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兵 编译

【文献来源】Kavus Abushov,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Prudent Geopolitics, Incapacity or Identity?”,Ea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5, No.1, 2019, pp.72-92.

这篇文章从根本上重新检验了俄罗斯在纳卡问题上的对外政策，并尝试从略利益、物质实力与身份三个维度去解释这种对外政策的原因。文章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俄罗斯没有对停火协议的安排给予足够支持。文章的观点是，无论俄罗斯有没有足够的实力来终结冲突，俄罗斯都可以在纳卡外围被占领地区达成解决方案。文章阐明了哪些因素促使俄罗斯保持对纳卡问题的政策，并在传统研究观点外增加了俄罗斯的实力缺陷和身份维度。另外，随着南奥塞梯和克里米亚焦点问题的出现，俄罗斯解决冲突的外交政策一直是从地缘政治和新帝国主义角度来审视的，但文章认为即便这样仍远远不够。

一、引言

纳卡冲突是后苏联空间最为复杂和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90年代全面战争虽然以1994年停火协调告一段落，但每年零星的冲突仍不断发生，有时会演变成短暂的热战，2016年4月的四日战争就是典例。冲突各方越来越疏远彼此，在表述中好战言论和仇恨叙事占据主导。纳卡地区具有身份认同层面的重要价值，冲突各方都将纳卡地区视为自身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解决纳卡问题需要有关各方做出重大让步才能实现。此外，纳卡问题之所以棘手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还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多个行为体。在次国家和国家层面有纳卡地区、亚美尼亚、海外亚美尼亚裔和阿塞拜疆；在地区层面有俄罗斯。解决纳卡冲突需要所有行为体彼此妥协。

俄罗斯在纳卡问题上是一个复杂因素，任何可能的协议都绕不开它。俄罗斯总是将纳卡冲突作为对外政策工具，以强化亚美尼亚相对弱势的政治军事地位，并寻求亚阿双方的平衡。俄罗斯一方面维持与亚美尼亚战略伙伴关系，向其输送关键军事武器系统，另一方面也会向阿塞拜疆输出武器。俄罗斯一方面在言辞上支持阿塞拜疆领土统一，另一方面又对亚美尼亚鼎力支持。同时，俄罗斯宣称将优先解决纳卡冲突问题，保持与美、法欧安会主席国的合作，并发出如梅德韦杰夫倡议（Medvedev intiative）、拉夫罗夫计划（Lavrov plan）等和平计划。

学界关于俄罗斯纳卡政策的研究，更多是从后苏联空间军事冲突的角度进行讨论的。西方学者主要将俄罗斯看作地缘政治上的现状受益国，几乎不愿意进行彻底改变。而俄罗斯本国的研究则强调矛盾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俄自身手段的局限性。正是俄罗斯在冲突中种种暧昧的表现，使其自我认知与西方、冲突方对俄的认知存在一种张力。本研究尝试从俄罗斯对纳卡冲突外交政策的变化和延续入手，因为这能反映出俄罗斯参与冲突的性质——它是否真正地致力于和平，但却无法现实和平；或者，它是否像地缘政治文献所说的那样，不实现和平才符合俄罗斯的根本利益。传统的地缘政治文献忽视了多种变量，提供的是一个不完整的分析框架。由于俄罗斯对纳卡冲突外交政策的变化源于冲突国家的协调行为以及俄罗斯物质能力的变化，地缘政治的笼统框架会显得缺乏解释力。

二、对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冻结冲突（frozen conflicts）政策的理论性思考：实力不足、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

