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019年吉尔吉斯斯坦“八月事变”是其内部政治势力角斗，不是“颜色革命”；“泛突厥主义”再度泛起，应引起关注；中亚国家真正解决“去极端化”问题，任重而道远；中亚国家间划界工作复杂，但有较好进展；近年美国插手中亚，旨在搞乱新疆，不择手段，且迫不及待。

【关键词】中亚 吉尔吉斯斯坦 “泛突厥主义” 去极端化 划界

【作者简介】但杨，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中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 潘志平，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中亚研究院）“天山学者”讲座教授，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出处】《中亚研究》第7期，第11—21页。

中亚五国是我国西部邻邦，独立近30年来，各国国家整体状况尚好，尤其与毗邻的中东地区相比，安全形势大体平稳。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进程，其间存在历史与现实交叉的矛盾情况，五国在建国实践中先后分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同样面临各种威胁与挑战。当前，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基本集中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本文着重谈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八月事变：吉尔吉斯斯坦的再次“颜色革命”？

自2010年以来，吉尔吉斯斯坦整体政局形势趋稳， 2017年平稳顺利完成权力交接。但2019年夏吉尔吉斯斯坦政局风云突变，现任总统热恩别科夫于8月8日动用特种部队将前任总统阿坦巴耶夫逮捕。政权更替期间，首都比什凯克并未出现突发的暴乱，市中心广场上围观者众多，纷纷用手机“直播”现场的状况，政治“革命”被娱乐化。国际社会方面对此次“政变”也并未给予特别关注，仅有吉尔吉斯斯坦当地媒体与部分俄罗斯官方媒体进行了相关跟踪报道。

2005年与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发生两次政变。此次能否定义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再次“颜色革命”？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称，21世纪吉尔吉斯斯坦 “颜色革命”配额已用尽，其中饱含调侃之意。“颜色革命”作为21世纪才出现的政治现象，综观其发生过程，无一不有西方势力以“民主”“自由”为旗号的蓄意干涉。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政变可谓真正意义上的“颜色革命”，而2010年的政变仅能定义为国内政治冲突，2019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八月事变”也仅是国家政治内部政治矛盾，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

（一）脆弱的民族国家

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指出：“在这10年里，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诞生的国家，暴露出它们不过是‘虚式国家’(Pseudostates)的本质。它们不是缺乏稳定的政府机构，就是缺少内在的凝聚力或民族意识。在这十年里，国际关系紧张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体制)的分裂与经济、文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即全球化之间的冲突。”果我们接受“虚式国家”的概念，那么吉尔吉斯斯坦正是这样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从未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也从未有为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努力奋斗的历史。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新民族国家政治单位与运行机制的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聚均面临“白手起家”的严峻挑战。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已经20余年，但这些在国家构建过程中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其民族国家的脆弱程度可想而知。

（二）滞后的“部落社会”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社会经济生活陷于停滞，现代民族进程十分缓慢。十月革命前夕，中亚国家各民族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当时大部分学者无法清晰判断中亚民族的界限。1924年，苏联政府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进行了“民族识别”。吉尔吉斯族至今仍未完全达到自身民族整体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部落认同阶段。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分野的问题，时人多从南北权力分配、经济发展角度来认识，但其深层次原因是吉尔吉斯斯坦南北间存在“部落裂断带”，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历史文化断裂”。2000年，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奥什被定为第二首都，这展示了吉尔吉斯斯坦“二元”结构的真实面目。此， 2002年贾拉拉巴德州骚乱和2019年的“八月事变”或多或少存在南北分野的背景。

