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翊锟编译

【文献来源】John MacDonald，“Vajpayee, Singh, and Modi：the Prime Minister’s Influence on Indian Nuclear Strategy，”India Review,Vol.19，No.4，2020，pp.307-350.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过去，学者们认为印度的核科学家和工程师是推动核战略的主要力量，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受到政界人士的监督。然而，科学家和工程师对于印度核战略的推动作用可能被夸大了，政治家使用核战略及其影响核战略的能力被低估了。总理是印度核战略的核心决策者，对核战略相关政治战略职能的全面履职至关重要。印度成为有核国家意味着，由于核武器的破坏性和政治力量，任何总理都不能忽视核战略。总体而言，印度总理在核战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掌握着核战略走向的决定权。

本文认为文职政治家（尤其总理）对印度核战略的走向具有重大影响。通过研究总理如何影响印度核战略，本文扩展了关于印度核战略为何变得更加广泛的研究，并揭示了总理如何利用印度核战略的转变来实现外部和内部政治目的。文章进一步揭示印度总理作为新的有核国家领导人在制定早期核战略时所面临的政策选择与权衡取舍。

本文研究了“博克兰2号”（Pokhran-II）计划以来的三位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曼莫汉·辛格（Monahan Singh）和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及其影响印度核战略的能力。本文通过确定印度影响核战略的主要官僚机构、他们独特的官僚和组织利益及其相互关系展开研究，描述了总理可以用来制定核战略的工具，继而研究了瓦杰帕伊、辛格和莫迪在总理任期内是如何影响印度核战略的。

二、总理在官僚机构顶层的核信念

印度总理们对核武器往往有着独特信念。领导人的信仰、价值观、身份和认知会影响他们的决定，这表明印度总理的信念和认知会影响印度的核战略。作为印度国家安全的最高决策者，总理能够控制和影响官僚机构的其他部分，这导致了这些组织都服从于总理的决定。

然而，在印度的国家安全决策结构中，其他参与者也有能力制定核战略。本文在解释印度总理如何影响核战略时，使用了官僚政治模型来描述印度核战略的发展。在这个模型中，政府行为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理性的，而是行为者们谈判产生的结果，这些行为者的出发点往往基于对国家、组织和个人目标的不同诉求，因而形不成一致的目标。

能够影响印度核战略的两个主要官僚体系：1、核科学家和工程师；2、军方。印度的核科学家和工程师也被称为“战略飞地”（strategic enclave）。这群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自包括原子能管理部（DAE）和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RDO）的原子能委员会在内的机构。印度军方负责管理和部署印度的核武库，尤其是核武器运载平台，这使得印度军方能够影响核战略。印度军方作为代表政府运用有组织国家暴力的机构，在战争方面拥有专业知识，并随时准备与外部的核打击对象作战。作为一个拥核国家，印度军官可获得有关核武器特性、历史和相关知识的培训。同时，军方拥有独特的文化和组织惯例，从而能够影响核战略。

印度竞争激烈的选举环境也可能导致国内政治进程、机构和政党对核战略产生塑造作用。印度核战略的政治重要性通常较低，但国内政党仍然可以在印度的核战略中发挥作用。在印度当前的政治光谱中，以印度国民大会党（INC）为代表的左派和以印度人民党（BJP）为代表的右派等政治派别、政党联盟通常可以利用核战略来获取国内政治优势，因为在印度的政治体系中，寻求选票是最重要的。

总理在印度国内政治中关系重大。由于所有政治都是国内政治，导致印度核战略背后的政治事务对总理来说是最重要的利益。作为印度政治中最重要的人物，总理是印度政府的领导人，也是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党魁。为了掌权并组建政府，政客及其党派必须安抚选民，并争取选票。然而，民主选举可能导致包括总理、其他政客和政党在内的国内政治行为体有时会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并利用宣示性核政策来作为他们能够保障国家安全的证明，或者作为攻击其对手的伎俩，从而获得选民的支持。

