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飞编译

【文献来源】Timur Dadabaev,“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Reg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entral Asia Stat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8,No. 85, 2014, pp.102-118.

【作者简介】帖木儿·达达巴耶夫(Timur Dadabaev),日本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副教授。

【期刊简介】《当代中国》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主要面向与当代中国事务相关的理论和政策研究、研究笔记以及书评。它是北美唯一为学者、商人和政府决策者提供当代中国事务独家资讯的英文期刊，现任主编是美国丹佛大学的赵穗生（Suisheng Zhao）教授。

Timur Dadabaev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一、问题提出

本文回顾了中亚国家对上合组织的看法，阐述了中亚国家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对华合作的动机与关切。近些年，上合作组织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功能性国际组织。它经常被视为一个由中国主导的机制，构成了中国与中亚邻国接触并在其边境建立友好伙伴关系的依托。也有人认为，上合组织是俄罗斯领导的中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合作计划。然而，对西方国家而言，上合组织是由中俄领导的反西方政治和军事集团。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中俄在中亚的竞争是上合组织区域内一种独特的动态模式。

上合组织内部的复杂性和争议性主要反映在中美俄之间的博弈上，但无论是对于上合组织还是中美俄而言，学术界较少关注中亚国家的话语和态度。过去的研究过分地关注中俄的利益、政策和观念，而忽视了中亚国家。此外，这些研究经常强调上合组织功能主义合作的成功，而忽略了对其负面作用的分析。在上合组织文件和声明中，关于超越有限的合作进而建立上合组织区域认同鲜有论述。缺少对中亚国家自身关切的研究,导致我们无法理解该组织是继续以功能主义为目标和方法，还是有能力超越功能主义的方法，继而走向以一套新的价值观和规范为基础的上海合作组织认同。因此，上合组织区域内的相互认知模式超越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功能性目标和国家利益，同时也被中亚小国纳入了他们的动机、关切和期待之中，而理解这种相互认知模式对于理解发展包容性的“上合组织区域”和上合组织认同至关重要。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问题: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动机对上合组织的合作和区域认同有何影响?

二、解释中亚国家合作的理论视角

对于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合作以及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合作，国际关系学者诉诸于各种理论来解释中亚国家参与合作的动机和关切。这些理论包括但不限于制度分析、功能主义以及新功能主义。许多学者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出发，详细介绍了上合组织形成的制度以及其组织运作程序的问题，然而，批评人士认为，虽然制度分析对上合组织合作历程的解释颇具优势，但是过于静态。他们强调，上海合作组织的结构、决策和协商一致的“上海精神”原则是该组织有效运作的决定性因素。换句话说，制度分析“可以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国际组织在某个特定时间点所处的位置，但不能告诉我们组织将如何以及何时发生变革”。

上合组织在中亚地区的发展与合作历程表明，功能主义在上合组织成立之初能更好地解释该组织的进程。功能主义的话语主导了关于合作的国内和区域影响的争论，并定义了合作的深度及其发展的潜力。在很大程度上，近年来中亚国家对合作的态度受到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独立国家联合体作为上合组织的另一个版本的失败和弱点，以及人们认为更集中、更明确的方法更能应对中亚的复杂情况，因为这些方法为与其他国家合作提供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时机，并统一了各部门的步伐。虽然在苏联解体后，独联体试图根据成员国的共同历史遗产、共同发展道路、经济结构和其他制度的相互联系来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但这些努力未能带来建设性和有效性的合作，这反映了参与国在处理问题时在愿望和做法上存在差异。因此，这些差异导致了大量未履行的协议。这些未履行的协议导致了后苏联国家对那些庞大而难以管理的合作计划心生不满。对大多数欧亚国家来说，功能区域化和以区域为基础的集团象征着更有吸引力和更有益的合作安排。关于各种合作计划的功能主义做法表明，进行密切合作的国家可以把社会、技术和人道主义事务同政治事务分开，然后集中解决这些问题。

以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为例，这些合作的重点是以务实的态度解决各方共同关切的问题。功能主义希望，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合作能够延伸到政治领域，合作的惯性和建设性工作最终能够深化合作。

三、功能主义视角下的上合组织合作

功能主义认为，任何地区的初始合作首先应侧重于某个特定领域，当这个领域取得成功后，合作就可以转移到下一领域，甚至可能进入更深层次的合作。上合组织成立之初，成员国对其明确的安全目标(打击激进的宗教团体、边界问题和反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有了更好的理解，共同的目标拉近了国家之间的距离。早在上合组织成立之前，中亚国家(哈、吉、塔)、俄罗斯和中国曾多次举行会议，以解决领土争端、跨境犯罪和暴力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该机制推动建立了以“互利、互信、平等、协商、尊重多元文明、谋求共同发展”这一“上海精神”为基础的“上海五国”机制。这一进程考虑到全体成员国的共同利益，这一原则也被认为是一种防御性机制和凝聚成员国意愿的有效工具，防止成员国在违背该原则的情况下做出政治和经济决策(针对组织内的强国，如中国或俄罗斯)，在此基础上于2001年成立了上合组织。随着上合组织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其目标转向了加强经济关系、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

