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者：尉锦菠

【文献来源】Jaimie Bleck and Igor Logvinenko, “Weak States and Uneven Pluralism: Lessons fromMali and Kyrgyzstan,”Democratization, Vol.25, No.5, 2018, pp.804-823.

一、前言

尽管存在短暂的“独裁统治”，马里和吉尔吉斯斯坦在过去25年中仍保留了许多民主特征。本文利用马里和吉尔吉斯斯坦作为研究案例，突出两个不同地区的类似趋势，提出了一种理论，以解释贫穷国家民主做法上持续存在的不均衡多元化。由于软弱，选举结果很少对执政当局产生威胁。通过吸收民主因素，精英们获得了接受外部援助的资格，同时，更广泛的公民和社会组织享有更大的政治自由并获得更多的接受到外部援助的机会。民主化的政治安排突出了弱国多元主义各组成部分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允许政治自由化的同时，国家能力低下也加剧了国家崩溃的风险（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因此，失衡的多元化安排不利于巩固民主政体，反而可能使这些国家沦为“失败国家”。

二、文献回顾：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解释多元化

本文的目标是解释贫穷国家不均衡多元化的可持续性问题。四种不同的观点为作者的研究提供了参考，这四种观点分别侧重以下因素对于不均衡多元化的影响：1)经济发展；2)国家能力；3)外国援助和国际制度；4）广义上所说的“无效的多元化”（Feckless Pluralism）。

第一种观点认为国民财富与民主发展呈正相关。西摩·利普塞特（Seymour Lipset）发现了财富与持续民主之间的相关性。卡尔斯·博克斯（Carles Boix）指出，“在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中，94%的国家在1999年举行了自由和竞争性选举，而人均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国家中只有18%这样做。专制回潮对所有关键政治行为者而言都显得代价太高。随着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平解决政治冲突对所有群体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这表明，民主体制在低收入国家不太可能持续下去。

第二种观点将国家能力视为可以维持或破坏民主的因素。跨国研究表明，收入水平、民主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和非线性的。杰西卡·福廷(Jessica Fortin)的研究展示了一些多元化可以在国家能力低的环境中蓬勃发展，即使一个强大的国家对于充分的民主巩固是必要的。然而，虽然这项研究观察到一些正在发生的多元化，但它没有解释维持它的机制。

关于国际因素对民主影响的研究表明，1989年后的国际秩序使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系更加开放。尼古拉· 马里诺夫(Nikolay Marinov)和海因·戈曼斯(Hein Goemans)强调，与冷战时期相比，1991年后发生的大多数政变后来都发生了民主回潮，特别是在“最依赖西方提供福利的国家”。如果容忍独立媒体、集会自由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能够增加获得外部援助的机会，精英们往往倾向于接受。

第四种观点则从批判性的角度研究了低容量状态下的多元化。托马斯·卡罗斯(Thomas Carothers)认为，无效的多元化使政治生活最终成为一种空洞的、无益的活动。亨利·黑尔(Henry Hale)将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等国的民主政治事件看作是“赞助式民主”，这种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假扮的和支离破碎的“赞助主义”，只是一种交换好处的个性化系统。作者认为，这些自上而下的说法往往忽视了公民社会行为者和反对派在国家-软弱的背景下有效且持续地限制精英的情况。

以下是本文关于贫穷国家不均衡多元化的观点：首先，脆弱的国家机构使穷国的政权行为更可能受到限制。领导人容忍多元化，以保持他们的财富并讨好国际社会。其次，这些国家表现出可预见的和不平衡的多元主义：多元主义的一些特征持续存在，而另一些特征则长期缺失。最后，虽然这些国家十分脆弱，容易受到外部威胁，但本文所描述的民主因素能够影响政治，为其他政治行为体创造机会。

三、马里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不均衡多元化”

为证明“不平衡多元主义”理论，作者选取了马里和吉尔吉斯斯坦两个案例进行比较。在经济落后和国家脆弱的情况下，马里和吉尔吉斯斯坦仍存在着“不均衡的多元化”。对比其邻国，马里和吉尔吉斯斯坦拥有充满活力的自由媒体、强大的公民社会和透明的定期选举。与此同时，两国仍然容易受到腐败影响，法治薄弱，与横向问责（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作斗争，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民主政体得到了巩固。这些国家如果能够维持这种不平衡的多元化，就会得到外国援助与更多的非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由于国家的软弱和有利于民主的国际环境，尽管发生了军事政变、政权更迭以及叛乱和种族冲突事件，这两国的政治体制依然恢复到了多元平衡状态。