虽然不同国家职能机构在印度核战略制定中存在官僚竞争，但总理对印度核战略的制定具有主导作用。总理处于官僚决策金字塔的顶端，观察整个国内外形势，从而对印度的核战略施加影响。官僚行为者经常与关键信息隔绝开来，有时他们会从自身狭隘的官僚利益来审视印度的核战略问题。因此，总理必须在保持可靠核威慑的要求与国内外压力之间取得平衡。总理作为核指挥和控制体系中的主要决策者，有许多工具和方法来执行他们对的印度核战略的意愿。

二、总理的核战略工具

总理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影响印度的核战略。首先，总理通过利用其在国内官僚机构中的最高地位，制定其他国内行动者必须遵循的决定，从而影响印度的核战略。其次，通过公开演讲和采访，总理能够制定宣示性的核政策，从而对印度的核战略产生直接影响。总体而言，相比于其他官僚，总理所表明的决心更具可信性，并能够表达印度政府关于核战略的潜在意图和信念。

本文将总理的行为分为四个领域：鼓励、克制、安抚和威胁，进而分析其如何通过告知印度国内受众和制定宣示性核政策来影响印度的核战略。

通过鼓励行为，总理采取的政策能够刺激国内行为者遵循自己制定的的政策路线。在新技术可以融入印度核战略的时期，将出现鼓励政策。公开声明将加强总理对“战略飞地”或军队的指示，以提高印度的技术能力，这通常以先进的核能力为基础，并表明印度的技术与其他先进国家相当。总理也可以尝试鼓励官僚机构，以此发展印度核战略，并在竞选活动期间煽动民族主义。领导人可以暗示国家安全问题严峻，通过强调核武器带来的安全利益，将各团体团结在印度民族主义的旗帜下。

总理可通过行动使国内行为者无法反对其核战略方案。在经济不稳定时期，人们会期望总理限制印度的核战略，因为不断增长的核能力将占用更多资源。在核谈判期间，总理的克制声明可以使国内力量与其更广泛的政治要求相一致。

在安抚行为下，总理能够依靠宣誓性核政策，向国际社会保证印度正在维持其现有的核战略。在危机中，总理能够采取安抚性的核政策来使国际社会放心，证明印度是一个维持现状的核国家，并将在未来保持克制。当印度的核战略存在强大的潜在变化时，它也可以用来安抚国内政治因素，即说明印度的核战略是稳定和不变的。

在威胁行为下，总理也能够利用宣示性核政策，通过其核武库警告和威胁其他国家。公开的核威胁还可以向国内听众发出信号，表明总理和政府捍卫印度主权的决心和承诺。

限制和鼓励行为都只能影响国内政治行为体，因为总理无权指挥外部行为体。限制和鼓励工具也无法使总理对官僚机构形成绝对控制。相反，总理只能做出决策并期望该决策将被执行，但有时官僚机构可能会通过解释，并利用其组织惯例对决策进行微调。核战略的决策由总理做出，但人们期望官僚机构能够保留阻碍其决策的路径。有时，这些机构可能会抵制或无视总理对自己的要求。

三、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1998-2004）

（一）对印度核政策扩张的推动与限制

1999年，“博兰克二号”核试验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NSAB)发布了核政策草案。在“博兰克二号”核实验和卡吉尔战争之后，人民党政府利用了民族主义狂热，特别是在国防问题上：瓦杰帕伊以及人民党逐渐构建起民族主义政党的形象。在1999年9月至10月举行的大选中，人民党利用8月份发布的核政策草案获得选举优势。由于核试验和战争的需要，人民党任命印度国防界的鹰派成员来编写核政策。

然而，在1998年核试验后，印度核战略的关键要素已经通过瓦杰帕伊的宣示性核政策形成。1998年8月，瓦杰帕伊宣布，印度“永远不会使用核武器攻击任何人......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第一个使用原子武器的国家。”2003年，以瓦杰帕伊为主席的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印度的官方核政策，并将瓦杰帕伊最初的宣言纳入该政策。该文件的重要特征是重申了印度将建立和维持一个可信的最低威慑，制定了不率先使用政策。

