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基编译

【文献来源】Ulugbek Azizov,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From Knowing-that to Knowing-how”,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Vol.8, No.2, 2017, pp.123-135.

【作者简介】乌鲁格贝克·阿齐佐夫(Ulugbek Azizov),乌兹别克斯坦国立世界语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亚一体化相关问题。

【期刊简介】《欧亚研究期刊》（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是汉阳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出版的区域研究类期刊，该期刊致力于探索欧亚大陆的内外联系，研究对象包括独联体地区及其周边国家。

Ulugbek Azizov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一、研究背景

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以两种知识为背景考察中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这两种知识分别是“知道是何”（knowing-that，即“话语”形式的表征性实践）和“知道如何”（knowing-how，即“行动”形式的非表征性实践）。作者在分析相关文献时发现，既有研究对中亚地区一体化建设过程的理解大多局限在“知道是何”范畴中。“知道是何”以行动者的“话语”实践为特征，换句话说，即行动者用来证明某些行为的话语和想象。这篇论文的假设是，这些话语和想象与行动者“行动”实践产生的进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即“知道是何”和“知道如何”是截然区分的。

当谈到行为体在中亚地区的“话语”实践（“talking”practices）时，我们不得不提到“五个斯坦”（five stans）的中亚空间话语。“中亚”这个富有想象力的词语对地缘政治、权力平衡和威胁平衡等概念具有重要意义。“五个斯坦”的中亚话语符合一种想象，即俄罗斯、美国和中国是该地区的核心地缘玩家，他们为争夺地缘政治霸权而进行竞赛，其结果是造成了该地区的权力平衡和威胁平衡。然而，大多数学者在用“五个斯坦”的话语实践来解读中亚区域进程时，都无法摆脱“知道是何”的逻辑，只能以“五个斯坦”话语强加的框架来解释中亚进程。

“知道如何”针对的是行为体的非具象性实践——“行动”，观察的是行为体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进行实际参与而非“话语”实践。如此，我们就可以把分析从政治化的想象和话语中解放出来，以一种清晰的实践方式来看待区域进程。这就意味着，需要观察行为体在各自所属部门的自我参照活动（self-referential activities）。也就是说，需要观察他们在全球化和标准化时代的交流和联系。比如，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级、“QS高等教育体系实力排名”、“世界社会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SWIFT)，所有这些部门标准作为制度化的做法，其意义和作用很少依赖于行为体的政治话语和想象。正是这些标准做法给了参与者一种与地缘政治无关的交流语言，行为体通过这些标准进行交流并参与到非具象的实践中。

二、理论视阈下的区域与区域主义：认知与实践

在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中，关于哪种知识——“知道是何”或“知道如何”——认是合理的、能够很好地解释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的争论仍在继续。罗兰（Roland）认为，社会世界既具有表征性知识的特征，也具有非表征性实践的特征。一方面，世界具有人类“认知库”中思考积累的知识，即先验知识；另一方面，世界包括行为体日常经历的真正实践行动，它们超越了行为体之间的漫谈/想象。在现实世界中，行为体并不是被动地融入话语/想象当中，而是在全球行业标准的框架下，通过每天的活动产生和再现新的价值。

“知道是何”这种类型的知识将话语和想象置于部门实践之上。帕阿西(Paasi)认为，“区域认同——一种至少隐含着某种区域内凝聚力或社会整合的想法——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区域在制度化的过程中获得了它们的边界、象征和制度”。帕阿西展示了这样一种区域制度化是如何通过言语行为、历史叙述-话语来强调区域精英生产和复制区域的权力。从帕阿西的认知中可以看出，在这种或那种语言中存在着情感上的表达，使人们依附于这个或那个区域，也就是说，区域认同是通过个人使用的语言产生的。胡尔斯（Hulss）在《想象欧盟:超国家认同的隐喻建构》中强调了话语隐喻在欧洲区域认同出现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欧盟是通过精英在政治修辞中使用的“家庭”、“家”等隐喻来实现想象的，一种区域认知和区域身份通过这种解释得以产生和再现。纽曼（Neumann）也指出了精英阶层在区域话语物化中的作用。他认为，地区的存在是由于地区建设者、政治行动者的存在，他们想象了一个区域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某种身份，并将这种想象的身份传播给其他人。“区域”在这种情况下被视为政治话语，而不是将话语视为外部政治现实的反映。布赞（Buzan）认为，“区域”是通过历史驱动的精英话语被制度化的，这些精英塑造了基于“我们”和“害怕他们”的共同心理结构。

