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伟 编译

【文献来源】Donnacha Ó Beacháin and Frederik Coene,“Go West:Georgia’s European Identity and its Role in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s”,Nationalities Papers,Vol.42,No.6,2014,pp.923-941.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格鲁吉亚，欧洲从这里开始”（“Georgia, Europe Started Here”），这是格鲁吉亚政府旅游部官方网站上的口号。在格鲁吉亚，你会发现更多关于该国欧洲化的描述，大多数精英的言辞都浸透了关于欧洲身份的强调。格鲁吉亚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是，格鲁吉亚即使不是最古老的，也是一个古老的欧洲国家，它的文明死胡同已被推倒，无论它是以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还是苏联帝国的名义存在。近年来，格鲁吉亚一直在寻求重新获得在欧洲应有的地位。苏联的解体将格鲁吉亚从强加的共产主义实验中解放出来。但是，苏联的解体和格鲁吉亚的独立只是为格鲁吉亚“重返欧洲”创造了机会，就像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样，并无法保证格鲁吉亚能够“重返欧洲”。在萨卡什维利（Mikhail Saakashvili）政府和许多选民看来，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Ambrosiyevich Shevardnadze）的平衡外交只是与主要的国际行为体建立了表面上的友好关系，并没有让国内的欧洲化进程取得重大的积极进展。相反，独立的头十年格鲁吉亚的发展被腐败、无能和国家权力私营化所浪费。在这一过程中，格鲁吉亚失去了三个地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在俄罗斯的支持下通过武力赢得了事实上的独立，而阿贾拉则成为了当地强人阿斯兰·阿巴希泽（Aslan Abashidze）的私人领地。

2003年的“玫瑰革命”代表了格鲁吉亚一种绝望的尝试，尝试去扭转独立十年以来的衰落，并重新绘制格鲁吉亚的命运，来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保护民主自由价值观；可能的话，还希望能够收回失去的领土，恢复格鲁吉亚的民族自豪感和信心。2009年，萨卡什维利在西班牙首相的见证下发表了一篇演讲，在演讲中，他断言格鲁吉亚是最古老的欧洲国家之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我们不是任何人的远亲，而是迫于武力与他们建立了联系（此处指俄罗斯，译者注），我们是这个（欧洲）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萨卡什维利声称，通过他们在“玫瑰革命”期间的行动，格鲁吉亚人已经做出了选择——离开不民主的苏联，走向一个光明、民主的未来。“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名字——欧洲，这个名字意味着自由、民主、独立和和平”。他认为，“玫瑰革命”意味着格鲁吉亚人已经决定加入始于1989年的进程，当时中东欧人民放弃了苏联体系，以重新夺回他们在欧洲历史主流中的地位。“玫瑰革命”是为了使格鲁吉亚成为现代欧洲进程的一部分，这是欧洲价值观在格鲁吉亚的真正胜利。

本文描绘了萨卡什维利领导的联合民族运动（UNM）统治时期（2004-2012年）格鲁吉亚的欧洲转向和话语。第一部分考察了精英们所声称的“格鲁吉亚现在是，而且一直是一个古老的欧洲国家”的说法，这将有助于确定格鲁吉亚的欧洲资格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续的，在多大程度上是为维持所谓的欧洲方向而建立的。在确定这一现象的参数之前，作者将“欧洲性”作为格鲁吉亚国家身份的一部分加以探讨。然后，作者观察了苏联解体以来格鲁吉亚对欧洲尤其是欧盟态度的演变。最后，作者分析了格鲁吉亚的欧洲取向和话语，并试图评估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格鲁吉亚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此外，作者指出，本文的目的不是批评格鲁吉亚的“欧洲性”，而是对格鲁吉亚政府官方话语中“欧洲”和“欧洲性”等概念的形成和演变提出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

二、分析框架

（一）欧洲性：格鲁吉亚身份的一部分

从格鲁吉亚领导人以及大多数政治和知识精英的言辞判断，似乎毫无疑问，格鲁吉亚人一直都是欧洲人，欧洲价值观是格鲁吉亚社会的核心。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至少一个半世纪以来，它一直是知识分子激烈辩论的对象。重要的是，不仅要了解这种“欧洲人”的感觉是何时出现的，而且要认识到，目前所采用的“欧洲性”证据似乎基本上是格鲁吉亚第一共和国时期（1918-1921年）所用话语的副本。

