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Alanna C.Van Antwerp and Nathan J. Brown,“The Electoral Model Without Elections?The Arab Uprisings of 2011 and The Color Revol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Vol.26, No.2, 2018, pp.195-226.

【作者简介】阿兰娜·安特韦普（Alanna C.Van Antwerp），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技术和国家安全项目兼职高级研究员，她的研究集中在专制政权、政治动员、选举政治和选举安全，以及数字威权主义。

纳森·布朗（Nathan J. Brown），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和国际事务教授，研究领域集中为伊斯兰政治，他的最新著作《阿拉伯政治复兴后的伊斯兰争论》(Arguing Islam after the Revival of Arab Politics)201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是基于瓦莱丽·邦斯(Valerie Bunce)和莎伦·沃奇克(Sharon Wolchik)所揭示的由发起“颜色革命”的活动家和政治反对派团体所采用的“选举模式”（election model）而进行的。在诸多对“颜色革命”进行研究的英文论文中，瓦莱丽·邦斯和莎伦·沃奇克的文章引用率高居前三名。他们所提出的“选举模式”是英文文献中对“颜色革命”进行研究的基本视角之一。因此，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与马克·贝辛格（Mark R. Beissinger）提出的“颜色革命”扩散模式和卢坎·韦（Lucan Way）强调的战略结构不相上下，几乎没有学者的文章能够绕过这三组学者的相关研究。

作者认为，“阿拉伯之春”显然不是“选举模式”在阿拉伯世界的移植，因为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在动荡前并未进行任何总统或议会选举，而在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中，塞尔维亚和乌克兰比较符合“选举模式”的特点，而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并不完全符合“选举模式”的特征，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该国2005年的政权更迭实际上更像“阿拉伯之春”而不是“颜色革命”。

本文正是对“选举模式”的适用性进行了反思。在这两场“起义”中是否存在选举是一个关键区别。文章承认阿拉伯人与一些非阿拉伯人的情况之间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动员和抗议技巧方面。但是，作者认为，作为群众动员焦点——选举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差异对政权更迭的性质产生了影响，并在更大程度上对起义后的政治产生了影响。因此，作者将“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主要是埃及和突尼斯的政权更迭）进行比较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二、原有分析框架及其不足

瓦莱丽·邦斯和莎伦·沃奇克所提出的“选举模式”由以下几个要素组成:（1）混合政体：在这种政体下，虽然进行了选举，但通常存在欺诈；（2）对政治或政治变革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愤世嫉俗或不抱幻想的公民；（3）由政党和激进组织组成的政治反对派。在这种模式中，政治反对派、公民社会组织和活动人士齐心协力地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更强大、更有凝聚力的团体，集中资源并协调策略，在现有体制内有效地挑战独裁统治者。他们将选举作为动员目标，采用了“一整套选举策略”，包括创新动员投票运动，以有特色的口号和纲领来吸引年轻选民；平行投票制，即在选举后立即公布选举结果;选举后的和平示威活动，迫使非民主的现任者接受选举结果，并将权力交给新当选的领导人。这两位学者主张模式在特定环境下的可移植性。

然而，本文作者认为，“选举模式”似乎只适用于具有特定结构条件的体制（独裁或选举无望的混合政权不在其中）。他们试图将“选举模式”的某些要素(尤其是其动员技巧)从产生这些要素的结构条件中分离出来。因此，本文主要探究两个问题：第一，不管有没有选举，不同类型的动员都导致了同样的结果，即独裁领导人的下台，选举的存在（或不存在）是如何影响动员特征的？第二，有或没有选举的动员对后动员政治有什么影响呢?在研究突尼斯和埃及的动员特点与所谓的“选举模式”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动员特点之后，作者认为，选举显然不是导致非民主领导人下台的必要条件，但选举作为动员对象的存在，对动员的展开方式以及动员后的政治和民主巩固都至关重要。

三、案列比较分析

作者将选取的案例分为三组：一是非选举案例（导致突尼斯的本·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倒台的动员）；二是“选举模式”案例（主要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三是混合案例（吉尔吉斯斯坦和格鲁吉亚）。作者依次研究了以下问题：（1）动员的轨迹；（2）主要行为者；（3）后动员效果。

与选举模式国家明显不同的是，在“阿拉伯之春”中反对派和选举政治似乎完全脱离了彼此；突尼斯和埃及的许多反对派领导人试图通过公民社会组织而不是通过政党来实现变革，而这两个领域之间几乎没有合作。突尼斯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是个人的愤怒，而不是全国性的选举运动。那么，在过往认知中被称为“选举模式”的国家是否存在争议呢？作者认为，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情况类似，即领导层的更替是根据这些选举结果发生的。在“选举模式”案例中，反对派成功地统筹了一系列要求和策略，使用了一套有力的、鼓舞人心的动员投票技巧，使公民尤其是年轻人相信投票是值得的，并且民主上的突破是可能的。他们同时采用了一套策略(如平行计票)来抵制政权方面的欺诈企图，合法选举的获胜者获得了权力。因此，围绕选举的动员导致了与选举结果相一致的领导层更替。然而，2005年导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辞职的政治运动轨迹更类似于埃及和突尼斯，而不是选举模式。