“知道如何”从非表征性的行动开始，也就是说，从行动者在经济、金融、教育等部门的日常行为和经验开始。因此，这些实践被认为是摆脱了先验知识和教条，免受精英所构建的政治动机的话语和想象。这些行为由不同部门的行为体在日常实践中体现的集体性特质和经验组成。以“行动”实践为导向的地区身份是行为体以模糊的行为、通过不同行业的全球标准产生和复制的做法。行为体的实践特性与不明确的部门惯例有关，这些惯例使要实践的行动不言自明或合乎常理，以便成为不同部门全球标准的一部分，正是这些部门将行动者划分为区域集团。因此，以部门标准为基础的区域建设很难用“知道是何”来解释，这是由于当今世界的通信、商品和人员的流动性正在增强。因此，区域主义或区域建设过程“不是指通过既有规范将某些部分整合到某个整体中，而是指跨国界的不同部门通过特定通信连通增进交流和联系”。这意味着，如果将区域建设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其特征是各行为体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仅仅通过“自我”面对“恐惧他者”时的逻辑来理解。在表征性层面上，A国可能是B国的恐惧，但在非表征性层面上，这并不能阻止后者在经济中与前者进行实际的相互作用。在地缘政治对话的语境中，一些国家可以被想象成平衡者或指挥者，但这些想象与“实实在在”的实践知识无关。实践知识背后的力量是什么?为什么弱国要与其他强国进行实际的互动?华尔兹的权力平衡理论和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在微观层面上不足以解释日常部门间的互动，因为他们的理论只是把国家想象成平衡者或指挥者。由于不同部门具有经济相互依存和物质共同进步的诉求，一个国家可以与其他国家进行实际的互动；又因为他们在实际交往中使用的语言是标准化的，所以他们能够实现相互理解。但是，当我们从部门的角度来考虑区域时，我们不应该一概而论，把国家放在一个单一的区域。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如果认为，一个国家在某一地理区域内进行融入，就不能在该地理区域以外的不同部门与其他国家进行融入，那就错了。例如，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中实行区域化，但它却试图在教育方面更接近西方。在这个意义上，哈萨克斯坦试图模仿西方，试图分享西方在教育方面的进步做法。在全球化和标准化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依附于单一的区域安排。

三、中亚地区一体化

表征性实践(“知道是何”)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如何感觉/感知他人?”，非表征性实践(“知道如何”)针对诸如“谁是在经济、教育、体育等领域成功的国家?”以及“作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我们应该效仿谁?”等问题。一旦我们从“五个斯坦”的空间论述中解读出“斯坦”特征，我们就需要从全球部门标准开始分析，因为这些国家是嵌入其中并通过这些标准彼此联系起来的。正如已经提到的，这些标准没有政治化的想象和话语，他们更倾向于自我参照活动。

（一）“知道是何”中的官方话语

后苏联时期的中亚区域一体化或区域认同的形成利用了“五个斯坦”的空间话语，这种话语假设五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代表一个讲突厥语的国家群体。这种论述使我们先验地知道了中亚地区是什么，以及从“我们”的角度看它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些国家作为一个民族的政治想象——包括塔吉克斯坦，即使它是一个说波斯语的国家——已经被后苏联时期的斯坦精英们制度化了。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卡里莫夫说，乌兹别克和塔吉克是说两种语言的同一个民族。因此，在后苏联时期，“五个斯坦”的精英们把这个地区说成是一个共同的家园，并使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制度化了。突厥斯坦主义将所有五个中亚国家集合在一个基于突厥语集体的“自我”单一空间中，突厥语国家所代表的理念在形成集体期望结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知道是何”中的学术话语

中亚区域一体化的官方话语和学术话语是相互构成的，两种论述都试图解释如何更好地整合“五个斯坦”，而忽略了他们在全球化世界中的非表征性实践。例如，哈萨克斯坦与欧盟(而非俄罗斯)有更多的经济实践/贸易往来，那么为什么要在欧亚主义(Eurasianism)等具象实践的框架下理解哈萨克斯坦，并使行为体陷入这种先验想象的话语形式中呢？在“五个斯坦”的中亚空间话语中，学者们陷入了从历史、文化、地缘政治等角度的先验想象假设。罗塞特（Rosset）和斯瓦林（Svarin）在“五个斯坦”框架下讨论了中亚区域一体化。在他们看来，这一地区被想象成五个斯坦，这五个斯坦有着共同的命运。无论中亚区域一体化是成功还是失败，作者们都无法摆脱“五个斯坦”的散漫想象。

