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衍学编译

文献来源：Olivier Schmitt,“How to Challenge an International Order: Russian Diplomatic Practices in Multilateral Security Organis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6, No. 3, 2020, pp. 922-946.

许多政策和学术辩论集中在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挑战“自由世界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对此既有研究存在两种关于其外交动机的争论。一种认为俄罗斯的外交优先选项是地缘政治思维式的对安全的追求，与之对应地，西方国家采取的对俄策略是控制军备、接触沟通以缓解安全困境；另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的外交动机主要是出于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和对其大国地位的国际承认，这种诉求使西方对俄接触陷入困境。本文通过俄罗斯外交官在不同场合的外交话语叙事及其外交实践，评估俄罗斯对外决策的动机，从而制定相宜的对俄策略。

一、俄罗斯的动机：被层层包裹的谜团

自乌克兰危机开始以来，俄罗斯通常被描述为一个“修正主义”大国。然而，“修正主义”不是外交政策的目标，而是一种行为，学术界对俄罗斯的外交动机存在争论。绝大多数专家都承认莫斯科的动机是混合的，既追求地位，又追求安全。他们的分歧在于这两种动机的相对比重——安全和地位寻求究竟哪个是主导因素？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决定了对俄罗斯进行哪种类型的接触更为有效：如果主要是出于安全动机，那么找到缓解俄罗斯焦虑的合作机制是可能的，比如信息沟通或军备控制协议；相反，如果主要是出于对地位的关注，那么解决方案就更加复杂。因为地位是关系性的，往往是以牺牲其他行为者为代价来满足的。

一些分析家一致认为追求地位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主导动机。俄罗斯在冷战后失去了大国地位，改革派政治家未能有效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促使整个社会对西方自由主义模式的排斥，以及对内生规范的“重新发现”（俄罗斯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包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家至上主义）。此外，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的演变在俄罗斯作为大国的自我定位与它所遭受的待遇之间产生了深刻矛盾，地位的相对跌落感反而使俄罗斯要求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高的地位。这种“被羞辱感”催生出政治精英想要复仇和重塑对俄罗斯不利的国际秩序的愿望，这可以理解为一个将自身地位与军事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对抗性政策。

然而，另一些专家在承认俄罗斯政权意识形态变化的同时，认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主要动力是安全。俄罗斯的行动尽管看起来咄咄逼人，但可以解释为俄罗斯领导人对本国生存和领土完整的担忧，这是由于捍卫如此辽阔的领土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遭受入侵的历史经验以及西方的双重言论和军事活动所引发的“被包围感”。这些分析家指出，一系列因素必然会引发俄罗斯的反应，尤其是对北约打破不东扩的承诺，美国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2002年西方在科索沃、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西方的这些行为让俄罗斯产生了不安全感。这是普京一再强调的“西方一直在俄罗斯的后院活动，威胁着俄罗斯的核心战略利益”。

为了判定俄罗斯行为的基本动机，本文对俄罗斯在多边安全组织中的外交活动进行了基于实践的分析。核心的发现是，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目前主要由地位问题所驱动的，特别是希望被西方国家承认为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地位关切导致俄罗斯在多边机制中突出强调自身的关键性政策，有时甚至以牺牲战略稳定为代价。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论点仅限于2014年以后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同时，本文也认为其他的一些动机可能在过去或未来占主导地位。总体而言，追踪俄罗斯外交实践随时间的演变进程，对评估俄罗斯外交政策主导动机的变化非常重要。

