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伟 编译

【文献来源】Alexander Cooley，“On the Brink and at the World’s Edge: Western Approaches to Central Asia’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1-2021”,Central Asian Survey, 2021, Vol.40, No.4, pp.555-575.

一、研究概述

在西方学术界对后苏联时代中亚国家外交政策的研究中，中亚一直被视为“处于边缘地区、但能对超级大国施加影响，并准备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文章探讨了中亚地区学术研究和政策论述的研究假设、制度议程和地缘政治驱动因素，并强调了2001年西方军事干预阿富汗，以及中亚地区作为西方国家后勤保障者和安全伙伴在中亚研究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阿富汗战争之后，中亚地区对日益加剧的安全化的反应，促使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探索西方治理模式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中亚的局限性，同时强调新的“反秩序”规范（counter-ordering）、组织和网络的兴起。这些工作对现在日益涌现的关于后西方国际关系的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仍然缺乏中亚学者自己的声音，且忽略了重要的区域研究主题和新的分析方法。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展示了美国和西方安全优先事项的重大变化如何重塑中亚研究中的战略思维和假设，即作为美西方2001年以来在阿富汗开展军事行动的结果，中亚地区的安全化是如何界定关于该地区的研究假设、如何产生渗透到学术研究议程中的新奖励机制；然后概述了中亚研究学者做出了更广泛的理论贡献，即对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局限性及其可能的替代性制度和规范的探讨。最后反思了被政策驱动型研究所排除在外的那些被替代的学者和被忽视的研究主题，同时对如何拓宽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和区域内国际公共政策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

二、研究内容

（一）西方的议程和知识产出

在过去30年里，西方对中亚外交政策的研究和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自身盛行的安全和治理议程的影响。与此同时，美欧的学术界与智库等政策研究界寻求界定和推动中亚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研究议程。

1.20世纪90年代：预测一个过渡的区域

苏联的解体使中亚成为了西方缺乏了解的“新”地区。随着国际关系学者和前苏联学者将他们的专业知识重新应用于这个新独立的地区，他们通常会关注两个最初的分析起点：中亚摆脱苏联的方式，以及“休眠的”穆斯林多数派与其外交政策方向的潜在相关性。奇怪的是，整个90年代的国家建构工作，包括建立新的国家军队、中央银行、官僚机构和外交决策机构，在很久之后才得到学者们的关注。那些预计土耳其和伊朗会在该地区争夺影响力的人很快就失望了。土耳其当局通过援助、奖学金和卫星电视对中亚国家大力“示好”，但却在外交取向或“泛突厥思想”方面收效甚微。这揭示了西方最初对中亚分析的不足，例如，兰德公司发表的一份受美国国防部赞助的早期预测性报告强调，美国应在中亚推动“土耳其模式”，同时对该地区滞留的大量俄罗斯少数族群保持警惕。

事实证明，20世纪90年代是中亚国家强化主权、国家建设、确定外交政策和安全优先事项的时期。但在西方视野中，中亚国家最初被与其他正在经历经济和政治转型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混淆在一起。因此，一系列外部行动体认为，对中亚政治施加影响的时机已经成熟。例如亚当森（Adamson）探索了各种存在意识形态竞争的外部西方和非西方代理人，从人权捍卫者到穆斯林支持者，他们认为此时的中亚是一张政治白纸，更易于接受新的规范和文化影响。然而，尽管中亚最初被许多学者和国际组织放置于后共产主义过渡框架内，但与许多后共产主义欧洲“同行”迅速进入欧盟的轨道相比，中亚地区的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似乎处于停滞状态。对受西方支持的非政府组织的一些详细研究表明，中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似乎正在取代国家职能和商品供应角色，而不是在促进该地区的公民社会。与此同时，虽然西方援助承包商和中亚官僚接受者之间更积极的合作确保了政府很少实施破坏性改革，但同时也导致承包商和政府之间的勾结，从而强化了援助方在中亚的存在和影响力。虽然西方在中亚的援助致力于促进各国的公民社会、善治和政治改革，但却很少批评改革实践停滞的原因。

此外，处理苏联解体带来的困境和苏联遗留问题的困难也将成为中亚区域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首要是两个地区大国之间的对抗由于缺乏中间协调力量，导致无法解决地区合作面临的危机和挑战。还有环境、电网、咸海治理等其他集体挑战等问题。虽然有人将这些和其他地区性挑战归因于苏联的“悲剧性”实验，但沙赫拉尼（Shahrani）却将其归因于苏联时期有意图、剥削性的“殖民统治”。