柯林斯试（Collins）试图通过“五个斯坦”话语的视角来理解中亚的区域一体化。因此，该地区是先验已知的，根据亨廷顿的文明划分为“五个斯坦”和“他者”(即西方)。这“五个斯坦”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世袭专制政权”统治的，因此与西欧、北美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民主国家明显不同。根据柯林斯的说法，由于五国是“世袭独裁政权”，而且他们追求各自的个人利益，因此，这五个国家的经济区域主义已经失败了。另一方面，中亚地区安全主义取得了成功，“五个斯坦”对俄罗斯采取了拉拢行为，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安全霸权地位已经确立。

如果将我们的理解从“五个斯坦”话语中解放出来，我们就可以超越这个框架，即俄罗斯、美国和中国被视为地缘政治的参与者，为争夺地缘政治霸权而战，并导致该地区的权力平衡。然而，我们的实际解读缺乏想象力，比如“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主要的参与国，在能源和贸易发展等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挑战上不一定意见一致，俄罗斯担心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其对控制该地区油气运输的兴趣。

一般来说，从上述讨论过的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目前为止，中亚的区域一体化是在“五个斯坦”提出的认知框架内进行解释的。在后苏联时期的中亚地区，无论是官方(精英阶层的言论行为)还是学术(学者对“五大斯坦”地区精英阶层言论行为的分析)，都产生和再现了该地区的社会现实。这一现实创造了一种期望结构，即中亚地区根据其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突厥语斯坦)特点获得了边界和象征意义。正是在福柯的系谱学立场下，区域被想象出来，当中亚精英们引用历史事件来为“五个斯坦”话语正名时，研究中亚的学者们通过将区域一体化的逻辑拟合到“五个斯坦”话语中，从而产生并再现了这一话语。

四、与世界实际接触：超越中亚的“知道如何”

中亚地区的一体化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话语”实践过程，该地区在此过程中确定了其边界、获得了作为历史和文化定义的共性象征，突厥斯坦主义（Turkestanism）的理念为五国的区域一体化提供了指导。另一方面，“知道如何”将中亚一体化概念化，但不局限于全球化时代，即在不同部门进行的非表征性“行动”实践。它假定了这种区域一体化应以部门通信的自我参照功能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制度化的标准在确保全球行为体之间的连接功能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商业领域的区域主义是通过诸如“营商环境”项目等标准产生的，例如“创业”或“注册财产”，跨经济体的商业监管环境评估数据是为了使成功或竞争经济体的想法制度化。这些并不是在历史、文化、地缘政治和言语方面想象出来的，而是在国家履行具体的任务中形成的。在这种“商业”实践中，国家通过完成特定的任务相互交往，进入一个共同的功能空间。

使各国联系起来的另一个部门是金融。在这个部门中，全球资本流动网络已经作为各国之间的制度化标准。这些网络不受操纵和想象的影响，没有以文明自我/未开化他人的二分法割裂地域化或全球化，这些都是资本流动单一体系的一部分。所有国家都遵守单一的规则和行动方式，即使国家因历史、文化、地缘政治原因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全球(技术化)区域，所有国家在功能上相互行动和交往。

五、结论

本文通过介绍中亚及周边地区的区域建设过程中的实践，对正统认知提出了质疑。文章提出了“话语”和“行动”的区别。“话语”实践是区域建设者通过言语行为产生和再现的行为“行动”实践是参与者通过制度化的标准相互交流并在不同部门内形成联系。这些制度化的标准从功能上将行为体连接起来，而且他们很少受到行为体“话语”实践的影响。当我们透过“行动”实践的镜头来观察一体化过程时，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单一的整合空间嵌入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在全球化和部门标准化时代是一个多维的范畴，它通过制度化的功能标准在不同的部门中生产和复制，因此同时成为各个部门综合空间的一部分。本文是一个理论而不是实证研究，试图从理论上解释如何更好地理解在全球化和功能标准化的时代中亚和其他地区的区域建设进程。通过本文的讨论，希望为学者们进一步对中亚及其周边地区的区域建设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编译：李兴基

校对：赵柳希

审定：孙秀文

（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的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