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峻溯编译

【文献来源】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Linkage versus Leverage. Rethinking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Regime Change,”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8, No.4, 2006, pp.379-400.

一、引言

对冷战以来政权更迭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民主化”这一现象的国际层面的极大关注。学者们指出了各种形式的外部影响，包括扩散、西方民主的推动、多边条件以及新通信技术和跨国人权网络的传播。然而，人们对冷战后的国际环境与政权结局之间的关系仍知之甚少。最近的证据表明，许多被广泛研究的国际影响模式（包括制约性条件、美国政策和民主援助计划）都没有产生持续的“民主化”影响。“民主化”在中欧和拉丁美洲地区比在非洲、东亚和后苏联空间所产生的影响更大。

新的用以分析制度变迁的国际框架有助于解释这些模式。在这一框架内，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在两个层面发挥着作用：其一，西方的影响力（Western Leverage），或称之为政府容易受到外部“民主化”压力的程度；其二，与西方的联系，或称之为特定国家与美国、欧盟和西方主导的多边机构之间的联系的密切程度(经济、政治、外交、社会和组织）与跨境流动(贸易和投资、人员和通信)。联系和影响力的差异导致了“民主化”影响的跨国差异。在联系广泛的地方，如在中欧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国际压力是强烈和持续的，有时甚至在国内条件不利的国家也有助于实现“民主化”。较低水平的联系创造了一个更宽松的国际环境。在联系和西方影响力都很低的地方，例如中东、后苏联空间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外部压力的程度和有效性是有限的。因此，国内因素在形成政权的最后结局上占主导地位。在联系较低但西方影响力较高的地方，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国际压力缺乏持续性，且只部分有效。这种情况可能削弱威权主义，但很少能够产生“民主”。

二、冷战后的国际环境与“民主化”：外部影响的范围与限制

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化”趋势。但是，这种影响在各个区域存在很大差异。民主思想和制度并没有在全球平均地扩散，实现“民主化”取决于与西方的地理和文化接近程度。因此，“民主化”在中欧和拉丁美洲地区比在非洲、东亚和后苏联空间所产生的影响更大。新信息技术和跨国人权网络的影响也因区域而异：互联网和人权组织在中欧和拉丁美洲的传播速度更快，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地区而言所产生的影响更大。在促进西式民主方面，地区差异也很明显。20 世纪90 年代，美国和欧盟成员国在美洲和东欧地区积极和持续地促进民主，而“民主化”的目标则在中东和东亚地区被经济和安全目标所压倒。在非洲，美国的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冷漠和忽视”。总之，虽然外部压力在削弱独裁政权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其对“民主化”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在一些区域（中欧、拉美)，促进“民主化”的国际层面因素比其他区域(非洲、后苏联空间)更“厚实（thicker）”。

三、影响力与联系

分析国际影响的另一个框架可以捕捉和解释对“民主化”外部压力的变化。这一框架分为两个方面：西方的影响力和与西方的联系。

西方的影响力（Western Leverage）是指现任政府对外部“民主化”压力的脆弱性。这种压力可能以各种方式进行施加，包括积极的条件（例如，欧盟成员国资格)、小规模制裁(援助撤出、贸易制裁）、外交说服于军事力量。西方影响力发挥的作用主要植根于国家的规模和经济实力。经济规模小、依赖援助的“脆弱国家”政府（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比那些拥有雄厚军事或经济实力的大国（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影响。

西方的影响力可能受到两个额外因素的限制。第一，区域性大国（Regional Power）是否存在。亚洲（中国、日本)、后苏联空间(俄罗斯)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非、法国）的区域性大国有时向邻近的政权提供关键的财政、军事或外交支持，从而减轻来自西方的影响。相反，在中欧和美洲，20世纪90年代，除了欧盟和美国之外，没有其他区域性大国存在。第二，西方的影响力可能受到相互竞争的外交政策目标的限制。当西方列强对某一国家存在重要的经济或者安全利益且这种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独裁政权可能会通过将自身以及政权稳定作为保护西方利益的最佳手段来抵御外部对“民主化”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民主问题更有可能分裂西方列强，从而限制它们采取有效惩罚行动的能力。

与西方的联系（Linkage to the West）可以被定义为特定国家与美国、欧盟和西方主导的多边机构之间的联系的密切程度与跨境流动。它可以分为五个维度。经济联系包括贸易、投资、信贷以及双边和多边援助流动。地缘政治联系包括与西方政府的联系以及参与西方主导的联盟、条约和国际组织。社会联系或人员跨界流动包括移民、旅游、难民和散居社区，以及西方的精英教育。通信联系，即信息流动，包括跨境电信，互联网连接，以及西方广播电视的渗透和覆盖程度。跨国民间社会联系包括与西方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党组织的地方联系。

作者认为，与西方的联系产生了几个反对威权压力的来源：第一，它增强了相关国家内部“不民主”行为的国际显著性。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大量渗透、密集的人流和交流，以及广泛的精英接触，增加了政府滥用权力在西方首都成为“新闻”的可能性。第二，联系增加了西方政府采取行动应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可能性。更多的媒体报道和非政府组织、流亡团体及其西方盟友的游说增加了西方政府采取行动的压力。第三，在联系广泛的地方，无数的个人、公司和组织与西方保持着个人的、金融的或专业层面的联系，这使得国内民众的偏好向民主方向转变。第四，联系重塑了相关国家政权内部的权力平衡，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反对派与西方政府机构、政党和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也成为了反对派获得资金和组织支持的关键来源。

影响力和联系之间的关系对跨国网络学者所讨论的“回旋镖”和“螺旋”效应具有重要影响（见图1）。国际反应不仅给政府，而且给无数国内政治和经济行为体带来沉重的代价。因此，违反规范的政府不仅面临着双重“回旋镖效应”，还可能因滥用权力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引发敌对反应。

