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乌尔诺夫

赵泽宇编译

【文献来源】Mark Urnov,“Greatpowerness’ as the Key Element of Russian Self-consciousness under Erosion”,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47, No.3-4, 2014, pp.305-322,

【作者简介】马尔克·乌尔诺夫（Mark Urnov），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政治学院。

一、研究问题及文章框架

“大国”这一表述是俄罗斯自我意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种信念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公民的民族认同感、政治态度以及俄罗斯政府政策决定的内容。“大国意识”的内容和强度不时发生严重变化，这通常与国家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有关。例如，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日俄战争失败和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战后、1917年第二次和第三次俄国革命和苏俄内战），“大国意识”失去了对俄国的吸引力，此时伴随着大规模的领土损失。随之而来的是复兴“大国意识”的强大浪潮，它以同样强大的领土和政治扩张为标志，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本文主要分析2000-2014年间俄罗斯的官方表态和公众意见，即整个社会的立场，但并不考虑不同社会群体的观点可能存在差异的事实。本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从理论上论述大国的概念和组成要素；第二部分是官方层面上俄罗斯自我认知的演进；第三部分探讨公众舆论中俄罗斯自我认知的动态。

二、“大国”概念的构成要素

俄国/苏联和后苏联政治文化所采用的“大国”概念与20世纪20年代马克斯·韦伯对“大国”一词的解释基本一致，“大国通常自发地……在整个地球表面攫取政治和经济进程中的利益”并且“都被自身承担的责任以某种方式支配着，在这种方式中权力和威望在本国和他国之间得到分配”。作者认为，这种定义非常适合理论推理，但是对于实证分析有些笼统，由此，提出了“大国”概念的四个构成要素：国家地位、权力能力、形象集合和角色集合。

“地位”表示一个国家在国际“荣誉/威望”等级中所处的位置。我们关切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威望，而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威望”，韦伯曾称之为“以权力为导向的威望”（power-oriented prestige）。如今，考虑到日益重要和流行的“软实力”概念，更可以称之为“以权力和影响为导向的威望”（power-and influence-oriented prestige）。一个国家对其资源、形象和角色的依赖这个问题，在研究国家地位问题的著作中得到了广泛讨论，但是，涉及“大国”的其他三个构成要素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此外，大国地位为其公民提供了积极的个人和集体身份，是塑造和影响民族认同和团结的重要因素。

一个国家权力资源的多样性导致了不同分类。约瑟夫·奈将权力划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这种划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辨别这个国家的特征，澄清哪一种外交政策类型的潜力更大：是压制，还是吸引。一国的“硬实力”资源通常包括沃尔兹所概括的要素：人口和领土规模、资源禀赋、经济能力和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和能力。一国的“软实力”资源是无形的，因此它所包括的要素更多，例如政治制度的质量、国家的经济质量、人类发展、民族性格、国民士气、文化吸引力的程度、教育体系的质量和声誉、国家对全球问题的承诺、外交网络的力量、领导人在全球舞台上的有效性以及其他资源。作者认为，资源无法直接转化为权力，必须通过一国内部和外部外资源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资源的实力/重要性的评价来“合法化”。

“形象”在本文中被理解为对一个国家/民族及其“国际环境”的“整体认知、情感和评价结构”，从而影响国家行为。作者提到了“形象集合”的五个重要特征：（1）“形象”通常以比喻的方式描述对象，而不是以分析的方式，因此往往具有价值导向和多种语义；（2）国家形象的认知内容和情感强度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反映了这个国家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的生命周期；（3）“形象”具有时间维度，它可以强调一个对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特征；（4）“形象集合”包含不同级别的概括，从高度概括的形象（亦是整体形象，它成为世界观和思想信仰的一部分）到部分概括的形象（反映出国家及其外部环境的各种具体特征）；（5）“形象集合”包含相互矛盾的部分。从这个角度，“形象集合”与“角色集合”没有区别，它们所包含的矛盾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保持国家地位的必要条件。它反映了相互竞争的国内和国外利益集团、舆论派别、政党、群众运动相互冲突的要求，以及新的社会经济需要和传统政策之间的矛盾。