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冻结冲突政策是由自身战略利益、90年代实力欠缺和长远战略不明共同塑造的。受历史影响，继承苏联的俄罗斯将后苏联空间视作地缘政治实体。除了短暂的自由西化时期，俄罗斯国内对于近邻空间的重要性具有高度共识。纳卡问题涉及俄罗斯（尤其在高加索地区）的安全利益。当高加索国家间的族权冲突外溢到北高加索和周边临近地区时，会造成近邻国家依靠美国和北约力量的局面。后苏联空间长期处于俄罗斯政治影响之下，对这些地区的侵蚀直接关系到俄罗斯的生存，而冻结近邻国家的冲突是俄罗斯安全-政治空间继续存在的重要基石。在2008年俄格战争和2016年乌克兰危机过后，冻结冲突成为俄罗斯控制周边国家的工具之一。在俄罗斯决策圈内部已形成一个共识——在软实力不敌西方的情况下，后苏联空间的内部冲突都达成最终解决，并不符合俄罗斯自身的战略利益。

还有一个因素被俄罗斯决策层所强调，但却被西方学术界和政客们所忽略，即，俄罗斯缺乏足够的能力去独立促成冲突方之间的和平。西方对俄罗斯实力的误解是双方紧张的原因之一。这个因素超出了俄罗斯是否真正推动后苏联空间内部问题和解的考虑。但是作者认为，随着俄罗斯自独立以来内部政治机制的集中化，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是上升的，不应过度夸大俄罗斯实力不足的症结。

（一）地缘政治框架的关联

地缘政治的解释往往强调俄罗斯和美国在欧亚心脏地带的敌对关系。布热津斯基（Zibgniev Brzezinski）强调，纳卡地区是欧亚巴尔干（Eurasian Balkans）的一部分，美国在此最核心的利益是阻止俄罗斯主导欧亚。欧亚巴尔干不同于其它欧亚地区的原因在于，该地区处于政治真空的状态，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激烈的大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必然使纳卡问题更加棘手，突出表现就是作为地缘博弈结果的停火协议往往走向流产。因此，俄罗斯在亚阿两国之间小心翼翼地游走，防止任何一国倒向美国；由于软实力的缺乏，俄罗斯倾向于利用纳卡冲突这种“硬”工具与美国进行抗衡。

地缘政治类研究多强调俄罗斯自身缺乏解决纳卡问题的意愿。如果冲突存续，俄罗斯既可以向阿塞拜疆出售武器，又可以使亚美尼亚依赖俄罗斯提供的安全保障。这些研究在解释纳卡冲突棘手性上论证充分，但在解释俄罗斯的纳卡政策上远不足矣。第一，传统的地缘政治分析框架无法容纳俄罗斯对纳卡问题态度上的变化。第二，在2008年俄格战争结束以后，俄罗斯成为南高加索地区毋庸置疑的霸主，但俄美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地缘竞争并未发生太大改变，这也是地缘博弈框架所无法解释的；第三，纳卡冲突是实际上是美俄少有的合作领域之一，美国将支持俄罗斯为实现和平而采取的行动。

（二）现实主义和战略利益

尽管经典地缘政治框架与现实主义在认识论上具有相似性，但我们仍要区别对待两者，尤其在解释范围上前者小于后者。地缘政治往往强调地理决定论（geographic determinism）和国家权力的地理纬度；而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则为理解世界政治提供了一个整体的解释，进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两者间的区别在当下的研究中越来越突出，现实主义的解释认为俄罗斯的纳卡政策聚焦于战略利益：首先，纳卡冲突是俄罗斯牵制亚阿双方倒向西方的手段；其次，冲突本身巩固了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盟友关系。但现实主义的解释未能阐明俄罗斯为何没有对和平进程给予足够支持。

文章尝试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结合起来解释经验现象，只有既重视战略利益、又重视理念因素才能充分理解这个问题。因此，本文将首先解释俄罗斯在纳卡问题上的战略利益和身份角色是什么，其次分析战略利益和身份角色如何互动并共同塑造了俄罗斯的纳卡政策。