（二）瓦杰帕伊主张文官控制核指挥与核武器

印度2003年的官方核政策指出，政府将保留对核武库的控制权。它指出，核打击只能由受文职政治领导层控制的核指挥局（NCA）授权。核指挥局由政治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组成。印度国家安全局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负责提供信息、选项、决策规划，并执行由总理领导的民选政治委员会的指令。

这种安排正式化了高级政治家、军方、情报官员和“战略飞地”之间先前非结构化的核决策。内阁安全委员会还设立了总司令战略部队司令部(SFC)，由一名负责管理和统帅所有战略部队的军官管理。

军方在印度的核指挥结构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能够通过战略部队司令部推动其组织利益。军方找到了新的位置——利用其战争和核专业知识，获得更大的权力：确定核力量标准操作程序，评估报复事件中可能的目标，评估核弹头数量，以及保持可信的最低威慑所需的态势。

尽管如此，虽然获得核武器似乎使军队在制度上更加强大，但瓦杰帕伊要求军队服从政治，从而限制了军队对核政策的染指。在“博克兰二号”计划和卡吉尔战争之后不久向军队发表的演讲中，瓦杰帕伊说：“宪法要求军方接受文官当局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它的作用是保卫，而不是治理。军方既不期望也不打算干预政治。”这一讲话表明瓦杰帕伊正在行使他对军队的权力，并限制了军队对民选官员主导的政治的干预，特别是“博克兰二号”后的核战略。

印度的核科学家和工程师通过将国防研究等置于核指挥局执行委员会中，巩固了他们对印度核战略的影响。与此同时，瓦杰帕伊鼓励“战略飞地”追求高端技术，尤其是核技术。尽管如此，瓦杰帕伊还是限制了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因为他似乎认识到虽然该组织的贡献对国家安全很重要，但他不仅需要从军事角度来考虑问题，还需要顾及印度的全面发展。

总之，瓦杰帕伊签署了《拉合尔宣言》（Lahore Declaration），迫使印度与巴基斯坦建立了核信任措施，公布了印度的不率先使用核武器和最低威慑政策。瓦杰帕伊对印度核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制定了印度最初的核战略，但其影响也受到了经济因素、国内政治和国际舆论的制约。

四、曼莫汉·辛格（2004-2014）

（一）冷启动和军事现代化

2000-2002年，印度陆军开始制定新的有限战争政策——冷启动。在2004年的冷启动政策下，印度军方计划在国际社会介入之前动员并进行报复性袭击，以应对来自巴基斯坦的挑战，同时使伊斯兰堡没有理由将战事升级到核战争。印度军事行动的目标是可以用冲突后谈判的方式，从伊斯兰堡取得领土上的有限让步。尽管冷启动有可能导致风险升级，但在辛格的领导下，它只是一个未实现的概念，因为辛格和其他高级政治官员没有公开支持冷启动。

辛格认为，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实力和稳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辛格鼓励军事现代化。然而，辛格似乎将印度的经济和科技发展置于过度支出之上，从而限制了军事现代化的速度和冷启动的实施。

（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战略飞地”

印度部署了两层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MD），即应对高空威胁的普里特维防空系统（Prithvi Air Defense System）和应对低空威胁的先进防空拦截器计划（Advanced Air Defense）。作为一种防御措施，“战略飞地”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技术十分受重视，以解决印度的安全问题。

辛格对“战略飞地”既鼓励又限制。辛格支持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因为它展示了印度的科技能力。但辛格似乎也明白“战略飞地”存在各种问题，并且在向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发表演讲时，承认现代化必须与透明度和公共问责制相平衡。

（三）通过议会推动《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议》

2008年，美印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US.-India Civil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印度同意将其民用和军用核设施分开，并将其民用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保障监督之下；而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同意与印度进行民用核合作。该协议影响到了印度的核战略，因为它允许印度在必要时为其不断扩大的核武器库以更高的速度生产裂变材料。

然而印度其他政党阻碍了《美印民用核合作协议》的达成，甚至连辛格所在的国大党及其执政联盟中的许多成员也反对该协议。为此，辛格在推进《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个人影响力。辛格动用了大量的政治资本和边缘政策（brinkmanship）来推动这项协议。