关于格鲁吉亚民族情感归属的认同情绪，几乎不存在历史证据或支撑。在某种程度上，格鲁吉亚过去是希腊、罗马和拜占庭世界的一部分，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这些文明和文化。然而，似乎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格鲁吉亚精英看待自己的方式中，基督教信仰发挥了核心作用，而基督教欧洲（Christian Europe）对格鲁吉亚的外交政策取向也很重要。文化民族主义的概念始于19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年轻的格鲁吉亚学生曾在俄罗斯学习，并将一些欧洲思想带回了格鲁吉亚。19世纪晚期，格鲁吉亚的欧洲性被视为一种真实的东西，但由于该国与东方文化空间存在诸多共同特征，因而格鲁吉亚具有欧洲性的观点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和20世纪的前20年受到了强烈的挑战。1921年，苏联入侵格鲁吉亚，结束了一战期间由于沙皇帝国崩溃而形成的短暂独立。格鲁吉亚失去国家地位后的几十年里，该国知识分子曾多次讨论格鲁吉亚人在欧洲或亚洲的根源，以及他们未来应该遵循的方向。在苏联时代，格鲁吉亚人从未失去他们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并设法保留了使用自己语言的教育。当20世纪80年代苏联全国兴起民族运动时，格鲁吉亚人看到了消除1921年不公正遭遇的机会，并呼吁恢复独立。在格鲁吉亚看来，这个国家需要一个自身发展的战略，并在国际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作为榜样和假定盟友的“欧洲”或“西方”为其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框架身份。

（二）格鲁吉亚作为欧洲国家的参数

由于格鲁吉亚和格鲁吉亚人的欧洲性被渲染和认定为绝对真理，因而在社会上没有太多的讨论来挑战这一公理。因为精英们提出了多种用以支撑的论点，其中，许多人发现他们起源于齐斯佩尔汗塞尔尼（tsisperkhantselni）。格鲁吉亚社会不欢迎不同的观点，并认为那些质疑的观点是不希望看到格鲁吉亚繁荣未来的亲俄叛徒所持有的异端邪说。

1、地理论据说

自“欧洲”和“亚洲”概念出现以来，学者们就试图在两者之间划定界限，最初集中在地理解释上。尽管关于爱琴海的分界线——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黑海之间的分界线并没有太多的争论，但是在过去的2500年里，关于这条分界线一直延伸到东北部的说法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从古代到中世纪晚期，大多数作者都认为欧洲和亚洲的边界是顿河。后来的版本将边界往东移动，向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方向移动，东南边界是大高加索山脉。因此，除了少数例外，文学传统上将格鲁吉亚置于欧洲地理边界之外。然而，格鲁吉亚人的论述有时集中在这些例外情况上，如认为帕斯河才是欧亚分界。然而，由于缺乏任何独特的地球物理学特征，大多数当代地理学家不再认为欧洲和亚洲之间应该有一条真正的地理边界。相反，他们认为这整个大陆是一个单一的欧亚大陆。因此，从地球物理和地理上来说，格鲁吉亚在欧洲内部的古老地位，以及欧洲和亚洲之间普遍存在边界的说法是很难维持甚至是无意义的。

2、历史论据说

格鲁吉亚欧洲化的历史论据主要来自齐斯佩尔汗塞尔尼，他呼吁“回到欧洲”的呼声最近被格鲁吉亚的精英们一再重复。格鲁吉亚在古代属于希腊-罗马文化空间的一部分，并且一直属于欧洲空间的观点尤其流行。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只有少数历史学家——包括格鲁吉亚的历史学家——会同意这种思路。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有希腊殖民者在黑海海岸东部定居，格鲁吉亚王国有时是罗马帝国的外围盟友，但并非罗马帝国的内部省份。而且这种联盟通常出于战略和经济利益考虑，关注的是格鲁吉亚统治者的自我保护，而不一定是一体化。因此，建立定居点和偶尔结成便利联盟的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格鲁吉亚是欧洲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格鲁吉亚一直是是拜占庭世界的一部分，许多格鲁吉亚人甚至在拜占庭国家占据领导地位。然而，拜占庭世界与西欧拉丁基督教国家的关系日益恶化。的确，格鲁吉亚在历史上经常向西寻找庇护和保护，以对抗敌对的邻国。拜占庭帝国覆灭后，格鲁吉亚不仅向拉丁欧洲国家寻求支持，也向敌视奥斯曼苏丹的中东穆斯林国家寻求支持，但欧洲对格鲁吉亚的支持和帮助基本上从未实现。拜占庭帝国覆灭后，除了一些外交使团外，格鲁吉亚几乎完全与欧洲隔绝，直到18世纪才通过俄罗斯作为代理人重新与欧洲建立起真正的联系。格鲁吉亚领导人似乎非常清楚格鲁吉亚和欧洲之间缺乏真正历史联系的事实，例如，萨卡什维利曾说过：“格鲁吉亚的整个历史就是格鲁吉亚国王写信给西方国王寻求帮助或理解的历史，但有时甚至得不到回应。”然而，认知和话语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为中世纪和近代格鲁吉亚对欧洲支持的渴望，现在往往被错误地等同于格鲁吉亚是欧洲的一部分。萨卡什维利根据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对“旧”欧洲（Old Europe）和“新”欧洲（New Europe）的区分，创造了“古老欧洲”（Ancient Europe）一词，并认为格鲁吉亚显然属于这一范畴。但如果考虑到欧洲直到中世纪才具有地理意义，“古老欧洲”一词的政治内涵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3、宗教论据说