三、后苏联时期俄罗斯针对纳卡冲突的对外政策：从利益缺位到地缘政治

独立初期，俄罗斯对纳卡问题并没有清晰的战略定位，只是追求一个改良主义利益，如结束亚阿双方的敌对状态、与国际组织及其它行为体合作来稳定地区形势。时任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Kozyrev）甚至准备与欧安组织共同推进纳卡地区的和平进程。俄罗斯政治精英采取的欧亚政策重塑了该国在纳卡冲突中的地缘利益。在地缘意识的驱动下，俄罗斯便开始排除外部行为体参与到后苏联空间中，包括在继承性冲突中的操纵、对独联体的主导、防止纳卡冲突外溢到北高加索地区。俄罗斯将纳卡冲突作为牵制亚阿双方的工具，同时确保在亚的军事政治和在阿的经济利益。从俄罗斯的战略视角来看，纳卡冲突将使土耳其和伊朗介入高加索地区，从而导致俄罗斯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下降。

20世纪80年代后期，俄罗斯曾支持阿塞拜疆的领土主权主张。然而，这段时期俄罗斯自身处于混乱当中，部分军队经常在战区私自行动、挑战官方政策，就像1992年发生的霍贾利尔种族屠杀事件（Khojaly massacre）。俄罗斯国内弥漫的欧亚主义与阿塞拜疆内部对权力的渴望迎头碰撞，到了1992年俄罗斯迅速变更了立场，只要阿塞拜疆敢于驱逐俄罗斯军事基地，俄就会火速支持亚美尼亚和纳卡当局。阿塞拜疆则拒绝加入独联体并与土耳其和西方合作来制衡俄罗斯。根据塔什干协定（Tashkent Treaty），一部分苏联的军事装备将留在阿塞拜疆，但巴库拒绝执行造成俄罗斯态度的急剧变化。

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将纳卡冲突视作维持在南高加索存在的一种手段。期间，作为大国的俄罗斯变得相对虚弱，而阿塞拜疆则通过“古阿姆”集团以及与西方石油财团建立伙伴关系的方式来平衡俄罗斯。阿塞拜疆这样做的前提是确信俄罗斯反对解决冲突并给予亚美尼亚帮助，据悉，俄罗斯大约向亚美尼亚输送了价值10亿美元的武器。阿塞拜疆在1999年退出了集体安全条约并与其它前苏联国家组建了“古阿姆”集团。在这种联盟校对之后，俄罗斯决策者将纳卡冲突视作维护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权力政治和安全利益的工具。

（一）俄罗斯态度的转变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俄罗斯开始支持任何亚阿双方就冲突可能达成的协议，这种积极的立场与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立场完全相反。在纳卡问题上大量事情发生着变化：一是阿塞拜疆自2000年起开始对俄罗斯采取追随战略（bandwagoning strategy）；二是俄罗斯实力提升降低了纳卡问题对维持其影响力的重要性；三是俄罗斯精英逐渐将纳卡问题视作与阿塞拜疆发展密切关系的障碍。以上种种变化对和平进程产生了影响：首先，俄罗斯开始扮演一个比上世纪90年代更为积极的角色；其次，俄罗斯对纳卡问题的态度不再是对前苏联空间内其他冻结问题的态度。当然，这并不是说纳卡冲突对俄罗斯不再具有价值，而是说冲突环境的变化将允许达成一个暂时协定。

目前来看，俄罗斯依然对纳卡冲突保持一种模糊态度，支持任何同时满足冲突方与自身利益的协定。尽管俄罗斯开始支持和平协议，但仍克制自身直接对冲突方施压或在协定过程中进行领导。这样做是囿于实力有限，可见俄罗斯的支持是微不足道的。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希望维持自身在纳卡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停火协议的方式达成一份解决方案。从这个层面来说，像领土交换这样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是不受俄罗斯支持的。

（二）俄罗斯在明斯克小组中的角色演化

自欧安组织成立以来，俄罗斯一直是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最重要的成员和联合主席国，这个角色决定了俄罗斯期望在所有冲突管控和和平和进程中扮演主导角色。1994年的停火协议实际上是在俄罗斯施压并与冲突各方接触的情形下实现的，最近俄罗斯在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以外针对纳卡问题发出了独立倡议（比如，喀山倡议和拉夫罗夫计划）。尽管俄罗斯主观上没有侵蚀明斯克小组的活动，其单边倡议也得到了法美两国的支持，但这些调停行为客观上使明斯克小组在纳卡问题上边缘化。而明斯克小组内的共识是，在纳卡问题上俄罗斯比法美更具有影响力和操纵手段，因此俄罗斯追求自己的替代路径是可以接受的。