二、基于实践的外交政策

实践学者共享的基本方法是“关注行为者的言语和行为，以及这些活动如何嵌入更大的秩序之中”。实践可以被定义为有社会意义的行动模式，它们在被执行时，可以或多或少地同时承载、表现并可能重塑物质世界的背景知识和话语。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曾主导了国家和多边外交的研究。其理论要求有一个“场域”（field），代理人在其中竞争社会地位，但布迪厄本人未能提出一个关于“场域”的一般性理论，这导致该方法只能研究已经建立和明确划定的“场域”。当转移到国际政治研究中，这种方法往往导致将一个“场域”与一个特定的地点紧密联系起来，比如，研究特定的外交部、大使馆或多边组织。这种方法有一个主要的缺陷：通过研究一个特定地点社会秩序的构成，以及多种实践的相互作用（“关系主义”），场域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将外交互动去政治化，过度关注外交的“如何”（how）而忽略了“为什么”（why）（国家的动机）。特定地点的互动有时会给国家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但仅仅将分析局限于某一地点，最终很少能了解支撑政治家目标的意识形态、政治和规范动机，以及这些动机被官僚机构转化为具体政策的方式。简而言之，尽管实践理论家倾向于将关系主义视为一种认识论，把它作为一个分析选择，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证价值。但作者认为，结合叙事、实践、战略和战术以回溯国家意图和政府指令的认识论，实际上比狭隘地关注关系主义更接近外交经验，并且可能是与政策制定者进行讨论更富成效的方式，要知道外交官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评估对手的意图和指令。

通过阿德勒（Emanuel Adler）的世界秩序理论可以从实践角度更好地把握国家的动机。阿德勒提出了一个“认知进化理论”，认知进化被定义为“进化的集体学习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实践共同体之间及其内部，并通过他们在更广泛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中的行动来实现”。阿德勒做了三个有意义的分析。首先，他将实践共同体（communities of practices）确立为实践得以维持和转变的主要载体，最终塑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实践共同体被定义为“用以承载社群所发展、分享和维护的知识的共享实践”。其次，这些共同体从来都不是固定的，它们是谈判和争论的场所，这导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中现实的集体意义有选择地保留下来，因此，这些共同体也存在于一个实践共同体的背景知识当中”。反过来，这种选择性的保留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演变。第三，实践共同体内部的规范和实践变化是通过实践者本身的行动和实践发生的。然而，与布迪厄实践理论所认为的习惯/背景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默认的不同，阿德勒认为“实践者对其实践的反思比布迪厄所认为的要多得多”。因此，如下文将要讨论的，考虑行为者的战略是必要且合理的。

三、实践理论对理解俄罗斯的动机有什么意义？

对实践共同体的关注很重要。作为多边外交的场所，国际组织是建立和再生产多边秩序的关键场域。但派驻在这些国际组织中的外交官至少属于两个实践共同体：他们自己国家的外交官群体（他们在其中获得关于国家利益的背景知识并以某种方式捍卫这些国家目标）和特定地点的多边外交团体（在这个团体中，他们自己的国家隶属关系赋予他们在等级制度中的特定地位，但他们必须学会如何胜任一些特定地点的做法以实现其目标）。虽然现有研究已经考察了被嵌入一个特定地点的实践共同体如何塑造外交官对其国家利益的理解（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实践共同体内对什么是“国家利益”进行谈判和争论），但本文所探讨的是国家外交官如何在他们政府的指示下采取行动，对特定地点的实践共同体的做法进行谈判和争论，以及他们反思采用什么辩论模式可以告诉我们关于外交政策的动机。外交政策的实施从来都不是完全一致和整齐划一的，因此，在难以进行实地调查的国家（比如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时，要想了解动机，就必须分析不同地点的外交官的工作，以识别它们是否存在一致性，并分析出哪些是特定地点的、哪些是可以推断出动机的言论或行动。换言之，为了解俄罗斯外交官实践共同体的背景知识并反过来推断俄罗斯的动机，有必要观察俄罗斯外交官在特定地点的实践共同体中谈判和争夺社会秩序的方式。

阿德勒的方法证明了对实践者的关注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实践共同体中变革的载体。同时，由于实践者具有反身性，所以我们可以将一个空间概念化，在这个空间里，实践者有目的、有策略地采用某些做法以达到预期效果。本文认为，借用塞托（Michel de Certeau）关于实践的理论可以将实践者谈判和挑战秩序的方式概念化，从而推断其外交政策的动机。塞托在“战略”（strategies）和“战术”（tactics）之间做了一个重要的区分。战略有两个关键层面。首先，它们与通过内部和外部的区分而构成的内部秩序有关，“具有意志和权力的主体”并不先于战略，而是通过实施战略而成为区别于其他主体的主体。其次，战略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协调与外界交往相关的多种活动的尝试，它们是关于规则和控制的。战术与战略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具有从内部颠覆既定秩序和惯例的能力，成功的战术就是要抓住正确的时机。熟练的战术家能够理解并利用正确的行动时机，使其产生最大的效果。最后，塞托区分了话语战略（discursive strategies）和话语战术（discursive tactics），前者是关于叙事（即实践如何被安排成一个连贯的故事），后者是关于语言游戏（包括修辞、头韵、文字游戏、双关语等）。