总的来看，西方在20世纪90年代的假设——中亚是一张“白纸”，施加外部影响的时机已然成熟——引发了许多类比。例如，该地区能源丰富的国家吸引了欧洲和美国的注意，因此被拿来与其他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以及“石油诅咒（oil curse）”的危险进行比较。后帝国主义的类比强调了俄罗斯侵略性的潜在危险。幸运的是，没有实现的一个类比预测是，该地区“类南斯拉夫”化（Yugoslavia-like）的边界（特别是费尔干纳盆地）可能成为种族冲突爆发和民族统一野心的火药桶，边界管理制度及其他非正式做法似乎抑制了发生这种冲突的动机。直到2000年，即中亚国家独立十年之后，该地区没有“爆炸”，当然也没有以西方观察人士所希望的速度进行全球整合或转型。

2.“9·11”事件和中亚地区的安全化

“9·11”事件的爆发及其余波对后苏联时代的中亚地区构成决定性影响。一夜之间，后苏联时期的中亚从一个相对遥远的“低优先级”（low priority）地区，变成了在阿富汗进行的新的“全球反恐战争”和“持久自由行动”的前线。美国及其盟友在该地区建立了军事基地、后勤设施和补给线网络。保留军事准入和打击激进伊斯兰分子的优先事项，占据了西方对该地区的大多数分析，但这些研究通常会忽视这个议程是如何反过来鼓励中亚伙伴政府的过度“独裁”做法的。

从2001年秋季开始，美国介入中亚主要是为了确保其在阿富汗行动的基地准入和后勤支持。如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军事基地，与其他中亚国家签署了准入和加油协议，并加强了对中亚国家的安全援助和直接的双边安全合作。尽管大多数注意力都集中在阿富汗局势上，但一些观察人士有先见之明地警告说，优先考虑安全本身可能会助长该地区大多数政权所表现出的“威权统治”。与此同时，美国和北约对该地区的介入以及新的地缘规划，提升了中、俄等周边大国的利益关切，从而推动了各个国家的战略区域一体化愿景及地区多边论坛，比如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等。相较而言，俄罗斯更多的是以公开的方式寻求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国介入中亚则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尤其是维护中国西部的安全和稳定。

尽管难以评估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开展军事行动期间对中亚国家建构的塑造作用，但西方国家确实系统地打击、减轻和根除了该地区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如打击了“乌伊运”、通过公共信息运动削弱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合法性和吸引力。但随着叙利亚战争的爆发，中亚地区再次面临伊斯兰激进主义危险，“脆弱国家”假说（即“弱国是恐怖主义活动的沃土”）开始流行，并开始与中亚国家挂钩。

3.互联互通的政治：新丝绸之路计划

2011年10月20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印度宣布将推动“新丝绸之路”地区倡议。根据此倡议，美国试图重新定位自身的中亚政策，从与安全相关的接触转向促进贸易、过境走廊和基础设施，从而连接阿富汗和大中亚地区。美国继续强调南北关系，并有意反驳长期以来认为美国正在为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而进行区域竞争的看法，正如美国官员演讲中经常使用的口号——美国感兴趣的是“大收益”（great gains）而非“大博弈”（great games）。几年后，中国政府也将促进“互联互通”作为其“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目标，同样否认该计划具有任何战略意图和政治图谋。美国版本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的主要问题，是缺乏重要资金来证明其地区野心和主张，也许美国只是想通过该计划发出信号，表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不会被美国完全抛弃。随着中国于2013年推出了更完备、资金更充足、更有抱负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时期的恶化，中亚似乎成为了中美关系走向紧张（如果不是中美竞争的话）的又一个区域。

（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限制

上述优先事项、理解和假设制约了中亚的政策研究和战略框架。与此同时，有学者探讨了该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如何脱离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走向替代性的秩序。在20世纪90年代，中亚融入了国际自由秩序的许多方面，如加入欧安组织，签署联合国人权条约，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贷款机构的援助，并在重大政治事务上对外界介入持开放态度，如接受外部选举观察员监督等。此外，中亚国家还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这将它们纳入了全球仲裁和仲裁裁决执行体系。在实施改革方面，吉尔吉斯斯坦一贯以一个自由主义国家自居，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寻求西方投资者帮助其发展能源和采掘业。这一时期，中国没有参与中亚事务，俄罗斯自己也忙于应对国内挑战。2004年，欧亚大陆的自由秩序达到顶峰，北约和欧盟完成了向前共产主义欧洲前所未有的“扩张”，也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基地保持了军事存在。然而，这一时期也暴露了自由主义秩序中固有的主要矛盾和紧张关系。

1.理解“威权主义”

在自由主义的替代性秩序研究中，最主要的是一波关于塑造和描述中亚威权政权的工具、模因（memes）和全球联系的新的学术研究浪潮。在哈萨克斯坦，有学者称这是一种“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即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形象意识的国家，试图影响国际媒体和论坛对该国的描述方式，并致力于通过国际公关活动打造国家品牌。哈萨克斯坦有形象意识的“威权主义”与土库曼斯坦更公开的个人崇拜、卡里莫夫统治下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公然镇压形成了鲜明对比。最近，研究“威权主义”的学者研究了这些政权并制定了一套“跨国镇压战术”，包括采用先进的数字监控、进行域外操作、通过胁迫家庭成员来恐吓流亡政治对手和媒体批评人士，以及武器化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执法机构。