1.执行霸权和平的实力不足

俄罗斯解决冲突的实力不足这一重要变量在既有文献中缺乏讨论。尽管俄罗斯不断施展自身的软实力并向冲突各方施压，但是由于实力不足，冲突各方要么公然蔑视协议、要么反驳俄罗斯促成的协定方案不是最优的、要么形成一个抵抗协定方案的联盟。俄罗斯实力缺陷也是造成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及地区内卫星国发生龃龉的关键所在。俄罗斯并不具备一个解决冲突的魔力方案。例如，在2011年喀山谈判中，俄罗斯虽积极作为，但谈判仍走向失败。

纳卡问题主要由冲突各方的议题所主导，而非俄罗斯或其他域外大国提出的解决方案，议题的不可分割性成为冲突动态的一个关键因素。围绕在亚美尼亚一方的所有力量（亚美尼亚、纳卡地区、海外亚美尼亚裔）都认为，除了纳卡地区独立和随后与亚美尼亚统一以外，没有其他备选方案。他们基本上把该地区的地区视作一个荣誉问题，不需要谈判或妥协。亚美尼亚在战争中的胜利是对1915年历史错误的纠正和对受伤的民族自尊心的修复，为后来的民族融合提供了一个象征基石。所以，任何来自俄罗斯的施压都会被亚美尼亚抵制并视作是俄罗斯在火中取粟。阿塞拜疆也将纳卡地区视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方面，卡拉巴赫是阿塞拜疆国家身份象征的重要历史遗迹；另一方面，由于阿塞拜疆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失去卡拉巴赫及其潜在损失与国家的存亡息息相关。

身份冲突是最难解决的，俄罗斯为实现持久和平所做的施压是有限的。俄罗斯实力的局限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地位尤其相关，这是和平进程的中心问题，但并非是全部问题。俄罗斯意识到纳卡冲突的敏感性，无论俄方如何施压，这一问题都不会重回冲突之前的状态。然而，冲突的解决方案都建立在停火协议的基础上，即，亚美尼亚将纳卡外围占领区域归还给阿塞拜疆，而纳卡地区则保持无限期的悬而未决。亚美尼亚和纳卡当局愿意归还7个外围占领区域，就拉钦走廊（Lachin corridor）的地位达成协议，并使冲突去军事化；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则解除对亚美尼亚的禁运措施。对于阿塞拜疆来说，纳卡外围区域可以提供保障区，而纳卡区域则可以保持一个无限期的和平，这种方案也满足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但俄罗斯还没有实施任何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举措。

2.俄罗斯不满于现状

俄罗斯在停火协议中的得失如何，为何不像美国对1995年代顿协定（Dayton）那样呢？当前，尽管俄罗斯对停火协议抱有兴趣，但并不想急切去改变纳卡问题的现状。俄罗斯尽量维持亚阿双方的军事平衡并对阿塞拜疆发出警告，在很大程度上使现状不至于滑向全面战争。2008年俄格战争以后，阿塞拜疆精英认识到未经俄罗斯批准单方面恢复领土主权的后果，因此不再去触碰俄罗斯在纳卡问题上划定的红线。相比之下，2016年4月的四日战争经过了俄罗斯的批准，因而战争没有延长。

俄罗斯不急于改变现状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任何改变都需要向亚美尼亚和纳卡当局施加极大压力，而这样做代价巨大。改变现状可能会使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关系更加密切，进而确保阿塞拜疆成为欧亚联盟（Eurasian Union）的潜在成员，还可能会使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大国地位更具合法性。但考虑到成本与代价折合的相对收益（也是由冲突不可分割性和俄罗斯实力的有限性造成的），俄罗斯更希望在冲突中实现和平，并且和平进程不是那么急切。