塞托的这些概念对立足于实践的外交政策研究十分奏效。多边组织中的外交官必须将其所属政府的指示（“具有意志和权力的主体”）与他们所在的多边组织的具体限制协调起来。因此，他们通过或多或少适合其所属组织的具体战术来协调战略（其政府的目标和指示）。对于外交官来说，这些战术是对国际组织的社会秩序进行抗争和谈判的一种方式，目的是推进他们所在部门所定义的更广泛的目标。在观察外交官在不同机构中的实践时，有可能将该机构特有的实践（战术）和那些揭示更广泛战略的实践区分开来，这些战略在本国中央政府界定，并在多个地点由各种外交能力来进行实施。因此，我们有可能区分出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多个机构中被发现的、能反映出战略（并最终反映出动机）的连贯叙事；另一种是根据每个机构的本土词汇特色而量身定制的具体语言游戏。

为确定俄罗斯外交政策背后的主要动机，作者对俄罗斯在三个机构的外交实践进行了研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UNSC）、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和北约-俄罗斯理事会（NRC）。由于这三个机构在俄罗斯如何行使权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它们之间能形成一个很好的比较，可以观察到哪些属于俄罗斯的战略领域，特别是对西方国家，以及哪些战术是每个机构环境所特有的。

本文的经验数据是基于匿名条件下收集的126次采访。采访对象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外交官（从秘书到大使级别），包括21名俄罗斯外交官、34名来自“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和31名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例如欧安组织中的后苏联地区国家或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这样是为了避免将数据收集完全建立在基于西方或俄罗斯的观点上，从而有效评估俄罗斯的外交动机。

四、俄罗斯在多边组织中的外交实践

（一）北约-俄罗斯理事会

北约-俄罗斯理事会（the NATO-Russia Council, NRC）成立于2002年，取代了由1997年北约-俄罗斯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创始法案创建的永久联合委员会。它被设想为一个合作和建立共识的机制，每月举行大使级会议。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北约暂停了与俄罗斯在NRC框架内的所有实际合作，但保持了NRC大使级(及以上)的沟通渠道和一些军方对军方的接触。

就俄罗斯在NRC的叙事而言，俄罗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让北约将乌克兰局势视为既成事实，重新建立“正常”关系。俄罗斯的叙事坚持认为，NRC有必要尽快恢复正常工作，因为恢复对重大安全问题的战略讨论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俄罗斯方面推动的问题之一是北约与俄罗斯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可能性。俄罗斯官员坚持认为，乌克兰危机是北约扩张“不尊重俄罗斯”的结果，而北约-俄罗斯成立法案所带来的希望已经被北约的扩大所打破。虽然两种话语表面上是矛盾的（寻求反恐合作，同时指责北约），但这些话语实际上揭示了地位的问题。俄罗斯外交官对自己被北约国家当作恐怖分子对待表示强烈不满，同时又指责北约没有考虑到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欧亚大陆的特殊地位。在这两种情况下，俄罗斯的例外性和不被尊重的语义情绪都被调动起来。俄罗斯外交官使用的具体语言游戏反映了谋求合作的叙事与不断指责西方之间的矛盾。例如，在恢复NRC会议后，俄罗斯代表形成了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习惯，在会上公开以非常强烈的措辞批评北约。

俄罗斯代表尝试了不同的分化战术，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更容易打破北约共识的国家（匈牙利、西班牙、法国、德国和希腊）。然而，北约盟国迄今为止成功地协调了他们的信息传递，这给俄罗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挫败感。一位外交官坦率地承认，他们“更希望北约作为单个国家，而不是29个国家对付一个俄罗斯”。俄罗斯试图打破北约团结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公开表示对加入该联盟的前华沙条约国的蔑视的策略。在语言游戏方面，俄罗斯代表惯用有选择地提出历史事实，试图羞辱或挑衅中欧和东欧国家。

