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雪妮编译

【文献来源】Kathleen Collins1 and Erica Owen,“Islamic Religiosity and Regime Preferences: Explaining Support for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Islam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Vol.65, No.3, 2012,pp.499-515.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背景

（一）研究问题

宗教或宗教信仰是否影响了穆斯林的政体偏好？宗教性为什么以及如何塑造政体偏好？宗教狂热是否影响政体选择？本文的研究主题是：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与政体偏好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背景

几十年来，学者、政策制定者、伊斯兰宗教领袖和活动家一直在争论两个关键问题：穆斯林想要民主吗？他们必然倾向于支持某种形式的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吗？换句话说，宗教归属或宗教信仰是否影响穆斯林的政体偏好？或者他们对某种民主的偏好？厘清这些问题至关重要。

首先，就现实层面而言，欧亚国家自1991年以来出现了广泛的宗教复兴——包括宗教活动的增加和宗教教育的增长。经验趋势表明，在研究政体偏好时，宗教信仰是一个潜在重要的独立变量，尤其是在美国试图影响从吉尔吉斯斯坦到阿富汗再到伊拉克等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民主转型之际。

其次，在理论层面上，学界通行的普遍主义理论往往缺乏个人层面的系统检验，忽略了重要的地区差异，或者无法探究穆斯林人口是否像西方政策制定者和政治理论家那样理解民主。数十年来，学界一直存在关于宗教和政治之间关系的两大争论。第一个争论是宗教对支持民主影响的两极分化的辩论：如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主义观点及其他文化主义者认为伊斯兰教决定了穆斯林的政治偏好，并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非民主的”；其他学者则坚持认为所有宗教都存在“多元的声音”，伊斯兰教也不例外，其政治角色会随时间而变化，其本质也并非反民主的，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并不影响其支持民主，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穆斯林都支持民主。

第二个争论涉及民众支持政治伊斯兰的根源。政治伊斯兰源自20-21世纪的一场政治运动，其特点是基于一种宗教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拒绝民主，并呼吁建立一个基于沙里亚（即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宪法或法律，或直接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争论的一方是在媒体和政策圈中很受欢迎的文明主义观点，他们将政治伊斯兰描述为植根于一种不变的、神权、反民主、反西方的伊斯兰教。反对者则认为，无论是宗教还是宗教狂热都不会引起公众对政治伊斯兰的支持，穆斯林对政治伊斯兰的支持更多地建立在经济、政治或对领土不满的结果上。同样，“宗教经济”学派在解释宗教的政治作用时也更多强调物质利益而非神学或宗教信仰。

上述理论和现实层面的争议构成本文的研究背景。本文以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和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两个穆斯林占主导的国家为案例，开展了两项调查，以探索宗教信仰对个人政体偏好（即民主和政治伊斯兰）的影响。

二、研究框架与设计

（一）概念界定

由于学界对“民主”、“伊斯兰民主”、“政治伊斯兰”等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如果将西方对民主的理解套用在穆斯林世界，则无法探究穆斯林人口是否像西方政策制定者和政治理论家那样理解民主，所以本文在调查访谈中对这些概念作了细致的区分，以便帮助建立穆斯林人口对民主理解的正确认识。

1、民主。本文将民主理解为自由民主（liberaldemocracy），其内涵援引自罗伯特·达尔对民主的界定。自由民主要求自由、公平、规范和竞争性的选举；宪法制度不保障对选民不负责任的行为体；横向问责制；普选权；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广泛、平等的政治和公民自由。自启蒙运动以来，自由民主理论家一直主张世俗主义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因此没有任何一种宗教享有制度化的政治权力或作为法律基础的特权。

2、世俗主义。库鲁（Ahmet Kuru）认为，世俗主义是自由民主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形式。前者试图将宗教从公共领域中抹去（例如，土耳其限制公共场穿戴伊斯兰服饰）。在被动世俗主义下（例如美国），国家寻求对所有宗教保持“中立”。本文中大多数受访者将“世俗民主”定义为“自由”、“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