与多样性和新型的威权主义研究相关的，是各种形式的政治自由主义影响力的下降，包括人权、民主，以及对推动这些价值观的自由主义行为的怀疑。在“颜色革命”之后，中亚国家越来越多地效仿俄罗斯的做法，将外部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视为对政权和安全的实际威胁（而不仅仅是政治麻烦），并积极通过立法来限制其活动，甚至对其进行驱逐和禁止。西方优先考虑与中亚国家进行安全合作的虚伪性，似乎也削弱了西方作为自由主义规范守护者的可信度。

2.新的秩序基础设施的兴起

如果说有些学者从理论上揭示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及其规范和制度在中亚的局限性，那么，其他学者则探索了将在区域治理生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思想、新制度和新项目。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俄罗斯和中国领导的一系列新的区域组织，这些组织引导中亚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上进行合作，同时并不具有西方组织的规范目的和行动。尽管西方政策界轻易否定了上合组织、集安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等新区域组织的重要性和合法性，但学者们的态度却更为严肃。关于上合组织的大量文献，进一步推动了外界对这样一个非西方组织的形式和功能的理解。一些学者将其视为潜在的公共产品提供者，特别是在提供发展融资和共同能源政策方面。还有一些研究证实了该组织更多地关注政权安全和主权安全，而非促进一体化、监管融合或任何意义上的超国家主义。

最后，若不评估“一带一路”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就无法完整分析该地区的“反秩序”趋势。尽管“一带一路”最初旨在投资基础设施和促进互联互通，但该倡议对地区秩序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包括中国作为该地区主要捐助国和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及可持续性、对地区治理和腐败的影响、自由主义政治条件的缺失、“一带一路”伙伴关系与支持中国其他政策和国际优先事项之间的可能联系等。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框架也为中亚各国政府（尤其是哈萨克斯坦）提供了发展机会，使其国内支柱产业利益（如能源和运输）与中国的愿景保持一致。在安全问题上，中国正在向中亚转移“智能城市”技术。最值得关注的是，学者们如何从国际秩序的角度来界定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学者们最初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如何挑战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和地区治理框架，最近则集中关注中亚成为俄罗斯“大欧亚计划”愿景后所揭示出的中俄之间的挑战和矛盾。

3.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非自由边界：全球秩序的重新想象

尽管许多区域研究揭示了自由秩序的局限性，但更具全球化的视角揭示了中亚国家和地区外交关系是如何嵌入更广泛、更隐蔽的全球网络中的，这些网络远远超出了该地区。许多西方和非西方的区域外研究人员认为中亚孤立、偏远、缺乏连通性。但正如库利（Cooley）和希瑟肖（Heathershaw）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中亚地区的精英具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全球联系。劳瑞尔（Laruelle）和佩鲁斯（Peyrouse）指出，中亚正在经历经以中国的行动和进程为中介的全球化的许多方面。拉鲁埃尔最近关于调查哈萨克斯坦青年趋势的研究揭示了一种文化接触，其不受西方和斯拉夫文化的二元约束，而是公开接受了来自韩国和海湾等地区和国家的全球影响。也许，中亚地区嵌入更大的全球网络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是关于重大腐败和跨国“盗贼统治（kleptocracy）”的学术研究和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指出，中亚地区的精英熟练地利用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参与者、机构和规则，如离岸空壳公司及其供应商（会计、律师、银行和海外豪华房地产），来将自己打造成全球公民和慈善家的良好形象。

（三）排除和新的机会

如果不考虑中亚地区谱系中产生的对于民族和思想的排斥，西方对于该地区30年以来的国际关系研究就是不完整的。当然，与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国际关系研究在理论上变得更加复杂、方法上更加严格、经验研究也更加稳健，曾经几乎完全被训练成苏联专家的学者和分析人士，已经让位于新一代的研究人员，后者具有更强的学科和方法论兴趣、语言训练和比较研究取向。

1.持久的和新的进入障碍

正如这篇综述本身所揭示的那样，对中亚国际关系、外交政策和比较政治的研究仍然由西方学者主导，特别是那些接受过盎格鲁—撒克逊国际关系范式训练的学者。关于中亚的研究成果的评估，首先往往是依据它们对更广泛的理论和外交政策研究的贡献，这些研究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边界则是由英美的学术机构所设定的。反过来，该领域的专业学术协会往往同时反映和再现了这些优先事项和假设。苏尔塔纳利耶娃（Sultanalieva）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著名的欧亚研究学会（CESS）图书奖中缺乏中亚学者撰写的书籍，从而进一步将中亚学者从他们自己的专业和主体性地位上边缘化了。