基督教被认为是格鲁吉亚国家身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因为它是几个世纪以来国家生存斗争的关键。对许多格鲁吉亚人来说，基督教是他们欧洲感的主要表现，许多欧洲人也可能认为基督教的纽带及其相关的价值观和规范是“欧洲”的共同因素。然而，基督徒是否就会自动使一个国家成为欧洲国家呢？对于古努比亚人或埃及的科普特人、黎巴嫩或伊拉克的基督徒，甚至是菲律宾或智利的大多数人口，我们能说些什么呢？事实上，在中世纪，欧洲确实逐渐成为“基督教”或（拉丁）基督教的同义词。但即使在那时，不同的基督教会之间也没有统一，历史上，天主教教皇对东正教的教义几乎和对穆斯林的教义一样不屑一顾。因此，仅仅因为格鲁吉亚是基督教国家就声称格鲁吉亚是欧洲的，是相当简单化的，并没有考虑到基督教的历史和特性。

4、文化论据说

格鲁吉亚作为欧洲国家的文化论据与历史和宗教论据密切相关。希腊和罗马对格鲁吉亚的影响非常有限。例如，格鲁吉亚文学在18到19世纪之前受欧洲影响很小。格鲁吉亚最重要的史诗《豹皮骑士》（The Knight in the Panther’s Skin）是以东方为背景的，而不是欧洲。欧洲音乐和歌剧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传入第比利斯。我们可以得出的最有趣的结论是，尽管俄罗斯经常被描述为欧洲的反义词，对格鲁吉亚是不利的，但格鲁吉亚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俄罗斯。

5、种族论据说

二十世纪初，康斯坦丁·加姆萨胡迪亚（Konstantine Gamsakhurdia）、米哈埃尔·贾瓦基什维利（Mikhael Javakhishvili）、格里格尔·罗巴基泽（Grigol Robakidze）等人提出了所谓的“种族”主张，并以此作为格鲁吉亚欧洲性的证明。即使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被击败后，米哈科·泽雷泰利（Mikhako Tsereteli）或马尔哈兹·阿卜杜舍利什维利（Malhaz Abdushelishvili）等人的演讲中仍然存在这样的言论。但这些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而现在使用这些论点恰恰表明人们不认同欧洲的价值观。

6、地缘政治论据说

许多格鲁吉亚人认为，当代地缘政治清楚地将格鲁吉亚置于欧洲。他们举例说，他们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的成员、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的成员、甚至是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nion of European Football Associations）的成员，或者是欧洲歌唱大赛（Eurovision Song Contest）的成员。

综上，我们研究了格鲁吉亚精英是如何展示格鲁吉亚在欧洲的地位的。看看等式的另一边，也就是欧洲如何看待格鲁吉亚，或许也很有意义。在许多有记载的历史中，格鲁吉亚是遥远的，它独立的时间很短，而且在欧洲的“精神地图”之外。西方对格鲁吉亚人的了解非常有限，因此，格鲁吉亚通常与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或俄罗斯帝国的描述在一起，这些帝国没有一个被欧洲人视为欧洲国家。此外，在有限的情况下，有关格鲁吉亚人的信息或知识是来自旅行者或牧师及那些和旅行者交谈过的人，或者是和格鲁吉亚人有联系的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这些叙事往往带有偏见，几乎不依赖事实和分析，有时还自相矛盾。毫无疑问，欧洲早期的出版物将格鲁吉亚置于亚洲。在1922年热那亚会议上，代表们表示格鲁吉亚是亚洲的一部分。当代的资料显示出不同的意见：联合国对世界区域的划分将格鲁吉亚放在西亚，《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国家地理》和《大英百科全书》将其列为亚洲国家，但BBC牛津在线参考词典和韦氏大学词典将其列入欧洲。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越来越多的西方（主要是美国和“新”欧洲国家）政治领导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的观点，即格鲁吉亚是一个欧洲国家。然而，尚不清楚他们这样说是否出于他们确信格鲁吉亚确实正在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他们是否真的认为格鲁吉亚是欧洲国家？或者是出于反对俄罗斯是这种共同“欧洲性”的真正标志。