3、伊斯兰民主。伊斯兰民主的构成是一个具有争论的话题。伊斯兰政党领袖、理论家和神学家之间几乎没有共识，更不用说广大穆斯林公众了。本文将其界定为：一种世俗民主的替代性制度，基于一些基本民主制度（例如选举和问责制），但允许不自由的宗教影响宪法和法律，而牺牲国家宗教中立和一些核心自由原则和个人权利。概而言之，伊斯兰民主是指赞同民主程序并坚持伊斯兰信仰的制度选择。

4、政治伊斯兰主义。阿尤布（Mohammed Ayoob）认为，政治伊斯兰是一种现代现象，要求“将伊斯兰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伊斯兰主义者有许多派别，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倾向于广泛使用这个术语。然而，必须在概念上区分那些接受民主和完全自由选举的人（即伊斯兰民主）和那些拒绝民主而支持另一种形式的伊斯兰国家（政治伊斯兰）的人。在这种分类中，只有后者寻求伊斯兰主义，或政治伊斯兰政体，追求某种理想化的、非民主的现代伊斯兰国家，如20世纪的伊朗、沙特、苏丹与巴基斯坦。其他伊斯兰主义者则呼吁回归哈里发，即回归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纯粹”或“古典”的伊斯兰国家。然而，当伊斯兰教徒呼吁重建哈里发国家时，他们援引的是一种对哈里发的非历史性解释，即在哈里发的统治下实现政教合一；他们拒绝民主、高度不自由（尤其是在妇女和非穆斯林权利方面），与其他伊斯兰主义者不同，他们拒绝民族国家。从全球来看，哈里发拥护者是穆斯林中的少数，但他们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中很普遍。

（二）框架与假设

1、本文框架

首先，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理论和经验上系统地检验了宗教信仰在个人层面对政体偏好的影响。通过将建构主义和观念方法（Ideational Approaches）引入宗教研究，作者认为在欧亚地区的穆斯林中，宗教狂热强烈地塑造了个人的政体偏好。然而，仅仅凭借穆斯林的民族文化这一条路径并不能说明问题。所以，作者首先挑战了穆斯林中对民主支持的标准衡量标准，认为尽管欧亚大陆的穆斯林强烈支持民主，但支持的程度远比其他研究所呈现出的要低，而且也更具矛盾性。

其次，作者证明了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会影响一个人的政体偏好。宗教信仰影响了穆斯林对于伊斯兰民主与世俗民主的选择、对于非世俗政府与世俗政府的选择、以及对哈里发的支持。虽然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不是影响政体偏好的唯一因素，但它是强有力的预测因素。

最后，作者呼吁重新审视关于宗教和政治的本质主义（文明主义）、现代化主义和理性主义（经济理论）。本文的案例对本文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强检验，对其他主要竞争性假设进行了弱检验。

2、本文假设：宗教狂热会影响穆斯林的政治偏好

假设1：更虔诚的穆斯林更偏好以宗教为导向的政权而非世俗政权。相比之下，较少接触宗教实践、思想、教义或名义上的穆斯林（那些被认定为具有民族文化赋予的身份但不信教的穆斯林）可能会拒绝宗教规范和法律的影响，并认为这些宗教规范和法律是不自由的。

假设2：更虔诚的穆斯林更偏好宗教导向的“伊斯兰民主”而不是“世俗民主”。对伊斯兰民主的偏好意味着对某些民主制度的偏好（如自由选举）。持这种民主偏好的人认为自己是穆斯林，根据伊斯兰教法为自己辩护，并在公共领域给予伊斯兰教特权地位，或至少在某些法律中给予伊斯兰教法特权地位。

假设3：更强烈的宗教信仰可能会让人们更支持被定义为哈里发的政治伊斯兰主义。这种宗教狂热将预示着对以宗教为导向的政体的支持，但这一类型的穆斯林群体很可能发生分裂，例如一些人更喜欢伊斯兰民主，而其他人支持哈里发国家或其他形式的政治伊斯兰主义。

对政治伊斯兰的支持——这是一类非民主政体，明确将宗教作为法律的主要来源，可能赋予宗教领袖或政党在政治中主导性或排他性角色，并限制自由选举——会受到宗教狂热的影响。

