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伟编译

【文献来源】Donnacha Ó Beacháin,“Roses and Tulips: Dynamics of Regime Change in Georgia and Kyrgyzstan”,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I.25, Nos.2-3, 2009, pp.199-226.

【作者简介】唐纳查•奥•比查因（DonnachaÓBeacháin），哈萨克斯坦管理经济战略研究院助理教授，在都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后苏联地区民主化以及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

一、问题设置

2003年11月2日在格鲁吉亚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及2005年2月27日和3月1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选举，是推翻后苏联两位知名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和阿斯卡尔·阿卡耶夫(Askar Akaev)的催化剂。两国的政权更迭被视为后苏联地区“颜色革命”浪潮的一部分。基于这种现象，本文确定了影响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反政府努力的时机和性质，正是这些努力引发了众所周知的“玫瑰革命”和“郁金香革命”；考察了政治精英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评估了媒体、青年团体和地方权力基础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或阻碍了反政府斗争。更具体地说，作者驳斥了关于后苏联地区“颜色革命”的两种流行假设：一种观点认为，反对派的联合是推翻总统的先决条件，然而，反对派事实上被证明很难协调彼此的行动，领导人也无法就如何更好地挑战选举结果达成一致；另一种论调认为，两次革命是由西方代理人精心设计的，它们试图促成政府更迭以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二、研究框架

本文主要从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体、青年团体、媒体、反对派的联合、西方的角色、地方因素、精英和个性的作用这几个方面来论述“玫瑰革命”和“郁金香革命”的内部和外部动因。

（一）政体

不论将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称作为“部分民主”、“混合民主”抑或“竞争性的独裁”政体，两国都从未真正垄断过政治。谢瓦尔德纳泽上台后，用短暂的时间扭转了格鲁吉亚的局面，使它从一个没有合法政府的国家变为一个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拥有了宪法、议会和相对公平自由的选举。在处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分裂主义问题上，他比前任总统兹维亚德•加姆萨库迪亚表现得更好。到了90年代末，谢瓦尔德纳泽已不再是该国政坛上的积极力量了。按照格鲁吉亚宪法规定，谢瓦尔德纳泽的任期将在2005年终止，但他拒绝谈论这个话题，因此，有人猜疑他会通过修改宪法或任命一位忠诚的继承者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影响力。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有着自由主义的倾向，国家自然资源的匮乏更强化了这种倾向。20世纪90年代初期吉尔吉斯引入了先进的立法机制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了第一个实现国家土地私有化、打破卢布主导并建立自主货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独联体国家。同样地，他在2000年合法任期结束后寻求连任，使得吉尔吉斯政权变成了一种腐败的“寡头政治”。

通过对谢瓦尔德纳泽政权和阿卡耶夫政权进行分析，作者指出二者存在三个共同特点：第一，两位领导人在执政初期都拥有较高的威望，谢瓦尔德纳泽平息了格鲁吉亚独立初期的内乱，而阿卡耶夫则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开国总统。但是，二人都被国内人士怀疑试图在下台后继续保持权力以控制政府或者实行家族政治。其次，二人都将国家利益以高价典当或卖出，比如谢瓦尔德纳泽在对外能源政策上和后期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上，阿卡耶夫在处理与中国的领土问题上和对待美俄的军事基地问题上。第三，二人都不愿对示威者采取强制和暴力行动导致自己被推翻，同时两国的警察机构都存在大量不作为和站队到反对派阵营中的情况，因此，二者的政权都缺乏足够的强制力。吉尔吉斯不同于乌克兰与格鲁吉亚的一点是，在示威者占领了阿卡耶夫在比什凯克的总统府后，首都地区一度出现了“无政府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之前大众对于“颜色革命”的印象，即“颜色革命”是和平的政权变更运动。

（二）青年团体

在关于“颜色革命”的分析中，青年组织获得了不相称的关注，部分原因是它们对跨越国界传播思想的创新手段充满活力。格鲁吉亚的“克玛拉”激进组织采取了一种对抗性的、通常是言不由衷的竞选风格。而在吉尔吉斯斯坦正式的青年运动远没有那么突出，也没有在事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此外，阿卡耶夫政权在研究过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兴起的类似青年运动后得出结论，认为这些运动应该被扼杀在萌芽中。