显然，对于“欧洲性”一词的含义以及“欧洲性”必须满足哪些标准，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此外，如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以欧盟为中心的方法来解读的。格鲁吉亚的精英们所使用的论据并不能证明他们是欧洲人，但另一方面，也不可能证明他们不是欧洲人。与其看具体的标准和参数，或许仅仅是欧洲人的这种感觉更重要。由于这种欧洲性是格鲁吉亚国家身份的一个明显方面，人们可以令人信服地说，这种欧洲性是真实的还是仅仅只是一种感知和构建，都无关紧要。为了以一种更哲学的方式来总结这一节，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感觉像欧洲人”的重要性以及“被视为欧洲人”这一同样重要的因素。对于格鲁吉亚来说，身为高加索人显得不够宏大，而身为亚洲人会被许多格鲁吉亚人视为一种侮辱，两者都会导致某种自卑情结。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格鲁吉亚人不能满足于成为骄傲的白种人、并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桥梁？

（三）格鲁吉亚作为外交政策目标的欧洲愿望和方向

尽管格鲁吉亚目前的欧洲倾向被认为主要是萨卡什维利强硬政策的产物，但“欧洲的格鲁吉亚”叙事甚至在萨卡什维利2003年掌权之前就已经被越来越多地采用和完善了。独立后的前几年，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欧洲方向的公开讨论。首任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Zviad Gamsakhurdia）确实在寻求西方的支持，以避免重新被苏联/俄罗斯所统治。然而，当时的领导人似乎并不认为格鲁吉亚是欧洲的一部分，而是把重点放在国家的高加索认同方面。谢瓦尔德纳泽回到格鲁吉亚的前几年里，也很少提到欧洲的方向。这种相对沉默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谢瓦尔德纳泽试图驱逐俄罗斯维和人员，因为在格鲁吉亚看来，俄罗斯维和人员帮助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我们也不应忘记，上世纪90年代初，“欧洲”的制度设置和形象与现在完全不同。1993年11月欧盟才正式成立，由12个国家组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欧盟对格鲁吉亚的援助变得越来越重要，格鲁吉亚与欧盟之间也达成了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格鲁吉亚领导人对欧洲一体化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尽管如此，谢瓦尔德纳泽政府的说法是，格鲁吉亚是一个试图在一个非常不友好的环境中生存的新兴民主国家。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未来，只有依靠大量的外部支持才能确保基础民主。事实证明，这种叙述在吸引外国援助方面是成功的，但在进行迫切需要的改革和民主化方面却不是。谢瓦尔德纳泽从未将亲欧政策推到声明层面之上。到20世纪90年代末，很多人都清楚谢瓦尔德纳泽作为民主和现代化变革代理人的可能性已经耗尽，谢瓦尔德纳泽本人越来越依赖于他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磨练出来的本能和技能，即管理围绕在他身边的无数相互冲突的人物，而非解决政策问题和实施必要的改革。

在新千年之交，执政党内的年轻一代改革家对事态越来越不抱幻想。事实上，不是谢瓦尔德纳泽，而是议会主席祖拉布·日瓦尼亚（Zurab Zhvania）在欧洲理事会上宣布了这句经常被引用的格言，“我是格鲁吉亚人，所以我是欧洲人”（I am Georgian, therefore I am European）。1999年，格鲁吉亚加入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被视为格鲁吉亚“重返欧洲”道路上的重要象征性一步。这一事件标志着改革者开始获得影响并从总统手中接管决策权。如果谢瓦尔德纳泽决定不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那时他已经躲过了两次暗杀），他可能仍然会带着一些掌声离开舞台。然而他决定继续领导国家进入21世纪，这便决定了他的命运。那时格鲁吉亚国内经济持续下滑，腐败变得更加制度化，居民家庭时常没有煤气，每天大约有20个小时断电。据一位经验丰富的观察人士称，对欧洲的追求构成了“反谢瓦尔德纳泽反对派的核心……革命的主要结果是格鲁吉亚人又开始觉得自己是欧洲人了”。“天鹅绒革命”毕竟是与中欧和东欧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实施大规模非暴力革命，格鲁吉亚人摆脱了他们无法和平解决分歧的刻板印象。2003年11月21日，当来自该国其他地区的抗议者车队聚集在第比利斯时，萨卡什维利将此解释为群众在维护格鲁吉亚的民族尊严和民主价值观——“格鲁吉亚的崛起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未来。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一场欧洲式的、天鹅绒的、不流血的、民主的和全国性的革命，其目的是不流血地把谢瓦尔德纳泽总统赶下台，以民主的方式把谢瓦尔德纳泽总统的政府赶下台，恢复我们的尊严和回归我们国家的未来”。这次重新进入欧洲的象征是一面新的旗帜，强调格鲁吉亚的基督教特质。