（三）案例选择与调查方法

首先，尽管阿塞拜疆有99.2%的人口是穆斯林，吉尔吉斯斯坦有86.3%的人口是穆斯林，但像欧亚大陆的其他穆斯林国家一样，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斯坦由于苏联时期的历史经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非常世俗的。因此，这两个国家是穆斯林世界中最不可能发现宗教信仰影响政治偏好的典型案例之一。所以本文选择了这两个反假设的简单案例来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这些反假设认为宗教狂热对政治偏好（无论是对民主还是对政治伊斯兰）没有影响。这一方面使得对本文假设的检验更加复杂和困难，另一方面如果假设得到验证，则说明本研究的理论假设和论证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其次，把重点放在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斯坦也能够检验两个非阿拉伯地区的案例。因为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世界上少数穆斯林居住的阿拉伯国家。本文的新数据扩大了穆斯林民意分析的范围。

再次，在方法上将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匹配也是有用的，因为它们在政治和宗教压制程度上表现出差异。如果宗教信仰影响不同制度背景下的偏好，这表明宗教信仰更广泛地影响偏好。虽然本研究不能测试制度的影响，但是在对案例进行建模时没有捕捉到重要的政治差异，因此，制度背景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最后，在调查方法上，本文使用了设置焦点小组和面对面访谈的方法，使得本研究具有相对较高的回复率，这提高了本研究的结果质量。除了支持“民主”的问题，调查还询问了对伊斯兰教或世俗民主以及政治伊斯兰的各种变体的偏好。这些问题由广泛的焦点小组提出，以反映人们如何讨论政治选择，也借不同的政治选择来间接验证本文的假设。

（四）假设检验及对既有研究的挑战

1、假设检验

本文的样本只包括那些自认为是穆斯林的受访者(在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的案例中分别有1176和892个)。作者构建了四个模型来检验本文的假设及其他竞争性假设，这些模型以不同的方式对因变量进行了操作，即：民主/非民主、世俗/非世俗、世俗/伊斯兰民主和哈里发，从而更全面地了解穆斯林人口对各种形式的民主和政治伊斯兰的偏好。

衡量对民主的支持时可能面临两个问题。其一，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同一个调查项目，即受访者是否同意“民主本身虽也存在问题，但其要优于其他政体”。这一调查项目的问题在于，受访者可能在该项目回答中支持民主，同时在其他项目回答中支持“威权”。但研究者在得出结论时往往会忽略这个问题，认为受访者对民主给与了高度积极评价。本文的调查也存在这一问题，即受访者对民主的支持存在强烈的矛盾性。

其二，在日益倾向于区分世俗民主与伊斯兰民主的趋势下，对民主的支持并不必然等于对世俗民主的支持。鉴于此，一个抽象的问题无法精准反应所有受访者对伊斯兰民主的理解。为了更好地阐明政治偏好，作者在几个调查项目中向受访者提供了一系列世俗的和伊斯兰的选项。例如在其中一个项目中，受访者被要求表达对穆斯林国家的宪法类型（世俗威权主义、世俗民主、伊斯兰民主、伊斯兰教法）的偏好。因此，受访者可以明确地在世俗和非世俗政权之间做出选择，因而使得作者能够评估伊斯兰宗教信仰——至少是象征性的——对政权偏好的影响程度。（对假设1的检验见模型1）

模型1.首选政府形式

在模型1中，作者考察了对任何民主（世俗或伊斯兰）的支持高于非民主。

在模型2中，作者考察了对任何世俗形式政府的支持，以及对任何非世俗的伊斯兰替代方案的支持。

在模型3中，作者通过更具体地比较那些选择“世俗民主国家”与反对“伊斯兰民主国家”的人，来解释对世俗民主和伊斯兰民主的支持。

在模型4中，作者使用一个测量哈里发支持度的调查项目来检验对政治伊斯兰的支持度。

上述4个模型测试了相同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自变量:宗教信仰。通常情况下，对宗教信仰进行衡量的指标是阅读《古兰经》或去清真寺的频率。然而，这些指标并不适用于欧亚国家，比如在阿塞拜疆，人们非常害怕因参加清真寺活动而被捕。此外，德威斯（Devin DeWeese）认为，按照伊斯兰价值观和公共仪式在家进行祈祷和朝圣活动，更能反映这些欧亚国家和地区的宗教信仰。基于此，本研究的调查项目要求受访者自我评估他们的宗教信仰。作者对回答进行了编码，范围从1（无信仰者）到5（笃信者）。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平均宗教信仰程度分别为3.25和4.37。每一个模型的结果对于使用自我报告的测量、观察到的宗教实践/仪式和穆斯林自我认同的指数都是稳健的。