3.俄罗斯与亚美尼亚的战略关系及其对俄罗斯行为的影响

俄罗斯与亚美尼亚的战略关系并没有影响到俄罗斯在和平进程中保持公正，但前者给予后者的军事支持实际上是亚美尼亚在和平谈判中不予让步的关键所在。亚美尼亚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与俄罗斯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关系密切，大量亚美尼亚企业被俄罗斯国有企业控股。在“天鹅绒革命”中，亚美尼亚的对外政策是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寻求平衡。纳卡问题加深了亚美尼亚对俄罗斯的战略依赖。一旦纳卡问题得到彻底解决，那么亚美尼亚对俄罗斯的依赖将会降低。

除了纳卡相关问题以外，俄罗斯与亚美尼亚的战略关系正通过各种长期协定被制度化。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战略同盟主要聚焦在安全—政治层面，比如战略武器系统（伊斯凯德尔导弹）的运输，与亚美尼亚共同在伊朗和土耳其接壤地区进行巡逻，甚至更密切的军事合作。亚美尼亚决策层把俄罗斯视为对抗虚幻的土耳其威胁和真实的阿塞拜疆威胁的保障者。可以说，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战略同盟关系是复杂的——俄罗斯主观上处在一个公正的地位，但客观上却稳固了亚美尼亚和纳卡当局的立场。

4.有耐心的追随：阿塞拜疆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纳卡和平进程

过去几十年间，阿塞拜疆的战略已经从平衡的对外政策转向在后苏联空间更大程度地适应俄罗斯的政治利益，这种转变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首先，巴库在遭到西方人权批评后很难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维持平衡。阿塞拜疆开始被俄罗斯倡导的“主权民主”所吸引，在西方干涉他国内政问题上与俄罗斯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话语。其次，随着俄罗斯实力的增强，其它大国缺乏对抗俄罗斯的坚定承诺。

与格鲁吉亚不同的是，阿塞拜疆自21世纪初期便开始了这一改革进程，在此期间俄罗斯正处在普京总统任下的权力集中化。这种调整部分原因在于阿塞拜疆政府开始意识到单纯的小国制衡具有局限性；部分原因则是俄罗斯权力的集中化有助于其在纳卡问题上的政策更具连贯性，从而更易于推动和平进程。阿塞拜疆领导人希望通过长期的追随战略赢得俄罗斯的信任，并劝说俄罗斯领导人相信达成停火协议要比现状更好。为此，阿塞拜疆向俄罗斯出租加巴拉雷达站，与北约的行动保持一定距离，与俄罗斯关于西方民主化和入侵后苏联空间的政治言论保持一致，并暗示俄罗斯不排除成为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此外，阿塞拜疆政府还投资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和慈善事业，没有参加纳布科项目，为俄罗斯提高天然气价格进行辩护，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署了价值40亿美元的战略武器采购合同。其次，伊利哈姆·阿利耶夫（Illham Aliyev）与梅普二人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但是，阿塞拜疆的随战略目前来看是失败的，纳卡问题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结果：首先，拉夫罗夫计划没有达到预期成效；其次，俄外交部和安全部门在和平进程中对阿的支持有限。俄罗斯就阿塞拜疆企图采用武力进行过警告，并强调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对亚美尼亚与第三方冲突负有防御义务。当然，俄罗斯对阿塞拜疆可能成为欧亚经济联盟成员抱有兴趣，但总体上追随战略的收益远远低于成本。

四、俄罗斯暗中支持亚美尼亚和纳卡当局的观念基础

（一）宗教

从历史上看，亚美尼亚人在俄罗斯社会和国家层面上都博得了同情：它被俄罗斯视作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以及基督教可能的发源地。这就解释了为何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衰微之际仍与亚美尼亚人并肩作战。可以说，亚美尼亚之于俄罗斯就好比阿塞拜疆之于土耳其。实际上，俄罗斯并没有将宗教与世俗政治完全分离，最近还将东正教列为国家和民族认同的核心问题，这进一步凸显出宗教认同在俄罗斯应对冲突时的作用。但宗教并不是影响俄罗斯纳卡政策的唯一因素，1915年大屠杀激起了俄罗斯决策者对享有同种文化和宗教的被压迫民族（亚美尼亚人）的怜悯情感和保护欲望。