在萨卡什维利政府任期的头两年里，他试图运用“颜色革命”的模式，夺回在阿贾拉、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失去的领土，并将这种模式出口到其他后苏联共和国。这些言论中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格鲁吉亚现在是民主（欧洲）价值观的前哨，并将寻求将这些价值观传播到前苏联帝国的其他地区。另一个隐含的想法是，由于格鲁吉亚是欧洲在非波罗的海地区的前苏联边境国家，西方国家应该保护格鲁吉亚免受敌人的攻击。从萨卡什维利就任总统之初，欧洲就应该对格鲁吉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在2004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萨卡什维利将欧盟的旗帜和格鲁吉亚的旗帜一起升起，并宣称，“（欧盟）国旗也是格鲁吉亚的国旗，因为它体现了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和观点的本质，以及我们对格鲁吉亚未来的愿景……格鲁吉亚，它不仅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最古老的欧洲国家之一……我们稳步迈向欧洲一体化。欧洲是时候终于看到并重视格鲁吉亚了”。格鲁吉亚这个最初失传已久、被低估的欧洲国家的形象，引起了萨卡什维利核心圈子里许多人的共鸣。当然，这也符合其战略利益——如果格鲁吉亚被认为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为作为欧洲关键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的一员，那么格鲁吉亚人就有理由认为欧洲将协助其对抗俄罗斯，以恢复格鲁吉亚领土完整。此外，在“玫瑰革命”时期，格鲁吉亚的的野心是获得一个欧洲国家的属性，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及其他领导人试图塑造这样一种印象，即该国在很多方面超越、甚至成为欧洲的榜样。

萨卡什维利将所有不认同欧洲方向的政党视为非法政党。工党领袖沙尔瓦•纳特拉什维利（Shalva Natelashvili）声称，最好不要只关注欧洲，还要培育与俄罗斯的关系。尽管如此，该党并未质疑该国的欧洲方向。然而，更重要的是新政府队伍中持自由主义的欧洲怀疑论者。“玫瑰革命”后不久，格鲁吉亚的寡头本杜基泽（Kakha Bendukidze）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并在2009年2月之前持续担任不同的高级职位。本杜基泽不希望格鲁吉亚成为“欧洲僵化文明”的一部分，认为其过度监管会扼杀经济增长。在本杜基泽的影响下，该国的领导层不再把欧洲作为唯一的基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也成为了榜样。虽然本杜基泽离开了政治舞台，但他的团队和追随者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仍然留在了那里，并继续对政策制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关于欧洲和欧盟与格鲁吉亚关系问题的公众意见方面的深入研究很少。然而，高加索研究资源中心（CRRC）在2009年8月完成了一项非常详细的研究，该研究基于近2000份完整的访谈。调查发现，尽管格鲁吉亚人对欧盟的现状和做法知之甚少，但他们仍然非常热衷于加入欧盟（67%的人赞成，5%的人反对，28%的人未发表意见）。令人震惊的是，竟然有10%的受访者认为格鲁吉亚已经是欧盟成员国。也许这一结果是由于对格鲁吉亚确实是欧洲理事会成员国而混淆造成的。不过，只有33%的受访者认为格鲁吉亚是欧洲理事会成员国，而39%的人则不这么认为。此外，只有39%的受访者知道欧盟监督团在他们国家做什么，38%的人根本不知道。格鲁吉亚人正处于“乐观”状态，并通过“玫瑰色的眼镜”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大多数人认为，加入欧盟将对国家安全、领土完整、言论自由、就业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尽管研究还没有建立起公众舆论和领导层话语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格鲁吉亚的精英们却在不断地将欧盟塑造成救世主的形象。例如，2004年10月，萨卡什维利总统说，“目前，爱沙尼亚的人均预算是格鲁吉亚的12或13倍。爱沙尼亚的最低养老金是240拉里（格鲁吉亚官方货币单位，代号为GEL），尽管10年前我们两国的生活水平相似。这显示了追求自由、完全独立、融入欧洲和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所能取得的成就。”