图1联系与回旋镖效应

四、国际“民主化”压力的影响力、联系和变化

不同程度的影响力和联系对于理解国际“民主化”压力的跨国差异至关重要。实际上，影响力和联系的不同组合创造了不同的外部环境。在这些环境中，国内和国际力量对政权的结局所产生的相对影响差别很大。在西方影响力和联系很高的地方，国际因素可能是决定性的，即使在国内条件不利的地方，也有助于“民主化”。在影响力和联系低的地方，国内因素更有可能占主导地位。

如表1所示，在联系和影响力很高的地方，如中欧和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外部“民主化”压力将是持续和强烈的。独裁政权的侵犯人权行为可能会引起国际关注，并招致使其付出高昂代价的惩罚，而这往往因国际主导的国内选民的反对而被放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政权不可能生存下来。如果联系很高，但西方的影响力相对较低，外部“民主化”的压力的扩散是间接和缓慢但，但仍然可能是实质性的。尽管没有直接的外部压力，但各国政府仍面临国际媒体、跨国人权网络和国内支持者的严格监督。因此，正是在高度联系和西方影响力很强的背景下，国际影响最为明显。在这种环境下，即使在国内民主条件相对不利的国家（例如尼加拉瓜和罗马尼亚)也可能实现“民主化”。在西方影响力强但联系低的地方，国际“民主化”压力将是间断的，而且只有部分有效。在外部高度脆弱的情况下，全面的威权主义将难以维持。如果联系和西方影响力都很弱，“民主化”的压力将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也可能无法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应，即使采取了惩罚性行动，也不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政权的最终结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因素。因此，无论是专制政权崩溃还是实现“民主化”，都需要比上文讨论的其他情况更有力的国内因素推动。

表1联系与杠杆的变化如何塑造“民主化”的外部压力

五、1990-2004年国际环境和竞争权威制度的变化

作者通过四个案例说明了联系和杠杆影响制度成果的机制：强联系和西方影响力——斯洛伐克；强联系和弱西方影响力——墨西哥；弱联系和强西方影响力——赞比亚；弱联系和弱西方影响力——俄罗斯。

斯洛伐克与欧盟的密切联系和对欧盟的依赖使它成为一个强联系和西方影响力的例子。即使在斯洛伐克90年代中期相对孤立的时期，与欧洲的社会、通信和民间社会的联系也很频繁，斯洛伐克人可以广泛接触欧洲媒体。此外，欧盟国家向公民团体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培训，斯洛伐克政治家与西方政治家和政党网络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墨西哥是一个强联系和弱西方影响力的国家。尽管美墨关系具有复杂的相互依存性，但双边关系在1982年后因经济一体化而得到扩展和深化，最终于1993年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使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翻了两番，并使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移民、交通、通讯和媒体联系扩大，两国之间的政治互动在各个层面上成倍增加。在墨西哥国内，受过美国教育的技术官僚们的崛起也体现了这种联系。同时，西方的影响力相对较低。墨西哥经济的规模和重要性限制了其对外部“民主化”压力的脆弱性。虽然美墨关系高度不对称，但是贸易、毒品、移民和安全等问题削弱了美国采用“民主化”措施的动机。

赞比亚说明了在没有联系的情况下附加条件的许多限制。赞比亚是世界上最贫穷和最依赖援助的国家之一，它显然受到西方的影响很大。在没有相互竞争的外交政策问题或区域大国的支持的情况下，该国极易受到外部“民主化”压力的影响。同时，赞比亚与西方的联系也很薄弱。在地理上，赞比亚与欧洲和美国相距甚远，与西方的经济联系微乎其微。西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普及率很低；在国外接受教育的赞比亚精英相对较少；只有少数精英能够定期接触西方新闻和思想。此外，商界对政府关系的依赖限制了西方可用的相互交织的压力点的数量。

俄罗斯是一个低西方影响和低联系的例子。虽然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危机增加了俄罗斯的对外依赖，迫使它寻求西方援助，但该国易受外部“民主化”压力的影响却被几个因素所抵消，包括其规模庞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以及最重要的是其持续的军事和地缘战略意义。

六、结论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1989年后的国际环境对“民主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研究表明，大多数包括军事力量、外交说服、条件限制和民主援助计划在内的直接西方干预，并没有持续地产生民主结果。在解释这一模式时，这一分析的重点与其说是国家直接支持或多边促进民主（利用影响力)，不如说是将国家与西方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社会、通信、政府间和跨国民间社会关系(联系的影响）。广泛的联系增加了独裁行为的成本，增加了暴政的显著性，提高了西方做出反应的可能性，并为遵循国际规范的行为创造了广泛的国内支持者。这样，联系就模糊了国际和国内对“民主化”压力之间的区别，将国际或地区民主期望转变为强大的国内需求。

编译者简介

张峻溯，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7级本科生。曾任兰州大学副班主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办公室助理、学生会主席等职务。现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党支部副书记。在校期间参与、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两项；发表学术论文一篇；曾获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三等奖学金；兰州大学“优秀学生会干部”、兰州大学“优秀副班主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校对者简介

尉锦菠，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曾获得吉林大学三等学业奖学金两次，兰州大学一等学业奖学金一次。2018年曾参加由吉林大学主办的首届全国本科生“北辰”政治学与公共管理论坛。2020年获得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三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二等奖。2021年获得第二届“萃英杯”欧亚研究研究生论坛二等奖。研究兴趣为：社会运动与制度变迁、非传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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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张峻溯

校对：尉锦菠

审校：李益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