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霞 编译

文献来源：Richard Sakwa, “Greater Russia: Is Moscow Out to Subvert the Wes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8, No.1, 2021, pp.334-362.

一、研究问题与既有解释

主流观点认为，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正在寻求颠覆西方，手段包括干涉西方选举和离间西方社会，前者如帮助特朗普入主白宫，后者如操纵英国脱欧公投。在这种想象中，来自俄罗斯的阴影笼罩着毫无防备的西方，其行为被视为帝国时代大国政治的回归。这种观点和想象是否正确？普京是否意图颠覆西方、破坏自由国际秩序？今天的俄罗斯是否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这是文章想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大多数美国的政治建制派都深信俄罗斯正在准备颠覆西方。如拜登（Biden）和迈克尔·卡彭特（Michael R. Carpenter）列出了俄罗斯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包括在国内施行暴政、侵犯邻国主权、干预他国成为北约成员国、干涉他国选举、操纵能源市场等。扎卡里亚（F. Zakaria）则将中俄两国做了比较，认为中国获取军事机密和网络战的行为是出于维护主权的需要，而俄罗斯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破坏和摧毁西方民主制度的行为则完全不同，因此西方国家无需对中国采取过度反应，而应将注意力聚焦于俄罗斯。那么，为何扎卡里亚认为俄罗斯的行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对于上述问题，既有研究给出了以下解释：

其一，政治文化。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坚信大国安全有赖于最原始的权力，相信安全是一种稀缺资源，即他者的不安全能使自我更安全。这便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不存在任何合作空间，西方对俄采取的任何接触战略都将带有绥靖意味。

其二，西方的“恐俄症”，即由“俄罗斯焦虑”（Russia anxiety）引发的对整个俄罗斯国家的恐惧、蔑视和漠视的长期思维和情绪模式。

其三，苏联的遗产和系统特征，即俄罗斯经历了一场“未完成的革命”，使得苏联时代的反西方、反民主力量在俄罗斯时期实现了自我复制。

其四，观念之争，即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关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已让位于“民主”与“专制”的观念之争，且双方都试图通过现代“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的非军事手段来颠覆和控制对方政权。

其五，俄罗斯的身份及地位承认诉求，即俄罗斯试图通过观念创新和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来提升其国际地位，同时保持其独特的国家身份。

其六，国际政治的结构特征，即当前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限制了俄罗斯发挥其地区影响力，因此，俄罗斯为宣示其认定的“势力范围”而采取了一些对自由主义具有“修正主义”倾向的行为，2008年俄格冲突与2014年乌克兰危机是为明证。

如何判断上述六种路径的解释力？用何种标准可以衡量俄罗斯的特定行为？普京是否真的试图通过挑战现有大国、摧毁西方民主来塑造一个更强大的俄罗斯？毫无疑问，某些存在于冷战时期的或公开或隐秘的行动开始复苏，某些如间谍等行动则从未停止，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行动，如网络情报活动与网络战。在这些活动中，有些出现于冷战之前，属于苏俄传统治国方略的一部分，有些属于冷战对抗时期，也有一些则是伴随着社交媒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而新出现的。不论源于何时，所有这些行动共同反映了一种非军事冲突的逻辑。

二、冷战后西方与国际体系的重建

（一）国际体系重建中西方与俄罗斯的对立逻辑

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非军事冲突体现了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结构性特征。后冷战时期存在两种相斥的秩序模型：一是冷战“胜利者”即美国坚持的“扩张逻辑”（the logic of expansion），二是俄罗斯坚持的“转型逻辑”（the logic of transformation）。前者认为其冷战对手最终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意识形态，且遭遇了国家解体，这是一种“历史的终结”，西方资本主义从此将不存在替代性意识形态。这一逻辑遭到了苏联继承者俄罗斯的反对，因为俄认为，冷战的结束是冷战双方的共同胜利，且冷战的结束为超越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对抗提供了独特机会。革命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将让位于和解和全阶级发展的政治。转型思维包含着对国际政治进行结构性变革的建议，是20世纪国际法及当前各种和平与环境运动规范性发展的基础。虽然很多现实主义者认为这种转型逻辑是理想主义，但当今时代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和流行病，以及环境灾难和核毁灭的持久威胁，为转型思维提供了长久的动力。