总体上，俄罗斯有着一种矛盾的叙事，既指责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造成的关系破裂，同时又似乎愿意在反恐问题上恢复“正常”关系，这反映了其对地位的重大关切。语言游戏和分化战术也支持了这一分析，处于对地位问题的关切，俄罗斯代表更倾向于对表面上的合作而不是对实质性的安全接触感兴趣。

（二）欧安组织

欧安组织有两个日常决策机构，即常设理事会（the Permanent Council, PC）和安全与合作论坛（the Forum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FSC）。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这场冲突一直是欧安组织的关注焦点，而欧安组织是唯一将各方聚集在一起的多边论坛。像在NRC一样，俄罗斯代表提出的一般说法是，西方国家应该为乌克兰危机负全责，因为他们没有“尊重”俄罗斯。俄罗斯代表热衷于对尽可能多的技术合作表现出兴趣，例如在反恐问题上。

不同的策略支撑着“西方应该为乌克兰危机负责”这一总体叙事。观察到的俄罗斯首个一致的策略是，否认自己是乌克兰冲突的一方（尽管有大量相反的证据，而且普京也承认了这一事实），并否认“侵略”一词，因此，在常设理事会和安全与合作论坛中都称这一局势为“内部冲突”。作为对这种语言游戏的补充，俄罗斯外交官使用了一些分化手段。

一些国家经常提出俄罗斯的人权问题。作为反击，俄罗斯在相关的衍生话题上攻击这些国家，例如，在法国或美国提出对新闻自由权的担忧，指责波罗的海国家将其讲俄语的人口视为“非公民”，指责德国歧视其老年人，或者隐隐对挪威的儿童权利感到担忧。这种搅浑水的战术与整体叙事是一致的:重点不在于声称俄罗斯优于西方国家，而是认为西方国家并不比俄罗斯好。

作为语言游戏的一部分，俄罗斯外交官指责西方外交官在提到乌克兰和人权等话题时将问题“政治化”。“政治化”的语义很有意思，因为它引入了“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的区别，前者的接触是合法的（因为俄罗斯不会因此受到批评）；而后者则应该避免，因为俄罗斯可能受到挑战。俄罗斯代表一直在推动取消对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ODIHR）的提供资金，官方说法是为了“重新平衡”欧安组织的活动使其朝着“硬安全”的方向发展，但也是因为他们对该机构专注于后苏联地区感到不满（俄罗斯代表还主张在美国设立ODIHR特派团）。

欧安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常规军备控制，其负责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开放天空条约》和《维也纳文件》最初并未被视为协调机制的一部分，而是独立的举措。然而，它们结合起来在欧洲形成了一个总体常规军备控制框架。俄罗斯将安全建设措施的发展与关于欧洲安全架构(尤其是北约)的更广泛讨论联系在一起，其语言与不断扩张的北约不尊重俄罗斯的叙事完全一致。这是俄罗斯在欧安组织框架中的长期主张和目标是重组欧洲安全架构，这将给予俄罗斯“应有的”地位。而俄罗斯外交官对安全与合作论坛主席组织的非正式会晤的态度，进一步证明了俄罗斯目前对与西方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接触缺乏兴趣。这些会议被认为是以更直接的方式表达关切和讨论安全问题的渠道。然而，俄罗斯代表根本不参加。

（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作为五常成员国，俄罗斯在联合国拥有强大的机构地位。俄罗斯发展的总体叙事方式是遵循传统路线，强调捍卫主权高于一切。因此，俄罗斯的默认立场是反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对主权国家事务的潜在外国干预，以及反对任何扩大联合国安理会作用和责任的行为。如2013年法国驻联合国大使提议引入两项措施，以促进五常之间的共事合议和合作精神：第一，在五常的非公开会议期间(在公开录音会议之前)，大使们将被授权脱去外套(而男士可以戴上领带)；第二，大使之间可以直呼其名。俄罗斯拒绝了这两项倡议，因为它想维护“委员会的尊严”，而地位问题显然与提案问题有关。正如一位俄罗斯外交官所解释的那样：“我知道法国人喜欢假装他们很随意，但这毕竟是联合国安理会”。