（一）马里：民主的宠儿

自1991-1992年的大规模示威浪潮和政变之后，马里成功举行了五次立法机构和总统选举。 2012年4月的一场政变推翻了阿马杜·图雷(Amadou Toure)政权，军政府将这种法外夺权行为辩解为“恢复民主”的努力，并指责前政府对北方正在兴起的叛乱处置不善、前政府充斥着腐败和裙带关系、前政府领导下马里依然糟糕的经济状况。政变结束后，分离组织和伊斯兰极端组织就抓住了巴马科（Bamako）权力真空所带来的机会，占领了马里北部三个地区(占近三分之二马里国土面积）。直到法国军队进行干预为止，叛军一直统治着马里北部地区。

政变发生后，除人道主义援助外的所有外部援助都停止了。尽管政治局势不稳定，国际社会和马里政府仍渴望重新组织选举，以重新获得援助。 2013年夏，前总理易卜拉欣·凯塔(Ibrahim Keita)在前所未有的投票率下当选为总统之后，外国才恢复了对其的援助。尽管在写作本文时，马里仍然不安全，软弱无力，13000多名士兵组成的联合国、欧盟和法国维和部队驻扎在马里领土上，但马里的不均衡多元化状态一直存在。马里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评分由政治危机最严重时下降到“不自由”的等级，上升到“部分自由”两年之后，马里在2016年举行了地方选举，但受到包括绑架和威胁候选人以及销毁选举材料等暴力因素的影响。马里人继续进行自由集会，媒体公开批评现政权，政府试图设限言论自由的行为也遭到了民众的强烈抗议。

（二）吉尔吉斯斯坦：中亚“民主岛”

上世纪90年代初，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开始了政治与经济改革，这使其赢得中亚“民主岛”的美誉。然而，阿斯卡尔·阿卡耶夫（Askar Akayev）政府在九十年代末开始监禁反对派领导人、其亲属控制主要媒体等不民主行为使得民众抗议活动加剧。2005年发生了“郁金香革命”，阿卡耶夫被迫下台。

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ev)继任后出现了更加恶劣的腐败和任人唯亲现象。政权巩固后，巴基耶夫开始建立一个以他为中心且占主导地位的政党，而他的亲信则没收了有利可图的企业，并恐吓媒体记者和反对派。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城市奥什（Osh）发生了暴力冲突。与此同时，巴基耶夫在一次近100名抗议者丧生的血腥事件中被赶下台。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将总统任期限制在一任六年，并赋予议会更大的权力。这表明，尽管在少数民族权利方面出现了重大挫折，但吉尔吉斯斯坦仍取得稳步的民主进展。自由之家称，2013年吉尔吉斯斯坦在政体评分中取得了7分（满分10分）的最高分，同时也是中亚唯一评分指数为“部分自由”的国家。

（三）财政汲取能力低下、腐败与多元化

尽管多元化势头强劲，但在国家能力的测量方面，两国一直排在倒数四分之一的范围内。国家的软弱使得政府很难对政治精英、官僚和其他政府雇员进行监管。在2015年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中，吉尔吉斯斯坦在168个国家中排第123名，马里排第95名。在“预算公开”这一指标中，马里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为“最低”和“无”。

吉尔吉斯斯坦和马里丧失国家能力的主要表现是缺乏法治、无效的税收制度和普遍的腐败。尽管政府进行了各种改革，但治理质量没有得到系统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精英阶层不惧怕民主问责这一事实。司法系统是两国政府中最薄弱的部门。对马里公众舆论的研究发现，公民主要求助于传统的调解机构和宗教权威，而不是法庭、公务员或市长。吉尔吉斯斯坦普遍存在着司法系统在审判期间侵犯公民诉讼权利的现象。在首都以外的地区，警察对律师和社会团体的酷刑与恐吓十分常见。在“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2014年发布的所谓“法治报告”中，吉尔吉斯斯坦在99个国家中排名第78位。在该调查中，腐败是公民关注的首要问题。

（四）外部援助、国家脆弱与民主激励

外部援助是马里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政府极具吸引力的收入来源。正如卡琳·皮弗（Caryn Peiffer）和皮埃尔·恩格尔伯特（Pierre Englebert）所说，由于产生其他类型收入的能力有限，对外部援助者的依赖导致两国政策“更容易受到援助者对民主化要求的影响”。