二、“民族文化思潮”再泛起

19、20世纪之交，“泛突厥主义”得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支持，虽然这一极端意识形态随着帝国崩溃逐渐式微，但依旧在整个亚欧地区存在一定影响力。苏联解体后，土耳其牵头，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六国，每2~3年举行一次“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 Summit of Turkic-speaking countries），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提出“六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口号。2009年，“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升格为“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Совет сотудничества тюркоязыч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The Turkic Speaking Countries Cooperation Committee），包括阿塞拜疆、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四个成员国，2018年乌兹别克斯坦加入。近年来，在土耳其积极呼吁下，阿塞拜疆组织各成员国启动阿塞拜疆、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四国通用中小学历史教材《突厥通史》教材的编写，2014年推出《突厥通史》首个版本，于2015年在阿斯塔纳举行的突厥语国家教育部部长会议上通过，而教材最终版本的编写由来自阿塞拜疆、土耳其、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专家于2017年完成。以后还计划推出《突厥地理》和《突厥文学》。据哈萨克斯坦通讯社2020年2月26日努尔苏丹消息，“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高层授意，由突厥国际学院编制的突厥语国家统一历史教科书《突厥通史》已被正式纳入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中学历史教育大纲。这部教材“涵盖了远古时代至15世纪的突厥语国家的历史”。将在“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家的中学统一使用。在即将开学的新学期，约有3万名土耳其中学生，1.5万名哈萨克斯坦中学生和1万名阿塞拜疆中学生选修这门课。

2018年6月19日，纳扎尔巴耶夫签署“更名”法令，南哈州现称突厥斯坦州，首府为突厥斯坦市。同时强调更名的历史意义在于“圣城”突厥斯坦市被广泛认为是“突厥世界的精神之都”。6月22日，纪念泛突厥主义著名诗人朱马巴耶夫诞辰125年周年诞辰活动在北哈州其出生地举行，活动广泛邀请到土耳其、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的客人。此次活动得到纳扎尔巴耶夫高度重视并致贺信。北哈州州长作为大会主席强调，朱马巴耶夫是属于所有突厥语国家的诗人，“突厥文化国际组织”（TURKSOY）将2018年确立为突厥语国家“朱马巴耶夫年”。

哈萨克斯坦独立初期，纳扎尔巴耶夫曾提出“突厥联盟”构想，并一直将其作为“历史文化复兴”实现的目标。2017年，纳扎尔巴耶夫在安卡拉突厥语国家会议上重申土耳其首任总统凯末尔的言论，即“所有突厥语族人民团结一致的时候到了，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就能成为世界上一股非常有效的力量”。2018年7月22日的《中亚时报》上有文章认为，哈萨克斯坦仍在寻求其在后苏联空间中的身份，即在突厥世界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中的地位，哈萨克斯坦有可能逐渐摆脱俄罗斯的影响，与土耳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哈萨克斯坦“泛突厥主义”的复苏，对俄罗斯的欧亚一体化主张是一个长期严峻的挑战。

一百个泛突厥主义者或许有一百个想法，所谓的“突厥文化”实际是封闭、排他、狭隘的“泛突厥主义”鼓噪。阿塞拜疆国家科学院历史所所长马赫穆多夫毫不忌讳地表示：“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中亚各国的青少年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应该读同一个伊斯玛仪谢赫、同一个帖木儿埃米尔、同一个苏莱曼苏丹的故事。他们是我们突厥人的拿破仑、俾斯麦、华盛顿。我们要热爱突厥历史，热爱突厥伟人，所以我们要读同一本历史。”这意味着目前中国面临着国际“突厥教科书”问题。此外，由土耳其主持编撰的《突厥通史》土耳其语六卷本已全部完成，这可谓“泛突厥主义”意识形态史上的大举动，也是中亚、西亚地区“泛突厥主义”再泛起重要信号。这一举动将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面临的新型严峻挑战，切不可掉以轻心。

三、“去极端化”问题：乌兹别克斯坦任重而道远

20、21世纪之交，宗教极端主义有所发展，“伊扎布特”（伊斯兰解放党）与萨拉菲派相勾结，极端组织屡禁不止，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宗教极端主义问题相对严重。根据近期调查，吉尔吉斯斯坦当前存在极端主义升温的趋势，南部主要以伊斯兰解放党为主，北部以“达瓦宣教”为主。伊斯兰解放党再度活跃，并与“达瓦宣教”多有交集，隐隐有借“达瓦宣教”还魂之势。

中亚国家的“去极端化”工作相对复杂，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一方面可谓成绩显著。卡里莫夫时期，乌兹别克斯坦大力推进宗教“去极端化”工作。乌兹别克斯坦农业传统社会形成其固有的社区组织——“玛哈拉”（Mahalla），具有浓厚的伊斯兰色彩。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 “玛哈拉”更多地体现出世俗价值而非宗教价值。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以强有力的手段接管“玛哈拉”，将其转化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基层社会治理机构，承担政府基层工作的许多职能。最重要的是，政府对“玛哈拉”组织进行了制度改革，扩大了其管辖权，将清真寺纳入组织管理体系。历经20多年的“脱胎改造”， “玛哈拉”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抵制极端主义的重要职能机构。