在优先考虑增加多样性和纳入区域学者的同时，应对一系列制度障碍进行更关键的审查，因为正是这些障碍产生了结构性不平等，进而排除了一些学者和重要的研究主题与方法。然而，对中亚政治和政策进行更全面的全球研究的障碍很高，或许还无法消除——来自该地区的在西方接受培训的年轻学者经常被夹在两种学术体系之间：他们既没有在本国大学体系和资助结构内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也不是北美或英国首要学术职位的考虑对象。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在西方旗舰期刊上发表文章也是耗时和困难的，而审稿环节也不会轻易接受异质的形式、声音和缺乏程式化的理论回顾。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障碍也在增加，学术自由越来越受到更多规章制度的挑战。此外，当这些制度上的障碍限制了研究问题的类型时，西方本土的“分歧”不再充分捕捉议程设置的政治和当代史学和批判性研究的趋势。对此，本着批评性区域研究的精神，一种可能的方法是，更明确地识别学术政治化对于学术的影响，并将其与西方的同类话题和主题进行对比。

2.什么是中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亚”？

一个更基于本地和区域的国际关系研究将产出什么？它将如何重塑该领域？首先，它既会质疑外部大国与该地区接触的假设，又将揭示政府及其他地方行动者如何在西方、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地区倡议和愿景中进行转圜和政治操纵。更广泛地说，它可能会揭示，在参照地区历史经验、地方规范和权威来源的情况下，如何理解诸如“主权”、“区域合作”和“谈判”等基本概念。不强调该地区的苏联遗产，并摆脱西方理论假设的反射性输入，可能为区分中亚地区与其他地区关系、并发展出一套可与独特的政治实践联系起来的当代本土规范提供重要的空间。反之，重新审视诸如跨国移民、政治抗议和地方治理等区域现象，可以开辟基于这些独特的中亚经验的新的理论可能性。

与此同时，在没有强有力的本体论辩论的情况下，不要呼吁抛弃所有的西方输入，包括许多国关学术的理性主义基础。毕竟，中亚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主要是政治精英的领域。如果国家和地方的精英主要是由政治生存甚至个人获利等动机所驱动的，那么，理性主义的方法将、而且也应该保有相当大的解释力。对全球现象进行跨区域比较和讨论需要一套共享的微观分析假设和基线，因此，相关概念需要得到延伸、扩展和细致化处理，同时摆脱源于西方的方法和假设的影响。

此外，随着新一代的中亚学者将自己定位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未来可能会体现出中亚对该领域的独特贡献。因为这些学者不仅对该地区及其如何与全球趋势和学术议程接轨有着细致入微的理解，而且基于多语言、跨国教育及专业训练，他们作为不同地区、学术机构、教育和研究系统、政策关注的对话者具有独特的地位。

最后，引入更多中亚声音和国关相关研究的最后一条途径是，区域研究期刊积极超越包括艺术和科学的学术传统学科——历史、政治学、国际关系、经济学和社会学——并更多地采纳那些活跃的专业学者的研究。

三、结论

30年来，西方对中亚的学术研究总是习惯于寻求宏大的战略叙事、与过去类比、追求地区一体化。然而，尽管该地区的地理定位及其在西方学术界不稳定的地位，使中亚地区并不能简单比照对俄罗斯、欧亚大陆、中东和亚洲等地区的研究，但近年来有关该地区的学术研究在质量和数量上仍取得了蓬勃发展。评估成就、偏见和盲点为中亚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指明了新一代学者将避免并有望克服的绊脚石和关键挑战。

中亚研究正在蓬勃发展。在反思与中亚接触的30年时，也可以期待下一个30年。届时，中亚研究或许可以打消西方知识与区域知识之间、战略大国竞争研究与地方议程研究之间、学科规范与追求跨学科和情境化研究之间的区隔。

编译者简介

李嘉伟，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外交评论》《俄罗斯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荣获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一次，二等奖学金一次；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二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二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三等奖；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组国际关系学院第三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三等奖。荣获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首届“萃英杯”欧亚研究研究生论坛一等奖。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优秀研究生创新项目(定向探索项目)一项。研究兴趣为：抗争政治。

校对者简介

陈明霞，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三篇，主持校级科研项目一项。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

为了解学术前沿，开阔学术视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以研究生“笃研”读书会为依托，组建“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团队主要负责编译俄罗斯、中亚、南亚和高加索等国别与区域研究相关的外文文献，包括学术期刊论文、书评、地区热点及重大事件的相关时评等。自组建以来，编译团队已推出100余期编译作品。现有编译人员30多名，主体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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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仅供专业学习之用，相关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编译：李嘉伟

校对：陈明霞

审校：王术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