俄罗斯之所以持转型逻辑，与其自我认同的核心要素有关——并非想加入一个奉行二元对立的西方，而是要加入一个超越了冷战对抗结构的转型的西方。冷战后初期，俄罗斯试图加入一个“政治上的西方”，其被定义为民主理想、法治、保护私有财产、拥有自由和独立的结社权的化身。然而，随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大西洋权力体系相融合，自由规范秩序的核心被赋予了美国的权力特征，对于俄罗斯精英来说，融入西方变得不再可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领导人始终坚持，只有当冷战时期那个“历史上的西方”（historic West）随着冷战的结束转变成为一个“更大的西方”（greater West），才构成俄罗斯融入扩大后的西方共同体的条件。然而事实证明，不论俄罗斯还是西方，都不可能为此做出必要的调整。总之，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在关于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根本特征的认知方面存在根本矛盾：在俄方看来，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基本进程是相互转型；而西方则认为，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基本进程是西方的直接扩张。

“历史上的西方”与“更大的西方”的框架展现了俄罗斯文化中反复出现“坏的”与“好的”欧洲/西方的比喻，是超越俄罗斯国内权力斗争的共识。随着“历史上的西方”的激进化，其也开始了扩张进程。西方的扩张涉及两个层次：其一是西方的规范体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及普遍主义主张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其二是它在欧洲的权力体系将北约推进到了俄罗斯的西部边界，并推动欧盟深度介入到了俄罗斯的传统经济和文化影响范围。这一扩张进程的直接结果便是引发了一场围绕乌克兰的对抗及所谓的“新冷战”。

（二）俄罗斯力图建立的“新修正主义国家”

后冷战时期的新秩序中“没有俄罗斯的位置”，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并企图摧毁“历史上的西方”?事实上，俄罗斯的志向并非如此，但也面临同样艰巨的挑战，即改变历史上作为西方核心的权力体系。一旦俄罗斯坚持的相互转型选项失去了可行性，构建一个“更大的西方”也成了空想，于是，俄罗斯转向了“新修正主义”（neo-revisionism），即以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改变特定实践而非整个体系为目的。2012年普京重返克宫，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向“新修正主义”。在该主张下，俄罗斯开始强化欧亚一体化并加速“重返亚洲”，这挑战了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普遍性主张，并抵制了大西洋权力体系的进一步扩张。

普京所坚持的保守（或主权）的国际主义模式对国际体系采取一种三元理解：顶层是全球治理的多边机构，首要的便是联合国；中层是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如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寻求施加自己的霸权；底层则是公民社会团体和公民协会试图塑造政治文化景观，如一些团体试图将应对气候变化和核威胁列入全球议程。这就是“新修正主义”的框架，其暴露了霸权原则和统治实践之间的鸿沟。俄罗斯是“新修正者主义者”，因此其拒绝接受美国的统治，但与此同时，只要美国承认其与之平等的地位，它又愿意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与美国霸权进行合作。

“新修正主义”是被两种相互矛盾的政策立场的自然产物。一方面，“修正主义”冲动寻求将俄罗斯纳入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冷战结束后的大国外交让位于霸权普遍主义。从定义上讲，这种霸权普遍主义否定了大国外交的传统工具，如势力范围、大国峰会和“大交易”（Grand Bargain）。另一方面，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保守的现状大国，其意图维护1945年后的国际体系，因为这使其获得了常任理事国的最高特权，并为推进其主权国际主义（sovereign internationalism）提供了一个良性框架。此外，这也是中国、印度及其他许多国家所青睐的一种世界秩序模式，这些国家与其说担忧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霸权内涵，不如说是担心与治理实践相关的权力等级制度。相较而言，在这个框架下，俄罗斯和中国既可以参与全球化，又可以拒绝与全球化相关的西方权力体系的普遍主义野心。