五、纳伦德拉·莫迪（2014-2019）

（一）多弹头分导导弹：对“战略飞地”的鼓励

印度正在开发多弹头分导导弹（MIRV）技术，但尚未将该技术投入实际应用。多弹头分导导弹能够使单个弹道导弹携带多个核弹头，每个核弹头都能够独立机动地攻击不同的目标。与印度最低威慑政策相比，如果多弹头分导导弹与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相结合，那么将呈现出一种更具侵略性的核姿态。印度可以通过部署单个多弹头分导导弹来摧毁多个目标，从而了赋予其反制能力，并促使其倾向于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再利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对敌方的报复性导弹进行拦截。

然而，莫迪对“战略飞地”表现出了既克制又鼓励的影响。他不仅认为国防研究与发展对其资源的使用总体上是“懒散的态度”，还向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传达了它需要改革的信息，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而另一方面，莫迪却公开鼓励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的导弹技术发展，他曾发推文说，“烈火-V导弹（Agni-V）的成功试射让每个印度人都非常自豪。它将为我们的战略防御增添巨大力量。”之后莫迪也多次发表类似推文，称赞并鼓励了印度的导弹技术发展。

（二）对不率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争论

印度不率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可信度一直是印度官员和核学者之间的争论。印度2003年的官方核政策指出：“如果发生重大攻击，印度将保留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的选择。”许多高官认为不率先使用核武器政策限制了印度使用核武器的主动权。

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的大选前利用了对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的争论。人民党在其选举宣言中宣称它将审查“印度的核政策，并对其进行修订和更新，以使其适应当前的挑战”并“保持与不断变化的地缘战略现实相一致的可信的最低威慑力。”印度人民党凭借其保守的国防政策，通过公开宣布其改变印度部分核战略的意图，激起了国内舆论，并获得了政治利益，特别是得到右翼印度教教徒的支持。然而，莫迪又通过一系列声明阻止了对不率先使用政策的修改。

（三）通过宣示性核政策来煽动民族主义

在2019年印巴边境冲突中，印度对巴基斯坦边境进行了空袭。重要的是，印度的跨境空袭发生在当年4月举行的大选之前。而莫迪在空袭后多次发表声明，批评过去的印度政府因为害怕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而不敢对巴基斯坦恐怖分子进行军事报复的行为，甚至表示会对来自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进行核报复。

莫迪的威胁声明影响了印度的宣言性核政策，以及他领导的印度在未来的危机中对巴基斯坦使用核武器的方式。以前，巴基斯坦通常可以依靠核威慑来阻止印度发动越境打击，但莫迪政府对自己控制局势升级和越境派遣军队的能力更有信心。

莫迪改变印度宣示性核政策也有为了连任的需要。莫迪及其人民党政府通过这种更强硬的宣誓性核政策，吸引了大量选民的支持，从而击败了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及其领导的国大党，赢得第二个任期。莫迪的公开声明使他的支持者相信，他的政府有对巴基斯坦使用核武器的决心。

六、结论

关于印度总理如何影响和使用核战略的讨论具有理论意义。首先，它将核武器的使用领域扩大到了国内政治中。研究还表明，核武器已被用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其次，核革命理论指出：获得核武器会引起领导人的谨慎。然而，本文动摇了这一观点，因为有些政治家更愿意使用核战略和边缘政策来推进其政治目的。最后，所有印度总理都认为自主、地位、责任和克制对印度的国内外形象很重要，但由于不同总理对强调方面的不同，印度的战略文化也常常出现微妙的变化。这说明印度的战略文化并不连贯，会随着总理的更替而略有变化。

【编译者简介】

赵翊锟，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研究生，本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现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议会、欧洲非传统安全问题等。

【校对者简介】

董一兵，山西临汾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同时为大外交智库研究员。本科就读于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专业为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专业为国际政治。邮箱：dongyb20@l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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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赵翊锟

校对：董一兵

审校：李益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