目前，“玛哈拉”仍然是乌兹别克斯坦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职能机构，随着国家构建与发展进程不断深入，目前该组织面临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官方宣传，“玛哈拉”属于民间自治组织。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组织是由官方完全控制的准官方机构，因此如何长期有效地进行管理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旦失控，则非常危险。

二是该组织带有浓郁的伊斯兰色彩，而清真寺在伊斯兰社会中有着极其重要地位。可以说，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主要依靠清真寺。伊斯兰世界中的政治与军事动乱或多或少会与清真寺功能的“恶性异变”有关。因此，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改造利用“玛哈拉”管理清真寺实际存在一定风险，有被反制导致社会与政府对立的可能性。鉴于此，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去极端化”工作任重而道远。

四、边界问题：哈俄划界与费尔干纳“飞地”

沙俄征服前的中亚国家以游牧汗国和绿洲汗国形态，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20世纪20年代中亚地区出现的五共和国，表面上看是民族国家，本质上只是苏联的民族区域地方。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终获独立，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构建方才开始，是为“迟到的民族国家”。国家边界是独立国家维护领土主权，保障国家安全与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要内容。中亚国家之间原有的所谓 “边界”是苏联的解体留给中亚地区的沉重遗产，是苏联成立之时依照“族群”划出的国内行政界线，既不具有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国界”，同时又错综交叉、相互缠绕、飞地林立，必然不断引发边境冲突和现实及潜在的边界争端。中亚国家大体上面临两类边界问题。

（一）哈俄边界问题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唯一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两国边界线长达7548公里。哈俄边境额尔齐斯河、伊施姆河一带的自然地理上属西伯利亚地区，历史上又是哥萨克人最早征服的地带。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在帝俄时期奥伦堡和草原总督府辖区建立起哈萨克自治共和国（1925年改称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哈萨克族占全国人口比重不到40%。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哈萨克人数终于占优，但是北部州仍存在俄罗斯族大量聚居的情况。目前，哈萨克斯坦境内哈萨克族所占总人口比重上升至2/3，但与俄罗斯联邦接壤地区以俄语为母语人群的比重仍接近50%。

20世纪90年代，哈萨克斯坦北部一些俄罗斯族流露出“回归”俄罗斯的情绪，一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重新借“哥萨克”的名义成立准军事组织，不仅与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哥萨克”组织串联，要求“自治”，甚至出现将北哈萨克斯坦并入俄罗斯的动议。俄罗斯对此虽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但两国边界的民族问题始终是个隐患。1997年，布热津斯基警告说，“若哈俄关系严重恶化，哈萨克斯坦就会面临领土被肢解的危险”。

2014年3月，乌克兰发生“克里米亚事件”，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立刻警醒，坚决认为与俄罗斯划清边界包括实地勘界立碑是保障哈萨克斯坦领土完整的重要任务。哈俄边界划定比较顺利，划界自1998年启动，至2015年2月两国之间的划界工作也宣布全面结束。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长强调，哈方必须吸取乌克兰危机的教训，即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从未签订过划界协议。实际上，哈萨克斯坦不同于乌克兰，乌克兰倚仗北约不断挑战俄罗斯底线，而哈萨克斯坦虽对俄罗斯方面有所提防，却也是俄罗斯亲密友好的邻国与伙伴。

（二）费尔干纳盆地“飞地”问题

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中亚东南部，为天山、阿赖山环抱，东西长300公里，南北宽170公里，总面积3万平方公里，居民千万人。

在费尔干纳盆地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边界与领土相互缠绕，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州收纳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共六块外“飞地”，可谓飞地之州。具体如表1所示。

表 费尔干纳盆地的“飞地”

资料来源：Конфликты в анклав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Южный Кавказ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ыпуск 02. С.2-3 ；Акматова А.Т. Анклав: понятие и вопросы. Наука, новые техно- логии и инновации Кыргызстан, №11, 2017, с 175.；https://ru.wikipedia.org/wiki/Ворух；https://ru.wikipedia. org/wiki/Сохский_район.https://ru.wikipedia.org/wiki/Чон-Гараhttps://ru.wikipedia.org/wiki/Шахимарданhttps://ru.wikipedia.org/wiki/Барак；https://ru.wikipedia.org/wiki/Джангайл.