随着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退出多边承诺并专注于增强其在国家间的相对优势（即中层），俄罗斯和中国开始站起来捍卫多边主义。这远非“修正主义”的立场，相反，“新修正主义”主张捍卫当前的国际体系，只是对那些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就等同于多边秩序的主张持批判态度。因此，俄罗斯以国际体系捍卫者的身份出现，但同时也提出了一种关于该体系应如何运作的替代性的、非等级制的理念。在一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修正主义”行为，如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在莫斯科看来，这是对西方支持的基辅合法当局政变的防御性反应，因此，并不是“修正主义”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俄罗斯始终都是维持现状的大国，因此也没有证据表明俄企图颠覆当前的国际体系。

当然，上述结构性解释遭到了冷战后一元论者的全面拒绝。在一元论者看来，后冷战时期只存在一种可行的秩序，即由美国及其盟友塑造的秩序，虽然这一秩序内部可能存在多元性，但并不存在秩序之间的多元性。因此，在一元论的实践表述里，俄罗斯在结构上成了类似于苏联甚至沙俄的“可怕”形象。这便导致了一个基本的分类错误，因为俄罗斯并非基辛格所定义的“革命性大国”，而是一个永远无法确保自身安全、故持续寻求绝对安全的大国。2012年之后，俄罗斯的“新修正主义”寻求捍卫1945年之后战胜国开创的多边主义的自主权，并准备拥抱冷战时期提出的自由秩序的“霸权”目标，但同时也开始担心冷战后版本的自由主义秩序的“例外主义”意识形态中隐含着“修正主义”，尤其是与之相伴的大西洋单极权力体系的强势扩张。

三、俄罗斯与国际体系的颠覆

在区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霸权和大西洋强权体系统治的背景下，俄罗斯和中国都重申了他们对作为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基础规范性原则的承诺，包括国家主权的首要地位、领土完整、国际法的重要性和联合国的中心地位。然而，两国在下述两个方面成为了国际体系的挑战者：一是对冷战结束时被激进化的、武断的普遍主义提出质疑，包括各种人道主义干预、促进民主、推动他国政权更迭等行为；二是对国际体系中现有的权力分配感到不满，从而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和霸权行径。对国际体系的承诺与对该体系中某一特定秩序占主导地位的挑战相结合，使得中俄成为“新修正主义”大国，之所以区别“新修正主义”与彻底的“修正主义”，是因为若为中俄两国贴上后者的标签将属于分类错误，会带来严重且危险的政策后果。

然而，上述分类错误在美国被奉为外交教条。中俄作为挑战者的出现，对长期享有超然地位的西方权力和规范体系造成了冲击，后者对这一冲击做出的反应包括：新保守主义军国主义的加剧、民主国际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加剧，以及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者呼吁回归冷战前的主权国际主义。前两种反应共同反对俄罗斯的“修正主义”挑战，并动员了智库和战略网络来应对俄的颠覆策略。

在西方的相关指控中，俄罗斯对西方的颠覆策略包括但不限于：（1）支持西方民粹主义运动。俄之所以支持西方民粹主义运动，是认为民粹主义运动是在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内部争取理念多元化的斗争，更是争取地缘战略多元化、对抗大西洋霸权体系一元论斗争中的盟友。但俄对西方民粹主义运动的支持并未危及到现有的国际体系结构；（2）与西方反建制派人士进行勾连，最常受到指控的便是俄罗斯与特朗普勾连操纵2016年美国大选；（3）发动各种形式的网络战争，如俄黑客对德法美等国领导人的网络攻击；（4）发布虚假信息及进行媒体操纵，如俄罗斯互联网机构通过发布虚假信息以打击民众对美国民主进程的信心、诋毁希拉里的候选资格，来引导美国选民偏好从而对2016美国大选施加了影响。

对于上述俄罗斯对西方的颠覆策略，西方学术界和战略界研究出了如下应对策略：

其一，重建美国的威慑能力，让普京重新开始害怕美国，以令其停止继续破坏全球秩序、损害美国、西方及民主本身的行为。具言之，美国可采取强化对俄制裁、强化美国军事联盟、开展更加强硬的外交等措施。

其二，正是美国国内的混乱限制了美国的应对能力，因此建议美国应开展更积极的影响行动，如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制造分歧，同时在战略核武器领域与俄罗斯开展合作。