（三）媒体

独立媒体是促成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发生“颜色革命”的关键因素。尽管它们的影响无疑是重大的，但是很难准确衡量。格鲁吉亚发行了许多质量参差不齐的报纸，电视也已经产生了相对重要的影响。谢瓦尔德纳泽没能成功驯服电台“Rustavi 2”，这个电台在游行示威期间抛弃了客观的立场，利用一些捏造的信息对游行示威大加赞扬，严重损害了谢瓦尔德纳泽本人的声誉。吉尔吉斯比较著名的电视台是“国家电视台”，它播送的内容主要是宣扬发生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颜色革命”的坏处，“国家电视台”大篇幅地报道参加“颜色革命”的反对派人士追悔莫及，认为自己“犯了大错”、“失足行为”和“是被逼迫的”。在印刷媒体方面，吉尔吉斯也存在着一些比较自由的言论，但它们时常受到政府的禁言和压制。

（四）反对派的联合

作者首先提出一个重要的论断：反对派的联合是“竞选革命”而不是“颜色革命”的基础性前提。这里涉及到格鲁吉亚与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两国“颜色革命”爆发的导火索是议会选举而不是总统选举，这一点和塞尔维亚的“推土机革命”和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议会选举中，政党之间可以进行有限度的合作，以确保不损害本政党的长远利益。

在格鲁吉亚2003年的选举中，角逐者分为三大势力：谢瓦尔德纳泽派、萨卡什维利派以及同时反对二者的反对派，比如劳工党和新权利党。仅凭萨卡什维利领导的“民族运动”所掌握的四分之一左右的票数，是不足以成功推翻谢瓦尔德纳泽的。格鲁吉亚的政治特点是个人威望要比政党和派别更重要，“倒谢”联盟仅仅是萨卡什维利个人进行合纵连横的结果，远远不是反对派的真正联合。在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所谓的联合也是纸上谈兵、一团乱麻，从未在行动上予以具体落实。吉尔吉斯斯坦存在着浓厚的“部族政治”和“血缘政治”成分。同样地，吉尔吉斯斯坦在试图推翻阿卡耶夫政权过程中也采取了“个人结盟”而非“政党结盟”的模式。巴基耶夫与库洛夫之间达成的妥协和联盟具有脆弱性，它最终导致了总统巴基耶夫和总理库洛夫在上台后展开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

（五）西方的角色

俄罗斯以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大多数人都认为“颜色革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精心策划、巧妙设计的结果，总体目的是扩大美国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力。俄罗斯总统普京直言不讳地指责道，“颜色革命”是西方巧妙操纵的“政治技术”行为。克里姆林宫也形成一个共识，“颜色革命”代表了俄罗斯在这些地区的势力遭到挫败，美国意在建立一些更具可塑性的政权。此外，由于当时伊拉克局势不断恶化，美国迫切需要一些好消息，因此白宫迅速宣称对“革命”拥有所有权。谢瓦尔德纳泽和阿卡耶夫政权曾接受过美国的大量援助，这种援助随着相关国家改革意愿的消极和领导人独裁程度的上升而逐渐下降。本文作者指出，美国大使在格鲁吉亚“玫瑰革命”期间实际上在做调停工作，以防止反对派群体不断激进化。此外，阿卡耶夫倒台后缺乏明确的、强有力的继任者，这将给美国的地缘利益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作者最后指出，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颜色革命”不是美国和西方大力推广民主的结果，反而却是推广民主不力的结果。