在谈判具体决议时，俄罗斯代表被认为不具备“最终妥协”的精神，不会为了摆脱僵局而采取“建设性的模糊态度”。对于一个代表来说，一种典型的外交战术是辩称某项具体建议可能会“越过本国中央政府的红线”。然而，对于俄罗斯外交官来说，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他们通常采取的态度是“在得到进一步指示之前什么都不给”。从实际情况看，这在一秘和大使之间形成了非常明确的分工：一秘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用复杂的法律论证来巩固俄罗斯的立场上，然后由大使决定何时妥协。因此，这一战术强调大使和联合国安理会全体会议（而不是更初级的委员会）的重要性，再次说明了俄罗斯对维持一个传统的联合国安理会的重视程度。

叙利亚问题是联合国安理会正在讨论的一个重点，这也显示出俄罗斯强烈的政治反对意见。2017年发生了游戏规则的一个重要改变，俄罗斯接连否决了延长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调查叙利亚化学袭击的任务的决议，并分发了一份决议草案，试图推翻OPCW检查员如何工作以及如何分享其调查结果的程序。通过这些决定，他们似乎将对传统主权的捍卫置于保护不扩散制度的共同利益之上。俄罗斯的这些绝对做法与防止对叙利亚“内部”事务的任何干涉和保持联合国安理会的卓越地位是一致的，但代价是进一步破坏了化学武器监管制度。

总结

本文显示了将阿德勒对社会秩序变化的理解与塞托对颠覆性战术的方法相结合的价值。阿德勒指出，变化是通过实践者的行为和实践发生的，实践者的行为和实践塑造了对一个特定实践共同体的背景知识，而塞托的理论则有助于研究这些行为和实践可能以什么形态呈现。

就俄罗斯在多边安全组织中的代表而言，首先，所有组织都在实施一种连贯的叙事，根据这种叙事，西方国家正试图遏制俄罗斯并破坏主权规范，然后俄罗斯将被迫扮演国际秩序守门人的角色。这种叙事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战略，并最终揭示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根本动机。美俄双边关系对俄罗斯代表合作意愿的重要性，以及俄罗斯对礼仪的重视和对军备控制制度的破坏，都预示着对莫斯科来说，自己被认真对待是目前比战略稳定更重要的关切。具体战术是努力改变多边组织内部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旨在为俄罗斯确立特殊地位和作用。这种塑造实践共同体背景知识的尝试是通过特定战术实施的：当俄罗斯代表认为他们“不可或缺”的角色受到挑战时，他们经常感到愤怒。这些都与强调俄罗斯精英的传统“大国”关注（和背景知识）的解释相一致，他们有着对国家间关系体系的高度等级化理解（其中势力范围被认为是正常的）、零和游戏的地缘政治心态以及围绕反对“西方”而组织的身份叙事。因此，各种多边安全组织所采用的叙事策略的一致性表明，它们显然试图通过特定的战术来改变（国际）社会秩序。

至少从2014年起，俄罗斯的优先事项就集中在地位问题上。为满足这些野心，俄罗斯愿意破坏战略稳定（从而破坏自己的安全）。其结果是，西方国家在与俄罗斯互动时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的困境。由于地位满足被确定为俄罗斯当前行为的主要动机，用于缓解安全困境的经典手段（透明度、军备控制）不太可能影响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但是，适应俄罗斯对大国地位的关注同样存在问题。首先，这些关切从未被明确指出，也不存在为安抚双方关系而必须满足的潜在清单。其次，即使西方国家愿意采取一些旨在安抚俄罗斯担忧的举措（可能是在一些西方组织中给予俄罗斯否决权、大幅削弱北约、以及放弃人权主张等），但可能带来的影响将是严峻的。考虑到俄罗斯对“大国地位”的定义，这种风险将不同于传统的安全困境，因为采取迁就政策不一定会招致俄罗斯的军事侵略，但事实上却会通过削弱西方国家的物质力量和规范影响力来损害自身的安全。

为推动评估俄罗斯对外决策的动机，审视俄罗斯的外交实践是很重要的。本文的分析表明，西方国家愿意与俄罗斯进行的大多数形式的接触，都可能达不到莫斯科的期望。因此，目前的紧张局势很可能是一种正常的互动模式，而短暂的改善与持久紧张会交叉出现，因为莫斯科认为这些改善不足以缓解其地位问题。

【编译者简介】

魏衍学，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副教授职称，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

【校对者简介】

万雪妮，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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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魏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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