即便存在上述应对策略，但不可避免的是，美国国内寻求打破自由主义霸权的力量将与同样对打破扩张霸权感兴趣的外部力量形成共同目标，因此，俄罗斯可能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找到“盟友”，以此寻求走出冷战后安全秩序僵局的途径。然而，强调这种结盟的局限性仍是重要的——如果俄罗斯是一个真正的“修正主义”大国，那么其与任何破坏旧秩序的力量结盟都是合理的；但如上所述，俄罗斯是一个“新修正主义”大国，其关注的是改变冷战后自由主义的一元论做法，而不是改变整个国际体系。这就意味着，只要一元论能够被控制住，俄罗斯将很乐意接受并维护现有架构。

四、俄罗斯：挑战者还是反动者？

虽然存在普京试图颠覆西方的观点，但本文想指出的是，俄罗斯是一个挑战者，但并非反动者，因为其与苏联谋求推进革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相去甚远，其并非一个试图摧毁自1945年以来形成的国际体系基础的“修正主义”大国，而是一个“新修正主义”国家，只是试图在该体系内部挑战美国主导的大西洋秩序。

首先，认为苏联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直接连续性的观点具有误导性。俄罗斯不再坚持另类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其在思想和领土方面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此外，与苏联相比，俄罗斯的实力更弱。因此，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对抗不同于冷战时期苏美之间的对抗。当然，俄罗斯确实声称在三个方面代表着与“历史上的西方”不同的另一种选择：（1）俄作为保守的主权国际主义的捍卫者，坚持各国在各自利益基础上互动；（2）俄作为一个社会性保守的文明国家，拥有自己的社会性动力；（3）俄作为一个欧洲大国，寻求建立一些泛大陆（pan-continental）框架，同时主张建立某种更大范围的欧亚一体化。此三者都导致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分裂”，但俄试图利用其成为一个挑战者而非反动者，俄对西方的挑战主要集中在文明层面，尤其是对西方与大西洋体系认同的挑战。但无论如何，俄对西方的挑战都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内部推进的。

其次，与前苏联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协调政策不同，俄罗斯远非铁板一块。这意味着从大西洋主义接触、竞争共存、新现实主义到“新修正主义”四种俄罗斯与西方接触的元素共存并同时运作，尽管各自的程度可能不同。俄罗斯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存在活跃的公共领域，拥有大量相对自主的利益和行为体。虽然制度化的政治多元化受到限制，但并非所有道路都通向克里姆林宫，并非每个寡头都是“普京的亲信”并一心推进克里姆林宫的“邪恶”议程。这就是为何制裁有关个人不会达到改变俄罗斯政策的预期效果的原因之一，因为这种制裁是基于对俄罗斯如何运作的错误理解，以及上述关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结构性来源的错误分类。

第三，俄罗斯的行为处于大西洋权力体系变化动态、自由国际秩序和全球权力转移的矩阵之中，俄罗斯当然与一个声称具有普遍性的特定体系格格不入，同时其也担心西方权力体系会向其边境推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很可能“注定要失败”，因为其赖以存在的关键政策存在严重缺陷。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民主的初衷是良好的，但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由夸张的“例外论”所产生的幻想，意味着美国“浪费”了冷战的胜利，而俄罗斯的反应只是对冷战后国际秩序的一种应对，这一秩序夸大了冷战后西方的统治因素从而破坏了其规范性霸权。

第四，俄罗斯已重新成为一个不仅对大西洋霸权本身、而且对其赖以存在的价值观也至关重要的大国。普京2019年指出，欧洲—大西洋经济模式是失败的，并称当前的经济关系模式仍处于全面的危机之中，其还谴责大西洋国家将制裁作为一种经济战的手段。自由主义最终产生了内在矛盾，但这不仅仅是可纠正的偏差，也是自由主义范式本身的系统性缺陷。俄罗斯并未置身于当代自由主义的矛盾之外，相反，其在冷战结束时便已进入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时代。