（六）地方因素

作者认为地方因素对格鲁吉亚局势的影响较小，但在吉尔吉斯斯坦却发挥着重大作用，因为那里的许多南方居民都怀有强烈的反阿卡耶夫情绪。由于对传统、宗教和语言有着更大的依恋，许多南部吉尔吉斯人从未感觉到与阿卡耶夫亲近，因为阿卡耶夫来自更为自由、世俗的北方。由于他在北方的立足点看起来越来越不稳固，阿卡夫对南方做出了象征性的姿态，任命了一批南方人（尽管只是那些家族关系薄弱的人）担任总理，巴基耶夫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总之，地区主义是吉尔吉斯政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特征，在推翻阿卡耶夫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相比之下，谢瓦尔德纳泽政权最强大的反对者是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反对者，而这些人并不是格鲁吉亚主流政治的一部分。

（七）精英与个性的作用

在格鲁吉亚，反对派精英人士不能团结起来反对既有政权，一些人坚持与谢瓦尔德纳泽达成协议。群众则弥补了这一点，猛烈地抨击权力堡垒。卡什维利从最初的选举舞弊报道中正确地诠释了民众的情绪，并将愤怒的情绪转化为谢瓦尔纳泽必须离开的要求。直到谢瓦尔德纳泽辞职的那一天，日瓦尼亚和布尔贾纳泽都愿意与谢瓦尔德纳泽达成协议，让他继续掌权，以换取在关键地区推翻投票并要求重新计票。作者指出，萨卡什维利的创新不在于引入新的政策或在左翼和右翼阵营中占据一席之地，因为他的“民族运动”是建立在一个囊括所有阶级和信仰的全能党的基础之上的。相比之下，吉尔吉斯斯坦没有一位领导人果断地罢免阿卡耶夫总统。与萨卡什维利冲击议会不同，时至今日，没有人能指认那些强行占领总统府的人。两位总统候选人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和费利克斯·库洛夫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他们将分赃：巴基耶夫将担任总统，库洛夫将担任总理，民主的冲动进一步被压制了。虽然支持者认为这是民主和族群的和解，但是这项协议剥夺了选民的明确选择，使随后于2005年7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更像是加冕礼，而不是竞选赛。在这两国发生政权更迭后，新的胜利者中总是被强调具有亲西方倾向，然而却忘记了谢瓦尔德纳泽和阿卡耶夫都被认为是最亲西方的领导人，他们都与美军展开过广泛的合作。

三、结论

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共有的许多结构性条件促成了一场“有色革命”：一位即将下台的不受欢迎的总统，选举中的违规行为，一个相当强大的公民社会，辅以反对党、独立媒体和西方援助。值得指出的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事件与其说是民主革命，不如说是大众革命。接替阿卡耶夫的在野党领导人在年龄、背景或心态上与之差别不大。2006年和2007年为实施关键的民主改革而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表明，阿卡耶夫的离去并没有使吉尔吉斯人民面临的大多数基本问题得到解决。

革命前的反对派团结程度被夸大了。由于这是议会选举，而不是总统选举，反对派不能简单地团结在一个候选人周围。短期内，西方组织沉浸在另一个看似民主成功的故事中，2005年7月，库尔门别克·巴基耶夫以89%的选票当选总统，他迅速任命费利克斯·库洛夫为总理，这是一个号称南北团结的“梦之队”。这种团结的伙伴关系很快瓦解，巴基耶夫的许多昔日选举盟友之后都是他最坚定的批评者之一。此外，由于担心进一步刺激国内外的不满，谢瓦尔德纳泽政权和阿卡耶夫政权不愿对抗议者使用武力，这是反对派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

西方（尤其是美国）被指责策划了“颜色革命”。然而，尽管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非政府组织得到过大量的外国资金，但是外部势力并未对“玫瑰革命”和“郁金香革命”产生显著的影响。克里姆林宫最初将“郁金香革命”视为地缘政治上的挫折，但它从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中吸取了教训，那就是与新政权接触并使其在维持俄罗斯地区利益方面发挥作用。许多迹象表明，正是西方的忽视而非干预，才使得不受欢迎的“独裁者”掌权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任期，从而促成了“革命”。西方向友好的“独裁政权”注入资金而不充分追究他们的责任，这种行为反而推迟了“革命”，而不是加速了“革命”。

编译：李嘉伟

校对：赵柳希

审校：孙秀文

编辑：张少文

审核：王婷婷

注：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的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