较低，因为莫斯科在中东的合作伙伴都是与邻国存在冲突关系因而被孤立的国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极端两极分化和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环境中，相较于联盟关系，俄罗斯与主要地区国家的关系更多样化、更灵活，因此得以避免卷入中东国家的争端。

五、理解“脆弱”和“强大”：俄罗斯的战略环境

根据前文论述可以发现，俄罗斯在正式及非正式联盟关系中存在三种不同的行动模式。其一，在后苏联空间，俄罗斯的表现更像是一个受到束缚的庞然大物，它在邻国的战略视野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它在后苏联地区的联盟更多的是服务于其狭隘的区域目标。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联盟只是俄罗斯维护其内部和外部安全的工具。其二，在与中国的关系中，俄罗斯表现出的是一个相对平等的合作伙伴，它分担了西方军事政治及外交遏制的主要压力，从而可以为中国在亚太地区与美国日益加剧的对抗提供支持。其三，就俄罗斯的中东联盟而言，它扮演的角色是地区大国的域外伙伴。俄罗斯有能力影响地区事务走向，但又无法采取单方面行动。

对于俄罗斯在联盟中行动的这种复杂性，作者的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单一的解释，即俄罗斯在其中行动的三种战略环境——后苏联空间、欧亚大陆和全球安全领域，三种战略环境拥有不同的结构因素，从而塑造了俄罗斯的不同行为模式。

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陆地大国，其大陆性质解释了它在后苏联时代联盟的特征。除中国外，俄罗斯周围都是实力较弱的国家，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地将俄罗斯视为威胁。一些国家能够寻求遥远的、强大的“离岸平衡者”制衡俄罗斯在该地区的霸权，而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不得不与莫斯科结盟。其结果是俄罗斯正式盟友的团结程度相对较低，莫斯科无法确定盟友是否忠诚。但是，考虑到降低威胁、减轻安全保障的整体任务，莫斯科必须维持这些联盟。因此，后苏联空间为俄罗斯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战略环境，其性质是“限制性的”，即尽管俄罗斯在该地区拥有强大的权力潜力，但它可以使用的权力被最小化了，也就是说，战略窗口很窄。

俄中非正式联盟也可以用两国的大陆性质来解释，即减少潜在陆上威胁的需要。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主要是由体系而非地区需求来解释的：中俄准同盟关系作为一种制衡美国的全球工具存在，对两国关系的地区层面相对不那么敏感。反过来，俄罗斯对欧洲（包括后苏联空间的东欧地区）和中东采取了更加积极和具有成本效益的外交政策。因此，全球战略环境同样制约着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冲突使俄罗斯在体系层面上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与中国结成非正式联盟被证明是唯一可能的战略，而中国有相对更多的选择。

前苏联领土以外的欧亚大陆和非洲地区构成了第三个战略环境。相比之下，这个环境对俄罗斯来说要比前两个环境自由得多：它不构成重大威胁，并允许采取多种可能的战略。在这种环境下，俄罗斯在中东进行军事干预和外交活动。同时，这一环境使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影响力得以增长，可以投入到与中国的合作中，或努力在后苏联空间创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

作者比较了苏联和俄罗斯在这三种环境下的战略地位。首先，苏联对西欧国家以及包括中国、伊朗和土耳其在内的周边国家构成了威胁，而随着苏联解体后边界的改变，俄罗斯不再像苏联那样对欧亚大陆中等实力国家构成威胁。其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分裂了苏联潜在的盟友，而苏联解体后，莫斯科不再是北京的意识形态对手，这种转变也使俄罗斯能够与中东和东亚地区的行为体建立更平衡的关系。第三，苏联有限的能力将力量投射到远远超出其边界的地方，以及它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使它成为非洲和亚洲的前欧洲殖民地的有吸引力的盟友；同样地，凭借其先进的军事技术，俄罗斯是非西方国家的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此外，在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中，俄罗斯采取了一种典型的海洋大国行动模式，展示了海上和空中力量的互换性：随着空军和导弹技术的发展，后者可以被用于一个没有庞大舰队的大国在国家领土之外的“离岸平衡”行动，海洋霸权不再被视为无法挑战。

六、总结

俄罗斯所处的战略环境及其与之相对应的联盟之间的明显差异，解释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强弱矛盾。同时，这一分析修正和补充了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性质和动机的现有解释。除了既有研究中提到的权力制衡、国内政治关切以及“超级大国的惯性身份”，塑造俄罗斯行为的是新的地缘政治机遇。苏联解体虽然降低了俄罗斯的物质能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战略优势。俄罗斯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但对欧亚大陆中等强国的威胁明显减弱。莫斯科继承并发展了苏联领先的军事技术和外交能力，这也是它在国际政治中的天然优势。单极化危机和追求战略自主的新权力中心的崛起，增加了对这些优势的需求。

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是从它从苏联时代保留下来的那些“自然优势”中产生的，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俄罗斯外交的风格。俄罗斯作为“欧亚帝国”的自我认知仍然存在。在理论层面上，后苏联地区被视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一个区域优先事项，莫斯科非常重视欧亚一体化以及与海外近邻的关系。然而，与“传统”的地缘政治预测相反，乌克兰和叙利亚危机并没有导致俄罗斯全球影响力的下降。此外，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确定诸如感知到的“羞辱”或“反感”等情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然而，在选择满足这些情绪的适当手段时，俄罗斯更愿意在一个有更多干预机会，并可以改变参与规模的环境中采取行动，从而以相对较少的代价保持其大国地位。

这种有争议的脆弱与强大的结合可能误导西方。俄罗斯在其“本土”地区的脆弱会诱使西方不顾莫斯科的反对而扩张，这将助长俄罗斯的“波将金叙事”（the Potemkin narrative），成为西方在前苏联采取强硬政策的基础。此外，随着莫斯科的打击力度加大，西方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和承诺，并加大了对俄罗斯周边地区的压力。因此，西方主导的公共叙事将俄罗斯描绘成一个衰落的“加油站”，在世界各地进行干预以破坏西方的稳定，这恰恰反映了推动莫斯科和西方之间安全困境的机制。

【编译者简介】

王文婧，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2级研究生，本科毕业于山东政法学院法学专业。

【校对者简介】

陈明霞，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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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王文婧

校对：陈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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