俄罗斯选择保护亚美尼亚的代价首先是与阿塞拜疆的关系，其次是与土耳其的关系。对俄罗斯来说，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不是由政治收益造就的，而是因为亚美尼亚脱离俄罗斯无法生存。因此，在俄罗斯与亚美尼亚的对话中双方形成了以下认同：一方面，由于历史遭遇和宗教缘故，亚美尼亚应该对俄罗斯心存感激；另一方面，作为东正教文明的监护人，俄罗斯理应承担起拯救亚美尼亚历史的责任。格外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境内亚美尼亚裔在这种历史叙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俄罗斯境内亚美尼亚裔的角色

在俄罗斯处于衰弱时期，其境内的亚美尼亚裔扮演的角色比现在更为关键。亚美尼亚裔的人数远多于阿塞拜疆裔，在俄罗斯知识界和决策层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亚美尼亚对纳卡的悲惨叙述由此映射到俄罗斯人的头脑中。但是，随着最近十年俄罗斯决策制定的“集权化”和阿塞拜疆裔在俄罗斯境内的积极活动，亚美尼亚裔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可以说，亚美尼亚裔在俄罗斯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于在美国，他们不能直接向克林姆林宫施压，而是通过历史叙事来间接影响决策过程。

（三）对俄罗斯对外和安全政策更宽泛的解释因素

对理解俄罗斯介入纳卡冲突还存在三个解释因素：第一，俄罗斯根据其战略利益和相关国家对俄的立场来做出反应。就此而言，阿塞拜疆一贯的追随战略使俄罗斯对纳卡冲突的态度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变，进而使解决冲突成为可能；第二，俄罗斯在纳卡冲突及其他冲突中的权力和作用被夸大了，从冲突地区的战略撤退并不一定等于那里的和平；第三，俄罗斯越来越视自己为第三罗马，是东正教世界和价值观的守护者，这预示着身份认同在其今天的对外政策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五、结论

俄罗斯纳卡政策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源于俄罗斯权力的集中化和对外政策的调整、阿塞拜疆政府从制衡俄罗斯走向追随战略、俄罗斯自身物质实力增长等因素。在这些变化下，纳卡问题作为俄罗斯对外政策工具的重要性降低了，从这点来讲，现在纳卡冲突的解决处于更好的时期。

在既有研究中，主流的地缘政治框架在回答俄罗斯介入纳卡冲突问题上缺乏解释力，相比之下，现实主义理论能更好地适应俄罗斯关照战略利益的现实，包括操纵冲突作为杠杆来牵制冲突各方，但它却无法解释俄罗斯为何不致力于停火协议的安排。建构主义附加了身份理念的因素，强调了俄罗斯对宗教身份和历史遭遇的感触。

俄罗斯自身实力缺陷是既有文献关注不足的另一个因素。尽管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具有相对于其它国家的优势，也具备一定的能力保障一个临时方案得以实施，但它却没有能力以任何一方希望的方式独立地、彻底地解决纳卡冲突。

为何俄罗斯没有扮演美国在代顿协定中的角色呢？因为俄罗斯没有急切的意愿去改变现状，更希望停火协议是通过亚阿双方自身去达成的，而不是俄罗斯通过外部力量施压来实现。

【编译者简介】

董一兵，山西临汾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大外交智库研究员。本科就读于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期间获得一次三等学业奖学金。硕士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所学专业为国际政治，在读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业奖学金。硕士研究生期间在《江南社会学院学报》发表学术文章一篇，并参加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国际政治经济学会议。

校对者简介：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于海南大学英语专业，并获得TEM-8，CAITTI三级。本硕期间曾担任第三届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三届研究生会主席；曾获得全国英语演讲比赛省赛二等奖、话剧之夜三等奖、一等、二等、三等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校级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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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的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本期编译得到北京海纳丝路信息科技研究院的赞助，谨致谢忱。

编译：董一兵

校对：赵柳希

审校：孙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