（四）欧洲话语和国内政治

在前一节中，我们看到了欧洲话语如何在剥夺谢瓦尔德纳泽总统的合法性和使“玫瑰革命”合法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这并不是出于国内政治目的而利用甚至操纵欧洲方向和话语的唯一例子。

首先，这种话语帮助统治精英在选举中获得了支持。欧洲被视为希望、繁荣和质量的象征，它与“亚洲”和“俄罗斯”的对立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亚洲”和“俄罗斯”都被视为落后、低劣甚至邪恶的概念。因此，为了获得和保持公众的支持（即赢得选举并继续掌权），重要的是要给人们希望，鼓励人们相信对现任政治精英的支持将使他们更接近欧洲。事实上，在新政府占据主导地位的那段时期，欧洲的教育质量基准已经部分转移到了格鲁吉亚，成为欧洲的榜样。在苏联时代末期，来自欧洲的任何东西都被认为质量更好。在独立初期，“欧洲”确实是质量的基准，萨卡什维利执政后，所有的一切都正式按照欧洲标准来进行：学校、操场、医院、屠宰场，甚至监狱。然而，最大的矛盾是，格鲁吉亚当局拒绝采用欧洲的标准化和计量系统。

其次，将欧洲和成为欧洲人的愿望与可能不受欢迎的改革联系起来，可以更容易让社会相信这些改革的必要性。然而，人们并不总是清楚欧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实施了这些改革。推行食品安全措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格鲁吉亚当局声称，为了符合欧盟的要求，需要开设一家现代化屠宰场（这会导致肉类价格上涨），而欧盟委员会声称并没有推动这一要求。此外，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改革和经济思维并不符合欧盟的做法，而是符合美国的做法。因此，尽管欧盟正在为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产品和实践制定法规和指导方针，格鲁吉亚政府却希望尽可能地放松管制。在打击犯罪方面，格鲁吉亚采纳了美国对于轻微犯罪零容忍和判处长期监禁的做法。在社会政策方面，医疗保健私有化，教育变得越来越昂贵，社会对话几乎不存在。与此同时，格鲁吉亚政府声称已经走向与欧盟更紧密的一体化，但却坚决拒绝将其立法与欧盟立法相接近。因此，有时与其说是格鲁吉亚的“欧洲化”，不如说是格鲁吉亚的“美国化”。不仅是掌权的精英，就连反对派也以转向欧洲来获得国内选民的支持。反对派政客们试图与在本国的外国外交代表保持密切联系，目的之一便是诋毁统治精英，寻求外国援助，并向政府施加压力。显然，反对派也在利用“欧洲”（不管这个“欧洲”意味着什么）为自己获取政治支持。

（五）外交政策与冲突转型中的欧洲话语

从历史上看，获得安全保障一直是格鲁吉亚领导人面临的一个持续挑战。作为一个被主要帝国包围并遭受多次入侵的小国，格鲁吉亚一直在寻找庇护者。有时，庇护者也会变成压迫者和占领者。格鲁吉亚的精英们经常与保护国的政府或行政部门紧密结盟，格鲁吉亚与波斯和俄罗斯关系的历史就是很明显的例子。虽然格鲁吉亚确实与这两个强大的邻国结盟，但这只是次优选择。历史上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格鲁吉亚在外交上曾努力寻求基督教欧洲的支持。虽然有些作者可能会指责格鲁吉亚人是改变联盟的叛徒，但这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务实和成功的手段，因为这保证了格鲁吉亚国家的存续。

当今，格鲁吉亚正在寻找一个新的保护国，希望该国可以为格鲁吉亚提供迫切需要的安全保障，并为其在恢复领土完整方面提供帮助。当前，格鲁吉亚政府所倡导的该国如何在向欧洲提供能源安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及融入欧洲-大西洋体系的愿景，显然激怒了俄罗斯，同时也并未助其获得希望得到的欧洲援助。