控制变量:上文讨论将现有文献和假设提出的用以解释世俗民主和政治伊斯兰支持度的各种因素均视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因此，在每个模型中，作者针对突出的竞争性假设进行了对比。（1）腐败，阿塞拜疆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治腐败程度非常高，本文对腐败的关注被编码为二进制变量，1表示“腐败是非常严重的问题”，0表示“其他”。（2）宗教压迫，1表示“亲身经历过宗教压迫”，0表示“未经历过”。（3）教育。（4）城市化。（5）经济状况，根据受访者的自我评估，经济状况从1（非常差）到5（非常好）编码。（6）负面就业预期，如果受访者表示她或他对找到全职工作的可能性持负面或非常负面的看法，则负面就业预期是一个等于1的虚拟变量。（7）年轻，如果受访者在阿塞拜疆数据中年龄小于30岁（28.0%），在吉尔吉斯斯坦数据中年龄小于35岁（40.8%），则年轻是一个等于1的虚拟变量。（8）受西方威胁的价值观，用以表示受访者是否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受到了西方的威胁。（9）性别不平等，编码从1（最平等的观点——妇女可以做任何工作）到3（最不平等的观点——妇女应该只做家务和抚养孩子）。（10）女性，是性别效应的虚拟变量。

2、结果分析

模型1显示，宗教信仰在阿塞拜疆样本中没有显著影响，但它确实显著降低了对吉尔吉斯斯坦民主的支持。在模型2中，假设1得到了强有力的验证支持，即宗教虔诚程度的增加对世俗政体的支持具有负面而显著的影响，同时没有发现对竞争假设的一致支持。模型1和模型2表明，对宗教/世俗政权偏好提出更细致入微的问题很重要。因此，模型3分析了世俗民主与伊斯兰民主的支持程度，假设2在两个案例中都得到了检验，即在面对世俗民主和伊斯兰民主的选择时，宗教信仰在统计及实质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两个案例皆显示，随着宗教信仰的增加，支持伊斯兰民主而非世俗民主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相反，上述模型对其他竞争性假设的支持与挑战如下（见模型5）：

（1）文明主义者，如亨廷顿、凯杜里（Elie Kedourie）等人，假设宗教决定政治价值。他们将伊斯兰社会视为一个从未接受世俗权威的完整社会体系。因此，身为穆斯林会导致一个人拒绝民主，支持政治伊斯兰主义。作者借鉴了美国学者的见解——政治偏好中存在“宗教因素”，并提供了一种有用且可推广的方法来评估宗教与宗教狂热。然后，以建构主义和观念理论为基础，论证宗教性塑造了一个人的身份，从而塑造了一个人关于政治和合法政体的价值观和想法。基于此，本文将宗教视为一种被建构的身份。区分了宗教和宗教性。该研究通过宗教信仰来测度宗教对政体偏好的影响。首先，宗教信仰通过塑造个人的价值观、信仰和实践来帮助形成个人身份；宗教信仰构成了自我。因此，宗教信仰会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观点和偏好。其次，宗教的观念成分阐述了关于正义的和道德的政体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文明主义模式认为仅仅是穆斯林就会导致人们拒绝民主，支持政治伊斯兰。甚至有宗教信仰的穆斯林也分为各种类型的非宗教政体的支持者（从伊斯兰民主到哈里发）。宗教信仰并不决定对抽象的“民主”的拒绝，其效果因情况而异。正如建构主义者对身份的关注所表明的那样，更高的宗教信仰预示着对各种非宗教制度的强烈偏好，但并不能决定人们会偏好哪种非宗教制度。因此，宗教性反映了不同“政治神学”的“多元性”。