第五，俄罗斯在2012年实现“新修正主义”转向之后，其为争取地缘政治多元化的斗争伴随着文化保守主义计划，这为其与欧洲各国的民粹主义“结盟”打开了大门。普京试图通过对欧洲猖獗的社会自由主义的谴责来寻求获得欧洲保守派的支持。事实上，随着欧洲政治和社会自由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通过支持欧洲的保守运动来打破这一僵局似乎是可行的选择。一旦欧洲改变方向，俄欧关系将得到改善，俄罗斯也无需改变其现行的国内或外交政策。因为俄罗斯与欧洲民粹主义的结盟是一种情境性的、地缘政治考虑压倒意识形态考虑的结盟。

第六，正如“通俄门”事件所显示的那样，俄罗斯充当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内矛盾所引发问题的替罪羊。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干预”帮助解释了为什么最不可能的候选人特朗普能够战胜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希拉里，从而实现“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颠覆”。这种解释限制了民主党正视自身的缺点，更妨碍了美国解决自身的弊病。这也许是俄罗斯所取得的最明显的颠覆效果。这并非俄罗斯本意，虽然有观点认为是俄罗斯提供了误导性信息以操纵西方的想法，但更为狡猾的是，或许是美国故意散布虚假信息以引发反情报调查，从而破坏特朗普胜选，让民主党陷入徒劳无获的境地，阻止其改革，以让其重新关注美国民主的真实关切。

五、结论

俄罗斯已重新成为一个国际保守主义大国，但并非“修正主义”国家，更未曾试图颠覆西方。俄罗斯当然会在它能找到的地方寻找盟友，尤其是那些支持解除对俄制裁的国家。俄罗斯精英欢迎马克龙关于重建欧俄关系的言论，也乐见特朗普当选，但特朗普任期内美俄关系走向了进一步恶化而不是改善，而且美国内的外交政策建制派对欧盟能否以“战略自主”的方式采取行动深表怀疑。最为重要的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陷入了治国方略的“安全困境”：双方都认为对方企图颠覆自己的体制，同时双方也都对自己的体制持怀疑态度且似乎或假装在争先恐后地追赶对方。

对现状特定历史定义的维护是俄“新修正主义”的本质：包括捍卫国家主权这一传统观念以及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主义。俄罗斯对自身被排除在大西洋统治体系尤其是北约之外感到不满，但其并非是要摧毁这一竞争性的国际体系。

俄罗斯并非要颠覆西方，而是试图改变西方，但这对于一元论扩张主义的捍卫者来说，依然是不可接受的。西方国内外对冷战后西方秩序的抵制暴露出了该秩序的脆弱性和不安全感，俄罗斯则成了考验该秩序韧性的对象。加入西方意味着俄试图创建一个“大欧洲”，也即戈尔巴乔夫当时所谓的“欧洲共同家园”。对于当前西方的捍卫者来说，俄加入西方被认为是对其现有价值观、规范和自由的威胁，尤为重要的是，这也将威胁到现有的国际权力等级；但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条走出地缘政治僵局、实现共同发展的路径。

与此同时，西方也面临着对俄遏制还是接触的两难选择。对特定历史时代政治性质不相容的理解引发了俄罗斯与西方相互指责对方进行政治颠覆和干涉活动，从而使双方陷入了治国方略的“安全困境”。俄罗斯虽坚持“新修正主义”，但并不意味着其拒绝与转型后的西方改善关系；与此同时，俄虽逐渐转向东方并强化了与中国关系，这同样也并不意味着俄将与西方走向不可逆的决裂。这就是为何俄罗斯寻求改善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的原因，而且，其对西方民粹主义及其他破坏性力量的支持终将会因为更大的战略关切而有所缓和。

俄罗斯精英所设想的更强大的俄罗斯是一个主权得到捍卫、大国地位得到承认的国家，而非一个寻求更多领土或者颠覆并分裂西方的国家。而且，即使没有俄罗斯的“助力”，西方也将自己走向覆灭或分裂。因此，对于俄罗斯的“新修正主义”，西方现行的新遏制与反颠覆战略是行不通的；反之，西方采取新形式的接触战略或许是改善对俄看法更有效的路径。

【编译者简介】

陈明霞，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三篇，主持校级科研项目一项。

【校对者简介】

万雪妮，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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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陈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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