其中最大有飞地有三块.

(1)索赫和琼-嘎拉。索赫和琼-嘎拉其实是一条索赫河畔的南北二块飞地，为费尔干纳地区最大的飞地，总面积352平方公里。索赫河是流经南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州和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的国际河流，长度124公里。南索赫位于拉瓦特村（Рават）为中心的索赫河上游，面积为220平方公里，有19个定居点，被吉尔吉斯斯坦的135公里边界线环绕；北索赫即索赫河下游的琼-嘎拉或卡拉恰。目前，索赫和琼-嘎拉有7.5万居民，其中塔吉克人占99%。这里存在的明显的问题是，塔吉克人自古以来就是该地的主要居民，它却被划给了乌兹别克斯坦，完全不符合当初民族划界的基本原则。

(2)沙希马尔丹和贾盖尔。沙希马尔丹和贾盖尔其实也是一条河（沙希马尔丹河）上的一大一小两块飞地，总面积约90平方公里，其中贾盖尔不足1 平方公里；居民约5100人，91%是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占9%。因此，这块飞地归属乌兹别克斯坦，符合当时民族划界的原则。但吉尔吉斯斯坦方面对此有说法：如说是为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领导人提供山上的疗养所；再比如，划界时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在赌桌上将这个地方输给了乌兹别克领导人。这些无稽之谈只能使边界问题复杂化。

(3)沃鲁赫。沃鲁赫是塔吉克斯坦嵌入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州的“飞地”，位于发源于阿赖山北坡伊斯法拉河畔，面积约130平方公里，居民5万人，其中99%为塔吉克人（主要是年轻的塔吉克人）。飞地上每个村落的居民、言语、文化习俗都不一样，甚至同一村落的居民说着不同的塔吉克方言。1870~1990年沃鲁赫人口增长了20倍，并继续以每年1.5%~2.0％的速度增长。土地短缺导致当地吉尔吉斯族和塔吉克族之间关系紧张。

根据实地考察，村落房屋傍边依境，边界公路交叠，情况及其复杂。例如，傍边依境的克孜勒柯什塔克村隶属于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喀拉苏区，边界铁丝网与居民住房仅一壁之隔。位于塔吉克斯坦粟特州伊斯法拉区的乔尔库村恰好位于东西走向的吉尔吉斯斯坦公路和南北走向的塔吉克斯坦公路交叠处。

尽管与“飞地”联系的边界问题非常复杂，但目前中亚各国倾向于积极解决“飞地”问题。2017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讨论进行划界谈判一事。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再次表示，“中亚国家之间要突破狭义的‘边界’概念，我们要共同创造开放的边界”。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中亚国家之间通过长期谈判，以协商、合作的方式大体完成陆地划界工作，最新的情况表明，陆地全长1.6万公里的八条边界线已完成了96%地段的划界。整个划界过程中，相关各国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通过平等协商谈判的外交与法律途径妥善处理复杂的边界划定问题。

五、从忧虑到焦虑：美国关于中国与中亚地缘政治关系的认知

近20年来，美国关于中国与中亚地缘政治关系的认知表现出从忧虑到焦虑的变化。特朗普主政后，美国的东方战略经历了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的转变。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反应极为消极。

2020年2月5日，美国出台了《2019~2025年度美国的中亚战略：巩固主权和促进经济繁荣》（United States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2019-2025: Advancing Sovereign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该文件宣称：“美国在中亚的主要战略利益包括：中亚各国可根据自身条件，自由地与一系列伙伴追求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以建立一个更加繁荣的中亚。”该文件还声称：“美国的愿景在于美国在中亚地区成功参与也将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并有助于捍卫与保护美国的国土、公民和海外利益。”美国与中亚相距遥远，美国加强与中亚关系，既是为了“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又是为了“平衡地区邻国对中亚各国的影响”。这里所谓的地区邻国指的就是中俄，特别是中国，显示出对中国崛起产生极大的焦虑。显然，美插手中亚，旨在搞乱新疆。随着美国新中亚战略出台，中亚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将会出现一些新的因素和变化，对此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