由于围绕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冲突是一个领土恢复问题，将这一问题纳入国内政治章节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然而，由于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在这些争端中的高度介入，我们更愿意把它和该国的外交政策一起提及。欧盟成员国更愿意看到冲突的和平解决，而格鲁吉亚则致力于寻求欧洲军事支持，以恢复其领土完整。毫无疑问，格鲁吉亚对北约做出军事承诺的程度——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部队的人均比例最高，比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这一承诺与格鲁吉亚诱使西方大国参与和帮助解决其领土争端问题的愿望有关。格鲁吉亚官方对这一承诺的解释是，“不是西方国家去到了阿富汗，而是阿富汗在9·11事件后来到了我们身边”，但大多数格鲁吉亚人不太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认为对美国的袭击就是对他们的袭击。格鲁吉亚官方对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这两个国家在地理上距离格鲁吉亚很近，这听起来显然也很空洞，且阿富汗和格鲁吉亚是同一地区的观点，与“欧洲的格鲁吉亚”这一说法存在矛盾。格鲁吉亚的敌人一直被描述为是俄罗斯，而不是伊拉克或阿富汗的伊斯兰武装分子，这些对大多数格鲁吉亚人来说似乎是另一个世界。格鲁吉亚与北高加索各共和国发展关系的做法也很难调和，因为这些国家中有许多被认为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的窝点。格鲁吉亚时任外交部长格里戈尔·瓦沙兹（GrigolVashaze）提出的格鲁吉亚参与这些战争的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格鲁吉亚想成为（北约）军事联盟的一员，而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所以我们必须表现得像北约的一员。北约在阿富汗，因此我们也在”。通过在北约战争中发挥作用，格鲁吉亚将增强其加入北约的前景，这反过来将有助于格鲁吉亚遏制俄罗斯，并收复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领土。因此，格鲁吉亚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义务也将需要某种程度的互惠，第比利斯可能期望欧洲支持解决其领土完整问题。

格鲁吉亚与欧盟关系最后一个值得讨论的方面是，其政府对欧盟的坚定拥抱如何影响了普通格鲁吉亚人的文化认同以及他们对欧洲和欧盟的看法。高加索研究资源中心2009年对2400多名格鲁吉亚人进行的一项重大调查发现，略微多数人同意“我是格鲁吉亚人，因此我是欧洲人”的说法。也许部分原因是，格鲁吉亚人对欧盟标志的视觉和象征意义上的接受相当积极，这使得1/10的格鲁吉亚人认为他们已经加入了欧盟，而另一个相当大的公民群体则表示不确定。欧洲委员会则遭遇了相反形式的无知，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肯定地表示格鲁吉亚是其成员，尽管格鲁吉亚早在1999年就加入了欧洲委员会。在重要国际组织中，欧盟被认为是仅次于北约的第二大安全保护伞。城市居民、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最有可能重视欧盟对格鲁吉亚的作用。恰好有一半的人认为格鲁吉亚将在10年内加入欧盟，10%的人认为这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38%的人则表示不知道，只有1%的人认为格鲁吉亚永远不会加入欧盟，这一比例低得令人吃惊。这表明，政府关于格鲁吉亚加入欧盟的不可避免性和格鲁吉亚在欧洲组织的核心地位的口头禅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如此，绝大多数格鲁吉亚人并不想在欧盟工作或学习，只有8%的人愿意在那里永久居住。从这些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是，格鲁吉亚人在一般意义上认为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并坚信与欧盟建立日益强大的联系是有好处的。这种热情往往与对欧盟的特性和政策以及欧盟如何看待与格鲁吉亚的接触缺乏详细了解共存(甚至可能部分依赖于此)。

（六）后萨卡什维利时代

自本文撰写以来，格鲁吉亚举行了议会选举（2012年10月1日），结果执政党失败，亿万富翁伊万尼什维利（Bidzina Ivanishvili）领导的“格鲁吉亚之梦”联盟获胜。在选举期间，萨卡什维利总统把他的对手描绘成“各种各样的小偷、土匪、祖国的叛徒”。此外，他坚持认为，他们九年前就反对“玫瑰革命”及其所拥护的价值观，因此这次选举被描述为“我们敌人最后的挣扎、最后的斗争、最后的希望、最后的卢比孔河（Rubicon）”。“格鲁吉亚之梦”被描绘成克里姆林宫更大地缘政治计划中的一枚棋子，目的是控制格鲁吉亚，使该国重新远离西方，转向俄罗斯。