尽管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的方法在解释和指导边界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但近年来，上合组织议程的扩大化(如扩大上合组织的覆盖范围和成员国)引发的的新挑战和新问题，要求上合组织采取比以往更加全面的合作方式。借助功能主义理论并通过上合组织的案例叙述可以看出：当一个问题被很好地定义并且合作取决于技术问题时，功能主义的方案是最有效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功能性方案——包括那些与上合组织类似的方案——“最好保持小规模、针对具体问题并尽可能技术性”。由于上海合作组织已经从边境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发展到经济和教育领域，并且正在考虑扩员，因此寻求上合组织的身份认同，成为上合组织发展的重要关切。

四、上合组织探寻身份认同

上合组织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区域范围的扩大。正如一些人所言，如果上合组织不仅涵盖安全问题，而且还能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它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地区参与者。仅靠政治领导不能保证团结一致，也不能保证既定目标的成功实现，因此，组织扩员不仅需要推进区域合作，而且需要增进相互信任。当前，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其民众中的认知和形象以及地区国家的价值观、身份问题和共同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仍没有得到重视，从而对上合组织倡议产生了以下负面影响：第一，随着上合组织区域内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在本地区“经济扩张”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并且逐渐广泛关注；第二，存在领土划分不公、领土吞并、领土扩张加剧的危机感；第三，随着国家间劳动力的广泛流动，人们越来越关注中亚地区中国人口的流动和增长；第四，政治精英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形象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在逐渐拉大，中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认为上合组织的倡议总体上有利于他们的国家，但是公众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些倡议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精英，而不是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条件。

就上海合作组织而言，其广阔的合作历史、关于该组织的自我认知和各成员国对其他国家的看法以及该组织为实现新的目标所采用的工具，都不利于形成该组织的身份认同。因此，上合组织成员国应该接受国际关系中集体认同形成的理念，该理念要求共同准则(行为预期、共同做法和义务)、共同轨迹(共同路径、过去经验、共同问题和共同目标)、共同自我(对“共同体”边界的理解)和共同价值(对决定行为的价值观和道德的共同解读)。以上合组织为例，我们可以在形成该组织认同的努力中观察到这些因素，比如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通过“上海精神”建立该组织的共同准则、文化交流及其共同价值观。

五、上合组织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身份认同

上合组织在边界管控、打击毒品犯罪和恐怖主义等领域的活动和倡议非常成功，并在取得成功后继续扩大组织范围。由于上合组织成员的异质性及其地区合作的复杂性，造成该组织区域认同的形成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形成上合组织认同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上合组织的非殖民化议程，这一认同凝聚了上合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若干文件》阐述了这一议程的构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是在尊重各国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推动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自主制定内外政策，平等参与国际事务。

因此，这些要求坚决反对外国在中亚地区建立军事基地，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向上合组织盟友俄罗斯发出的信号，即中国会慎重地对待任何在中亚地区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和扩大军事存在的企图。这一保障以及中国对上合组织反帝国主义立场的大力支持，受到了亚洲国家的欢迎。虽然俄罗斯可能不同意，但它必须接受这一立场，因为俄罗斯在不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对这些支持者施加影响。中国强烈反对外国干涉国家内政，这些都是中国反帝国主义政策的表现，也是中亚国家参与上合组织的积极因素。上合组织历届峰会都提到了这些作用，并重申“不应以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政治和社会制度、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六、上合组织身份认同形成的尝试和挑战

尽管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些形象与批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否定西方或本地区任何统治的理念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形象与成员国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努力塑造一个积极的上海合作组织形象，这种形象不仅建立在对特定理念的排斥和批评之上，而且还建立了规范和共同的归属感之上。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加强人文交流的想法受到该区域大多数国家的欢迎，但是这一倡议的实际执行并没有显示出互惠的迹象。许多人认为，具有经济、政治和人口优势的中国在本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扩张”可能会威胁到该组织宣布的改善地区人民生活的目标。这种看法已经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引发了公众和政界人士对中国潜在经济和社会“扩张”的反华情绪。形成上海合作组织认同所面临的最后一个挑战是，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方向缺乏共识。诚然，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新组织，其形态和形式正在酝酿之中，但是中俄两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持有不同的愿景。

七、结论

近些年，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在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上加强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在传统安全合作取得显著成果后，上合组织同各成员国一道确定了新的合作目标和领域。但是上合组织的认同建设仍然存在争议，上合组织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倾向有着联系，这也是增强中亚国家向心力的主要动力。通过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上海合作组织为中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虽然这种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身份认同有助于中亚国家认同的发展，但是就其本质而言，这是一种消极的身份认同建构，它基于对帝国野心(俄罗斯或美国)的排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推行，越来越多的中亚国家担心，中亚国家只不过是中国推行地缘战略的工具。因此，上海合作组织缺乏积极的区域认同建构。

中国当前的形象使上海合作组织认同的形成过程更加复杂化。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该地区的“异类”，政界人士和公众不时地流露出反华情绪。如前所述，反俄情绪是由中亚国家过去经历的俄罗斯帝国主义所引发的；而对于中国，人们更加担心该国的“经济扩张”。这些问题表明，构建上合组织区域认同对其发展至关重要。

编译：杨鹏飞

校对：李兴基

审定：孙秀文

（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的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