大国的“角色集合”是指关系到大国地位的“一个广泛但典型的外交行为和态度”、“政府对外部环境整体取向的概括”、或者“一般类型的决定、承诺、规则和行动”。在本文分析中，“角色集合”包含“角色概念”（role-conception）/“角色期望”（role expectation）和“角色-行动”（role-action）。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Holsti）认为，“角色概念”是指政策制定者片面地设想一套行为表现，而不是实际的“政府的外交政策行为”。为了区分这两个方面，萨普林（Sabrin）使用了“角色期望”和“角色表现”这两个术语。作者在本文中将分析局限在潜在的角色活动，并提出了“角色活动”一般特征的三种比对尺度：（1）“对抗-竞争-协作”（Rivalry-Competition-Collaboration Scale）；（2）“社会创造力-社会从众性”（Social Creativity-Social Confirmism Scale）；（3）“扩张-孤立”（Expansion-Isolation Scale）或“主动-被动”（Activity-Passivity Scale）。

三、2000-2014年间俄罗斯官方“大国”意识的变化

在2000-2014年间，俄罗斯对“大国”一词的使用次数显著降低，2006年以后出版的官方文件从未使用过该词。这是普京应对西方关于俄罗斯“能源超级大国”一词负面反应所作的回应。结果显示，普京采用的实用主义显然获得了思想意识构建的重要意义。相比叶利钦时代政治精英运用“大国”一词掩饰国家能力的脆弱性，普京注意到“能源超级大国”的使用增加了欧洲伙伴对俄罗斯的误解。到了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时，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增加了“大国”一词的使用频率，但并未达到1999年的水平，其重要原因可能是避免对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造成恐慌和不安。

俄罗斯官方对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评估是相互矛盾的，而关于它们的广义而乐观的评估与更为关键的具体评估是并行不悖的。广义而乐观的评估肯定了俄罗斯“在国家生活中的所有领域都具有巨大的潜力和资源”，“以确保自身在世界上占有一个有价值的位置”；“俄罗斯凭借其客观的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潜力以及其在欧亚大陆的独特战略地位，客观上持续在全球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和国家间对话与合作机制”的成员；它拥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并强调“软实力”的重要性，确保了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尊严和地位。更为关键的具体评估包括：一是在硬实力方面，人口预期寿命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大幅减少、人才流失与短缺、“畸形”经济结构、国防工业体系停滞不前、矿产资源耗尽的战略风险等；二是在“软实力”方面，体制中的腐败、商业发展和投资环境差、企业文化不发达、细分市场竞争水平低、贫富差距大、教育质量未能与时俱进、公共行政质量差、环保意识不强等。

拒绝使用“大国”一词并非表示俄罗斯拒绝追求大国地位，只是对大国地位的明确宣称被一种含蓄表述所取代了。此外，在官方文件中“伟大”一词的省略并不妨碍该词在非正式场合的使用。可以观察到，普京的演讲常提到“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文化”、“伟大的俄罗斯”这些术语。2008-2013年间，俄罗斯政府的公信力和普京的支持率都有所下降，但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二者都得到了大幅提升。民众对普京的信心是重要的政治稳定剂，一旦这个强大的因素遭到削弱，当局就会利用冷战时期的刻板印象来团结民众，即让他们相信西方（尤其是美国）是危险之源。2014年以前，俄罗斯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相对温和并且成效不够明显。乌克兰事件中俄罗斯反西方宣传急剧增加，这一举措显然提高了整个国家的凝聚力。

从长远来看，俄罗斯的角色表现正在从一个基于俄罗斯与世界主要大国的竞争的背景，转变为一个基于竞争与合作的环境。在普京执政期间，如果按照“扩张-孤立”/“主动-被动”的尺度来评估，那么俄罗斯越来越倾向于“孤立/被动”。“克里米亚回归”、“反基辅”势力的支持、充满敌意的反西方宣传，都被认为是俄罗斯角色集合发生根本转变的标志。但是，这并不表明俄罗斯放下务实主义转向扩张战略，而是表明它的国家权力和核心利益的底线。从2013年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概念》中可见，俄罗斯角色表现的目标包括三个方面：加强其在独联体国家中的主导地位；保护国内政局不受西方的影响；确保其在世界体系中继续发挥作用。

四、2000-2014年间俄罗斯公众“大国”意识的变化

俄罗斯公众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官方立场相似，有时对俄罗斯作为大国的前景比较乐观。这不奇怪，因为绝大多数俄罗斯民众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从国家严格管控的联邦电视频道接收信息，并且公众对这些新闻媒体持有很高的信任。

在评判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时，公众舆论比官方文件表达的观点更为乐观。在2008 -2011年间，45％-60％的俄罗斯民众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克里米亚事件将这个比例提高到大约55%-65%。2014年3月，大约80％的俄罗斯民众认为，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表明俄罗斯正在恢复其传统的大国角色并在后苏联空间维护自身的利益。