当援助流入贫穷的民主国家时，精英们在管理这些资金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马里对援助的依赖促使精英们转向一种战略——调整其政治和经济政策，以确保获得援助。促使“民主倒退”的事件往往会受到援助方的谴责。马里政变后，美国、欧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援助被暂停。2013年，随着总统选举的恢复，援助也迅速得到恢复。2010年巴基耶夫政权被推翻后，援助方援助了超过11亿美元来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的临时政府。

然而，西方援助者通常只满足于竞争性选举和广泛言论自由等方面的纵向问责制（Vertical Accountability）。统治精英通常可以通过允许多元化存在等“低成本”方式来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而国家能力低下则限制了这些选举可能对精英持续统治所构成的任何威胁。只要有以“继续实行民主”为条件的援助流入，精英就可能对来自西方捐助者的外部压力保持敏感。

四、不均衡多元化的正向属性

（一）活跃的公民社会

在这两个国家中，长期的体制薄弱伴随着强大且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这常常对政府提出挑战。1991年，马里取消了社团禁令，这导致包括宗教团体、妇女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扩散。在吉尔吉斯斯坦，非政府组织在九十年代蓬勃发展，形成了对中央政府的制衡。吉尔吉斯斯坦拥有中亚最活跃的民间社会（尽管大多数是由外国资助者组建的），该国的非政府组织部门在提供服务和监督政府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马里，伊斯兰宗教领袖作为民意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发挥了越来越明显的作用。最近，宗教领袖在批评国家腐败方面发挥了最突出的作用。公民社会也有更多的横向、平等的形式，包括正式的工作协会和非正式的俱乐部。这些措施并不是嵌入到专业化的公民社会中，而是向公民提供国家以外的替代办法。国家不但无力镇压，而且其维护民主形象的动机也使公民能够对其提出要求。

（二）独立媒体

在过去20年中，两国的独立媒体蓬勃发展。民主转型标志着国家对媒体垄断的解体和非国家媒体的迅速扩张。截至2007年，马里拥有60多个独立电台，吸引了众多听众。吉尔吉斯斯坦虽然是中亚最贫穷的国家，但其在互联网普及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开放的媒体格局对政府的行为进行了限制。在阿卡耶夫统治的最后几年和巴基耶夫统治期间，对独立媒体的压迫是反对派团结起来的要因之一。捍卫新闻自由已成为政治行为体团结起来的关键原因之一。

（三）民主的习惯

研究表明，定期的竞争性选举为选民提供了更多的社会服务。公民也注意到了民主倒退（如政变后被撤回的外国援助和非政府组织）后的反弹，并渴望能够避免“专制”回潮。长期多元主义实践最显著的后果可能是，民主精神已经与民族特性交织在一起。在军政府统治马里期间，82%的公民赞成“通过定期、公开和诚实的选举来产生领导人”。在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郁金香革命”期间聚集在一起的一大批支持民主的活动家继续向巴基耶夫政府施压，要求其制定新宪法，削减总统权力，最终导致了2010年的抗议和宪法改革。

五、结论与反思

作者认为，在一国软弱的情况下，一个充满活力但不平衡的多元化可以维持下去。本研究也显示了贫穷民主国家的“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除非更深层次的经济发展和国家能力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民主政体不可能得到全面巩固。作者发现，这些国家在不需要国家能力的指标上做得比那些需要国家能力的指标更好。对“公民社会”几乎没有审查或镇压，选举总体上是自由公平的。作为国家能力薄弱所带来的副产品，多元化也能产生政治红利。同时，这些国家的机构制衡往往很薄弱——只有少量的横向问责，腐败也普遍存在。

作者意识到，由于国家自身的弱点，这些国家更有可能成为“失败国家”。在政变中被推翻的马里政府因愿意与北方的叛乱分子谈判而受到批评。马里政府的战略反映出它无法充分控制这些政治行为体。同样，2010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市发生的暴力事件表明，在本已薄弱的国家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裂痕，中央政府在对地方和国际行为体的承诺之间也存在着裂痕。如果没有外部干预和调解，不清楚马里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能否对其领土保持全部控制。

【编译者简介】

尉锦菠，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曾获得吉林大学三等学业奖学金两次，兰州大学一等学业奖学金一次，二等学业奖学金一次。2020年获得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三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二等奖。2021年获得第二届“萃英杯”欧亚研究生论坛二等奖。研究兴趣为：社会运动与制度变迁、非传统安全问题、中亚地区治理。

【校对者简介】

万雪妮，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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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尉锦菠

校对：万雪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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