2013年3月7日，格鲁吉亚议会通过了一项全面的两党决议，表明格鲁吉亚的国际政策偏好保持不变，并特别宣布，“融入欧洲和欧洲-大西洋体系是该国外交政策方针的主要优先事项”。4月19日，格鲁吉亚在第比利斯举行示威活动，重申格鲁吉亚亲欧盟、亲北约的立场。2013年10月完成了政府的过渡，宪法禁止萨卡什维利第三次竞选总统。2014年6月27日，格鲁吉亚联合政府终于与欧盟签署了长期未达成的联合协议。在签字仪式上的讲话中，加里巴什维利（Irakli Garibashvili）总理传达了该协议的历史意义——“今天，格鲁吉亚向自由欧洲迈出了一大步。因而，6月27日将作为一个历史性和特殊的日子被铭记。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他们引以为豪的日期。今天，一个新的大日子正在我的祖国的历史上书写，它给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感到自豪。许多代人一生都在想着这一天，我很高兴我们这一代人能把我们祖先的梦想变成现实。我现在的感受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相信在我们的国家每个人都有这种情绪。今天，格鲁吉亚获得了恢复其自然环境、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空间的历史性机会。”

这一进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与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同一天签署联系国协定就强调了这一现实，这两个国家的国际公认领土边界也受到俄罗斯联邦的破坏。在一份联合决议中，欧洲议会因俄罗斯干预乌克兰进行回应：“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同其他任何欧洲国家一样，具有欧洲视角，只要它们坚持民主原则，尊重基本自由、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并确保法治，就可以申请加入欧盟。”

联系国协议是格鲁吉亚与欧盟关系的起点还是终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格鲁吉亚未来政府的政策选择。随着格鲁吉亚加入欧盟的资格被接受，加入欧盟的道路正式开启，格鲁吉亚的“重返欧洲”不再依赖于声称自己是“古欧洲人”，而是依赖于执行和尊重当代欧盟成员国的法律和做法。

三、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仔细研究了萨卡什维利政府极力宣扬的格鲁吉亚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说法。我们探索了支持这一主张的论据——历史的、文化的、种族的、政治的和地理的，发现在许多情况下，事实被修饰、美化、甚至被捏造，以维持一个当代的政治叙事，从而寻求格鲁吉亚成为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盟。与此同时，人们也不能说格鲁吉亚人不是欧洲人，尤其因为我们对“欧洲”或“欧洲性”并没有明确的定义。

苏联解体创造了一个真空，被无数迄今为止被压制的运动和身份——宗教的、国家的、超国家的、地方的、政治的、种族的，等等——所填补。格鲁吉亚政治精英可以根据许多传统和历史经验塑造国家身份，并在这种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础上优先考虑其同盟并确立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提倡格鲁吉亚的欧洲身份，并排除一切其他因素，意味着该国精英有意掩盖格鲁吉亚历史的重要部分，包括它与波斯和奥斯曼帝国政权的互动，以及最具争议的可能是其与俄罗斯和苏联帝国互动的历史。这并不是说，格鲁吉亚的欧洲身份比许多欧盟成员国（如果不是所有成员国的话）更容易被人为塑造，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我定义和自我信念与他人看法相结合的问题。格鲁吉亚“欧洲计划”的主要局限在于它在欧盟潜在伙伴的态度，其中一些人对格鲁吉亚的欧洲“资质”持矛盾甚至怀疑的态度。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认为政府的身份政治和国家的战略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美妙的融合。如果格鲁吉亚是公认的欧洲和西方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格鲁吉亚领导人认为欧洲应该在发展、安全等议题上帮助自己的国家，并支持其加入西方国家联盟——尤其是欧盟和北约——这可以帮助解决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问题。

编译者简介

李嘉伟，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在《俄罗斯研究》、《外交评论》各发表学术论文一篇。荣获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一次，二等奖学金一次；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二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二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三等奖；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组国际关系学院第三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三等奖。荣获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首届“萃英杯”欧亚研究研究生论坛一等奖。荣获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第二届“萃英杯”欧亚研究研究生论坛三等奖。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优秀研究生创新项目(定向探索项目)一项。研究兴趣为：抗争政治。

校对者简介

陈明霞，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三篇，主持校级科研项目一项。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

为了解学术前沿，开阔学术视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以研究生“笃研”读书会为依托，组建“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团队主要负责编译俄罗斯、中亚、南亚和高加索等国别与区域研究相关的外文文献，包括学术期刊论文、书评、地区热点及重大事件的相关时评等。自组建以来，编译团队已推出90余期编译作品。现有编译人员20多名，主体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实行组稿与自由投稿相结合的方式。欢迎校内外对欧亚问题感兴趣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投稿，投稿邮箱：zhaolx2019@lzu.edu.cn。编译作品将在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网站、微信公众平台同步刊出，一经采用并发布，即奉上微薄稿酬，以致谢意。敬请各位同仁关注、批评与指正。

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仅供专业学习之用，相关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本期编译得到北京海纳丝路信息科技研究院的赞助，谨致谢忱。

编译：李嘉伟

校对：陈明霞

审校：王术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