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民众认为本国硬实力的主要表现是军事实力。2014年4月，大约50％民众认为，该国的防御能力在过去两年中有所提高，而持相反意见的人只有7％。相比硬实力，公众对于“软实力”的看法比较负面。首先，俄罗斯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备受争议。认为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有强大影响力的受访者比例有所上升，2003年、2007年和2010年分别为51%、57%和69%。到了2014年4月，37%民众认为过去两年俄罗斯在国际地位有所改善，33%民众认为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有所恶化。其次，俄罗斯的国家生活和投资吸引力遭到质疑。2008年有超过四分之三的民众对腐败程度和教育质量感到不满，约有80%民众对“国家在伦理和道德领域的现状”感到担忧。2011年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国家在教育、医疗、交通、住房、公共事业、社会保障、生命安全和法律保护领域的能力有所下降。2013年有80%受访者认为俄罗斯的腐败程度很高。在这样的评估背景下，2013年末到2014年中仍然可以看到公众对普京及其政府的信心陡增。正如上文提到的，这归因于克里米亚战争。

在俄罗斯公众舆论中，国家形象的描述性特征和规范性特征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反映实际情况的描述性特征侧重于硬实力，而揭示民众期望的规范性特征更关注潜在的软实力。调查显示，2001-2012年间“软实力”的受欢迎程度大约是“硬实力”的三倍。2014年3月，60%俄罗斯民众强调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性。他们对“软实力”的偏爱，并非是对社会不满的结果，而是更为深刻的问题根源。这种偏爱显示出，在民众意识中“私有化”和消费/享乐主义价值观扩散的稳定趋势，目前已然形成了一种相当强烈的“个人主义-家长主义”症候群。在1989-2012年间，认为“民众可以向国家提出更多要求”或“民众应该让国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人从36%增加到53%。即使在乌克兰危机中，公众意识中“福利而非荣耀”原则也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在评估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民众的总体情绪是焦虑与担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对整个西方世界的负面看法不断强化的结果。

俄罗斯对西方的否定态度表现为，那些支持将其纳入“西方”组织结构中的想法越来越不受欢迎。这种情绪影响到俄罗斯对WTO的态度，在2002-2012年间，认为加入该组织“符合俄罗斯利益”的受访者比例从53%下降到38%。在1999-2012年间，支持俄罗斯应该“加强与西方国家的互利关系”这个观点的比例平均徘徊在70%左右，然而2014年的情况似乎有所改变,46%受访者认为“加强与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大国合作”对于俄罗斯经济更加有利，23%受访者认为应该“加强与发达的西方经济体合作”，19%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应该作为这两组国家的桥梁。

五、结论

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普京担任总统期间的2000 - 2014年非常有趣。俄罗斯作为大国的概念在两个方面上发生了变化：第一，对自我评价变得越来越谨慎;第二，优先保护国家的自身利益（主要是区域利益），而非优先考虑大国特有的扩张。此外，俄罗斯在丧失大国自我意识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矛盾和危险。

乌克兰事件表明，俄罗斯政治精英并未做好准备借助“软实力”维持国家正在形成的新地位。追溯其原因，可以看到一些文化惰性的痕迹。俄罗斯的政治精英是在苏联帝国的政治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文化中，硬实力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真实因素，而“软实力”则被认为是一种补充成分。此外，国家“软实力”的形成、积累和利用需要深刻的政治经济改革，政治精英担心因政治经济变革失去对权力的掌控，这是提升俄罗斯“软实力”进程中的重要阻碍。俄罗斯民众意识中反西方的刻板印象相对容易唤醒，并且对于维持政府和领导人受欢迎程度较为有效。

在缺乏“软实力”及其使用技巧的情况下，外交政策中的侵略性和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反西方情绪的高涨不太可能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然而，它们能够对该国产生极其消极的长期后果。具体表现为：在国际关系中，其他国家对俄罗斯失去信心，国家受到孤立和技术落后程度增加，从而导致现代化前景黯淡，更不用说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依赖；在国内政策中，政治精英内部斗争将会加剧，而这种斗争并不能保证“民主选择”的胜利，反而将会增加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以及领土分裂主义的风险，从而逐渐破坏（或至少是削弱）共同的归属感。

编译：赵泽宇

校对：赵柳希

审校：孙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