（2）宗教经济学派。该学派期望用经济或组织利益来解释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并将这种理性选择方法扩展到个人层面，他们认为较贫穷的妇女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因为它提供了经济保障。在决定世俗民主和伊斯兰民主之间的选择时，宗教信仰在统计学上和实质上都很重要。研究证明，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对所有情况没有统一的影响。只有在阿塞拜疆，经济地位才会对支持世俗主义的可能性产生积极影响。经济因素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很难普遍和决定性地支持伊斯兰民主，而不是世俗民主。

（3）以韦伯为代表的现代化和以勒纳（Daniel Lerner）、李普塞特为代表的世俗化理论家，其通常着眼于社会层面。他们认为，现代化进程——城市化、工业化和扫盲——带来了社会宗教衰落和有利于民主的世俗自由价值观的崛起。在个人层面，西夫西（Sabri Ciftci）认为，现代化变量更好地预测了穆斯林世界对民主的支持，而宗教狂热没有影响；然而，他的分析揭示了宗教狂热在几个国家（例如土耳其）确实有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现代化理论在解释穆斯林人口对政体偏好选择上的不足，且没有阐明宗教狂热对政体偏好的影响。

（4）其他关于民众支持政治伊斯兰而非民主的假设：特斯勒（Mark Tessler）的“政治经济”论点整合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不满，认为低生活水平、高失业率、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对腐败的不满以及住房不足都助长了对政治伊斯兰主义的支持。一些学者认为，要么是性别、要么是非伊斯兰的宗教规范破坏了对民主的支持，并推动了对政治伊斯兰的支持。对这些研究假设，作者认为它们实际上并没有测试宗教虔诚的效果，所以得出的结论并不十分具有说服力。研究显示，在阿塞拜疆，腐败和宗教压制对支持伊斯兰民主产生了积极和重大的影响。然而，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样本中，那些最关心腐败的人不太可能支持伊斯兰民主；在阿塞拜疆的样本中，高等教育对那些就业预期为负的人的影响是增加了支持伊斯兰民主的可能性，然而，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样本中没有发现这一点。重男轻女的规范导致对以伊斯兰教为导向的政府的更大支持这一假设在吉尔吉斯斯坦得到了支持，但在阿塞拜疆没有。性别本身对支持伊斯兰民主没有任何影响。

三、结论与建议

首先，正如建构主义和观念主义观点所暗示的，宗教认同和价值观确实会影响政体偏好。在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宗教信仰都是政体偏好的重要解释变量，无论是被表述为民主/非民主、世俗/伊斯兰民主、世俗/非世俗宪法，还是哈里发国家。本研究直接挑战了关于宗教和民主以及支持政治伊斯兰的两大辩论中的主流观点。本文对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和理性主义/经济理论表示怀疑。本文的研究显示，城市生活会导致对世俗民主的支持，但无法证明对就业前景有负面预期的人或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更有可能支持政治伊斯兰。本研究对性别规范假说部分支持，对高等教育和负面经济前景作为政治伊斯兰预测因素的支持则有限。

其次，宗教信仰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比目前存在的情况更复杂。未来的工作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和有条件的民主支持之间的潜在关联。在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提倡自由、世俗民主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需要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

再次，本研究不能普遍解释穆斯林的政体偏好，但本文的发现和假设有助于促进宗教信仰和政体偏好理论的发展。除了这些案例之外，本文的调查结果最适用于个人面临国家世俗化和政治压迫以及随之而来的宗教自由化的其他案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土耳其等。来自土耳其的证据显示，更多的穆斯林对宗教导向的政府有类似偏好。

最后，作者强烈建议进一步探索宗教的因果作用，同时避免决定论的争论。学者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宗教和宗教狂热影响政体偏好的条件，以及对自由民主的影响。未来的研究不应将穆斯林世界视为固有的宗教的、非理性和反民主的，也不应将其视为世俗、理性和亲民主的。相反，未来的研究应该认识到，在穆斯林世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宗教狂热往往会塑造和影响政治偏好，但这种塑造和影响并不总是明确和直接的。

【编译者简介】

万雪妮，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校对者简介】

陈明霞，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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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万雪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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