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 编译

【文献来源】Peter A.G.Van Bergeijk, “EconomicSanctions and the RussianWar on Ukraine：aCriticalComparativeAppraisal”，ISS working papers，GeneralSeries，No.699，2022.

一、研究概述

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西方对俄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本文通过比较“1980年南方反种族隔离制裁”、“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制裁”、“2012年伊朗核能力制裁”以及“2014年美欧制裁俄罗斯”四个历史制裁案例，评估当前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潜力及缺陷，并尝试分析对俄经济制裁将如何影响俄乌局势。

二、主要概念解读

（一）关于“广泛制裁”或一般制裁

第一项基本共识是，制裁的有效性建立在发起方与目标方之间紧密的经济互动基础之上。否则，目标方可以通过寻找替代产品来规避制裁效应。国际社会的支持能增强制裁的政治影响。此外，有限的制裁目标比起宽泛的制裁目标更容易实现。第二项共识强调，广泛的一般性制裁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包括对发起方以及目标方的平民造成附带损害。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因为制裁受到不成比例的打击，导致不平等状况加剧；医疗卫生压力增加，儿童死亡率上升和预期寿命下降；人权状况、政治暴力等可能恶化。这些意外后果促使人们致力于对那些负有直接责任的精英决策者实施制裁。

（二）关于“聪明制裁”或目标制裁

目标制裁的理论基础源于经济制裁中的公共选择方法。这种机制认为，不同的群体将受到不同的打击——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制裁的设计是发起国内部对立的利益集团决定的。这意味着民主制度设计的制裁力度比独裁制度更弱。随着时间的推移，目标制裁的有效性有所增加，尽管在1991-2020年间，只有10%的制裁成功地强迫了目标方行为的改变。一般而言，目标制裁不应孤立地实施，有必要组合至少三到四种不同类型的制裁。

（三）关于银行渠道

许多制裁措施旨在制造财政困难。例如，撤回发展援助和停止优惠贷款，迅速驱逐出国际银行信息系统，以及冻结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等外国资产。在这些情况下，通过制裁发挥作用的银行渠道是直接且有力的。银行系统也与另一种制裁方式有关，即作为制裁成功的先决条件。如果金融体系面临压力，制裁可以通过扩大贸易缺口或储蓄缺口产生影响，即利用支付必要进口所需的硬通货约束和为资本存量扩张融资以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外国资本瓶颈。因此，潜在目标可能希望持有大型战略性外汇股票或运行经常账户盈余。

三、四个制裁案例的经验和教训

（一）20世纪80年代的反种族隔离制裁

对种族隔离的制裁已经持续多年。由于实施的是一般性制裁，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失败的。然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南非经济压力显著升级，主要是因为私营部门投资的锐减。当时私人银行和跨国公司开始认为，向种族隔离制度放贷和投资的政治风险太大。因此，在1985年南非债务危机期间，大量资本被撤出。这种削减投资的浪潮直接导致了南非经济的萎缩。并且，外国直接投资在获得现代技术和管理技术（国际资本流动的无形组成部分）方面具有重大的溢出效应。此种经济压力也在精神上打击了南非白人，长期经营的公司因为种族隔离制裁而无法继续在南非生存。

要点：削减私营部门投资是南非经济制裁成功的关键要素，这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具有启示意义。

（二）对1990年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的制裁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国际社会对其实施全面制裁。在土耳其端口石油管道并实施军事封锁之后，石油禁运变得更加容易。外国资产被冻结。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极短的四天时间内实现的。金伯利·埃利奥特在1990年12月写道：“从历史来看，反萨达姆的制裁是可行的。”联合国对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的制裁给伊拉克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并表明政治上的团结可以在短时间内实施难以规避的有力制裁。

然而，经济损害并不是制裁成功的充分条件。这表明，政治经济状况也是制裁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事实上，伊拉克领导层结束了对制裁的抗议，因为退让意味着“丢脸”，战术撤军可能会导致独裁者的垮台。最基本的一点是，目前并没有其他现实的可替代选择。此外，决策是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制裁的结果可能由风险和时间偏好共同决定。关键是伊拉克领导人缺乏一个可行的退出战略。

要点：伊拉克的情况表明，有效性是制裁成功的必要非充分条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提高可行的替代方案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制裁目标的退出战略是结束对俄制裁的关键。

（三）2012年对伊朗核能力的制裁

伊朗的情况似乎符合潜在的制裁条件。可以确定的是：1、制裁国和发送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相对密切但并非十分密切；2、寻找替代进出口产品的能力有限；3、通过新策略扩大制裁，即将伊朗排除在SWIFT（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系统之外，这使得处理国际支付变得更加困难，同时限制了其他双边经济流动。伊朗被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是历史上首次使用，代表了一个新制裁策略的产生。石油禁运严重影响了伊朗的经济状况，也是最终影响其政治体系的重要驱动因素。