吉尔吉斯斯坦和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具有独特性。吉尔吉斯斯坦和“选举模式”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虽然选举与导致阿卡耶夫下台的抗议活动同时发生，但发生的领导层更替与选举无关。这次选举是议会选举，因此，阿卡耶夫本人不在选票上。此外，导致阿卡耶夫辞职的抗议活动不是由政治反对派组织的，而是由对选举结果不满的当地精英组织的。事实上，抗议活动既不是由政治反对派组织的(就像在选举模式案例中发生的那样)，也不是同步战略的一部分，这表明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反对派与选举模式案例相比，缺乏一定程度的统一、规划或协调。格鲁吉亚也不完全符合“选举模式”，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在选举过了三个星期才下台，这三个星期没有出现持续的大规模示威。在选举和谢瓦尔德纳泽辞职之间的21天里，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没有发生抗议，而在抗议发生的8天里，示威者的人数可能不到5000人。2003年11月22日，主要反对党领导人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组织了一场有数以万计人参加的游行，把谢瓦尔德纳泽赶下了台。2004年1月4日进行了新的总统选举，萨卡什维利当选为总统。谢瓦尔德纳泽逃离后举行的选举是领导更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尽管萨卡什维利的政党在选举中表现良好，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出现在选票上。因此。与吉尔吉斯斯坦一样，在格鲁吉亚的动员轨迹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它将格鲁吉亚与其它选举模式区分开来。

在突尼斯和埃及的抗议中，正式的非政府组织和政党都没有发挥核心作用，这与东欧的情况有所不同，东欧的情况是统一的反对派与政治化的公民社会进行了合作。不同于选举模式国家，政党、活动人士和非政府组织都参与了动员投票活动。在埃及，动员1月25日最初抗议活动的主要力量是一些非正式组织的青年活动人士。在选举模式案例中，动员工作的主要参与者是统一的政党、非政府组织、工会、青年活动人士和反对派领导人，他们都参与了动员工作。关键的是，这些国家中参与动员公民投票的行为者也参与了动员公民进行抗议，这是预先确定的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这与上面讨论的突尼斯和埃及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突尼斯和埃及，动员抗议者的行为者往往与在起义前和起义后动员人们投票的行为者非常不同。

所有“选举模式”的国家都有公民社会直接参与动员公民在选举中投票，而选举是动员的重点。在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这些选举后没有发生抗议活动的国家，非政府组织得到了外部资金的支持，完全进入了政治领域，而不是保留非政治化服务实体。而吉尔吉斯斯坦动员的主要参与者不是非政府组织、政党或青年活动家，而是该国南部的地方精英。格鲁吉亚的反对派同样没有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统一集团，他们的合作是表面上和战术上的，而非基于某个纲领。吉尔吉斯斯坦和格鲁吉亚的反对派缺乏团结，并且参与动员的行为者形形色色，使得这些案例更类似于埃及和突尼斯而不是“选举模式”案例，这对它们动员后轨迹具有重要影响。

在每一个选举范例中，都有一个发展良好和政治化的公民社会，一个在选举前统一和合作的反对派，一个被选举上任的合法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这些选举使政治更替变得制度化。然而，在没有选举的情况下发生大规模动员的地方（如突尼斯和埃及），或在选举实际上不是导致领导人更替的因素的地方（如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后动员时代的政治和民主巩固有非常不同的后果。这四种情况都表现出以下特征：(1)民众动员持续升温；(2)没有明确的合法继承人；(3)两极分化或者政治主体之间缺乏共识；(4)民主进程缺乏制度化。

在选举不是动员重点依据的情况下，在动员之前没有形成任何共识，动员后的情况就会具有不稳定和政治两极分化的特点。这种影响在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家可能特别强烈，因为这些国家的主要人口存在分化。明确合法继承人的缺乏导致一些国家的民主程度不进反退。抗议初期缺乏的共识在新政府上台后依然缺乏，进而导致政治极化。缺乏制度化的民主进程导致一些国家反复“革命”（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

综上所述，选举示范案例的特点是统一的反对派与政治化的公民社会协同行动，而在非选举模式案例中，行为者缺乏这种组织或目标的统一性。这种差异对后动员时代的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论

首先，不论是否是“选举模式”国家都会有相同的结果，即现任的独裁领导人被推翻，但这二者在动员特点上存在明显差异。“选举模式”的抗议动员由高度组织化的反对派动员，它们高度统一和团结，而不遵循这种模式的国家则与之相反，抗议群体是相互分离和零散的，组织化程度明显较低。此外，即使是在那些至今仍被认为是“选举模式”的国家（如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也存在着特殊性，即领导人的更替实际上是新总统选举的原因而不是结果。这一区别使得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动员轨迹更类似于埃及和突尼斯，后者的特点是在没有选举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动员并迫使非民主的领导人下台，最终导致新的选举出现。

其次，在探讨上一个问题时所发现的差异对后动员时代的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持续的民众动员、两极分化或共识的程度、民主进程的制度化以及继任者的合法性。

最后，我们回到唯意志主义和结构限制的结合中来，以反思在其他情况下试图使用选举模式的因素的教训。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模式的重要部分可以从选举中分离出来，一些动员技巧可以被聪明、足智多谋、灵活和富有想象力的领导人采用。即使这些领导人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但反对派领导人的选择对他们各自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了难以量化的影响。然而，这些选择并不是在真空中做出的，先前所存在的秩序特征——它所鼓励或关闭的选择，它所产生和阻止的结构——会继续对后动员时代政治产生影响。我们目前的研究表明，当崩溃的“独裁者”的行为阻碍了正式的法律连续性时，他们的最后一笑可能是他们的遗产在他们“臣民”身上引发的泪水。

编译：李嘉伟

校对：李兴基

审核：孙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