要点：伊朗的案例说明由经济调整为减少贸易和投资流动所驱动的经济和政治动态的重要性。就制裁效力而言，制裁的最初阶段是影响力最强的阶段，效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对俄制裁而言，这意味着中期的机会窗口只有一个。这是唯一能够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机会。

（四）2014年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以及俄罗斯的反制裁

欧盟和美国对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的反应是实施旅行制裁和冻结资产。俄罗斯则对等地将美国和欧盟官员列入黑名单。这是一个针锋相对模式的开始，强势的俄罗斯制裁凸显了俄欧之间脆弱的关系。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之前，俄欧双边贸易超过俄罗斯GDP的20%，欧盟GDP的3%。尽管全面制裁对俄罗斯的经济影响要比对欧盟更大，但对欧盟的经济影响也不可小觑（俄罗斯2012年在欧盟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约为10%）。欧盟对俄罗斯出口的制裁是有选择性地实施的，只造成轻微的影响，而俄罗斯则能够对欧盟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更进一步地讲，重要的不仅是造成经济损失的权力，还包括经济损害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政治变革。这使得俄罗斯对欧盟的制裁不容忽视，特别是考虑到欧盟在设计和实施反制裁方面显然需要更多的内部协调。因此，欧盟选择只实施“明智的制裁”（目标制裁）。尽管欧洲可能遭受的反制裁成本比俄罗斯实际经历的要小，但由于欧洲更“民主”的性质，这种成本更容易转化为政治压力。

要点：2014年欧美的制裁以及俄罗斯的反制裁，体现了一种针锋相对的模式，解释了欧盟和俄罗斯各自在决策方面的相对脆弱性，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欧盟的制裁仍然相当有限。

四、制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影响

西方领导人和政策分析人士称，2022年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是史无前例的制裁。这一说法有点夸张。从2014年对俄的无效制裁中，西方几乎未学到任何经验和教训。由于这些制裁是“明智的”、“有针对性的”，因此这些制裁并未发挥作用，更大程度是象征性的。制裁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在经济上打击寡头和高级官员会对普京总统构成威胁这种想法是非常幼稚的。普京控制着整个局面，对这些想要生存的制裁对象而言，他的威胁更具威慑力。此外，针对与普京关系密切的目标实施“聪明制裁”，尽管对个人影响很大，但对更广泛的人群而言影响有限。并且，军事干预本身的成本也远远高于最初的预期，这种迹象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虽然2022年的制裁方案比2014年更为广泛，但是，这次西方正试图打击准备更好、更有弹性的俄罗斯经济。克里米亚危机期间的制裁是在俄罗斯经济更容易受到外国经济压力的背景下实施的，但与西方世界不同的是，俄罗斯从吞并克里米亚后的制裁中吸取了教训。俄罗斯还降低了在其他领域对西方的依赖程度，例如，俄罗斯中央银行开发了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作为一种替代方案。总而言之，俄罗斯从战略意义上减少了对外国的依赖，从而增强了其应对制裁的韧性。因此，“目标制裁”对克里姆林宫的影响有限。欧盟只能通过包括禁运资本商品和抵制俄罗斯能源等强烈制裁措施，来恢复欧盟制裁的可信度及声誉，因为能源是俄罗斯重要的收入来源。在目前跨国公司持续撤资的情况下，私营部门的活动更有可能改变俄罗斯当局的成本效益分析。

五、结论

东西方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降低会带来明显的风险，并可能导致国际安全的下降。因为冲突的代价将会降低，所以一个自给自足的俄罗斯可能（对西方而言）更危险，也更容易发动战争。同样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应该考虑制裁的解除问题。需要将重建互利和一体化作为工具，来寻求解决当前危机的办法。目前的学术辩论是关于如何设计（最优）制裁，但长期来看，更需要关注冲突的解决和制裁的解除。事实上，经济制裁的实施和解除并不对称。大棒和胡萝卜都很重要，这代表了消极的经济制裁和积极的经济制裁。最终，威胁和惩罚需要伴随着承诺和奖励。

【编译者简介】

刘洋，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对外关系。

【校对者简介】

董一兵，山西临汾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大外交智库研究员。本科就读于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期间获得一次三等学业奖学金。硕士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所学专业为国际政治，在读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业奖学金。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文章一篇。邮箱：dongyb20@l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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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刘洋

校对：董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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