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兵 编译

【文献出处】Philippe Beauregard,“International Emotional Resonance:Explaining Transatlantic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57,No.1,2022,pp.25-42.

一、引言

2014年3月，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跨大西洋国家（美、英、法、德）迟迟未能就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对此，有分析者认为理性主义（强调经济理性）路径可以解释欧洲各国的顾虑。然而，2014年7月底，美欧等国就对俄制裁达成共识，各国协调一致对俄罗斯的石油、军火和金融行业等进行制裁。欧洲学者们对此感到“惊讶”，认为美欧等国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协调一致的程度达到了几乎不可想象的水平。建构主义学者们则认为，欧洲领导人感到需要对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国际规范的行为有所回应，并有责任去展现欧洲内部的信任与团结。共同的规范和高水平的互信可能促成了欧洲的共同反应。但这无法解释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为何在长达4个月中举棋不定，也无法解释为何他们对规范的重视超过了对经济利益的重视。

本文认为，国际情感共鸣机制在解释跨大西洋对俄罗斯制裁的合作中是一个关键因果机制。情感共鸣的差异解释了大西洋两岸政策制定者最初（2014年3月-7月）在如何处理危机上的分歧，以及在马航17（MH17）民用飞机被击落后（2014年7月）强烈的共同反应。持“拉康视角（Lacanian perspective）”的政治研究者主张，话语能够在情感上与受众产生共鸣，因为它为解决受众的不安全感提供了意义。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转向”（affect turn）将情感视为一种无意识的生理反应，并认为情感可以通过“共鸣”（resonance）而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实现“流通”。然而，拉康视角的问题在于，其过于狭窄且回避了官方安全话语经常出现传播不稳定性的问题，而情感转向研究则忽视了情感转移的社会方面且没有提出情感流通的背后机制。

有鉴于此，本文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强调共鸣是人们处在当前事件的情形中重新激活个人经历的过程。情感既是具身的（embodied），也是主体和主体间的体验。因此，情感可能有助于“情感共同体”（affective communities）的形成，即一个由社会嵌入的感知结构所构成并制约的群体。强烈的情绪（如创伤事件）会将情感共同体凝聚到一起并为其带来集体行动的意义结构。本文的理论框架聚焦于情感的力量塑造合作（起初的立场分歧最终走向消解并在政策上趋于一致）的具体过程。具言之，即国家行为体（尤其是政策制定者）的情感和信念如何在国际互动过程中成为现实、发生转移并发挥政治影响。下文首先界定国际合作中共鸣的概念；然后讨论共鸣概念与其它强调情感力量的机制的联系，并论述这些机制如何根据情感强度发挥作用；最后检验本文理论框架对乌克兰冲突期间跨大西洋国家对俄制裁的适用性问题。

二、相关概念界定

社会情境中的“共鸣”概念最初源于社会学。社会学家将情感共鸣（emotional resonance）界定为：社会集体框架和个体情感生活之间的一种“情感和谐或紧张”状态。个体能否与社会情境产生共鸣，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个人过往的情感经历与当下的情境状况。若当下的情境状况激发了个人的过往情感记忆，则个体可能对社会情境产生共鸣；反之则不太可能产生情感共鸣。情感共鸣对社会合作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它既可以解释为何当运动的框架与个体产生情感共鸣时个体能够被动员，也可以解释为何当运动的框架与足够多的参与者产生共鸣时运动更容易取得成功。在心理学中，具身认知理论（theories of embodied cognition）倾向于将共鸣概念理解为个体和个体间的现象，认为情绪表达与思考涉及重新激活与特定情绪相关的具身体验。通过神经元的互相连接，高度认知过程产生了经历的再现，并且这个经历中最显著的元素被保存和重新激活了。换言之，充满情感的记忆与既有的意义框架被当前的事件带到了行为体面前。评价理论家（Appraisal theorists）也使用共鸣和框架概念，研究框架如何与情境相互作用而形成情绪反应，以及如何影响情绪反应的内容。重要的是，物理存在并非必要，因为大脑有能力根据与情绪体验相关的信息模拟情感。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观点表明，共鸣依赖情境和个体经历的意义，共鸣可以作为合作的基础，反之，当个体的生活经历无法与当前的问题框架产生共鸣时也会限制合作的开展。

共鸣概念也可以应用到强有力的国家政策制定者身上。国家政策制定者通过自己或国家的观点产生共鸣，也可以凭借共同的意义框架来产生共鸣。在面对战争时，国家政策制定者不仅是国家代表，也是活生生的人类，因此也具有情感共鸣的能力，能够被发生在他者身上的事情所触动。因此，在一个共同体内部，若一国受到冲突的影响或伤害，其他国家的决策者也会产生对事态升级的恐惧、对生命逝去的悲伤，以及对被指控伤害的愤怒等情感共鸣。因此，在国际政治领域，国际情感共鸣是指来自不同国家的行为体独立同步地对相同的情况产生类似的情感反应，因为它重新激活了共同的情感信念。若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就某一事件产生共鸣，并协调政策以顺应共享的情绪，共鸣将推动国际合作。情感通过创造归属感、共享观点、个人对群体的依恋来赋予和强化行为体的身份，进而围绕情感规范形成组织。情感共鸣则促使人们按照共同的想法采取一致的行动。

三、理论框架

情感共鸣并非解释情绪社会影响的唯一机制，而是与其它两个机制相互作用，从而使情绪产生社会影响。首先是情绪感染机制（emotional contagion），这是一种情感快速传播的机制，即一种情绪从一个人或群体向另一个人或群体的无意识转移。其中，感染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使得情感的意义发生变化，依附于新对象或创造性地重新配置情感内容。其次是劝说（persuasion）机制，指一个行为体有意图地将与政治问题有关的情感和想法直接传递给其他行为体，以试图改变后者的立场。劝说能否成功，基本取决于劝说者的情感充沛度、言辞的逻辑性以及可信度等因素。三种机制以复杂方式相互作用，一个机制的激活可以推动另两个机制的活动。一种感染性的情感传播愈广，就愈有机会感染其他行为体。

表1：情感机制的相互作用

据上表可知，若一种机制触发另一种机制，情感的强度和政治力量就会增强。而上述三种机制共同需要高强度的情感来激活，因此，情感强度（emotional intensity）是触发三种情感机制的共同因素。情感强度是一个涵盖情感持久度、生理激发水平、反复体验情感的可能、强烈的行动导向，以及激烈的行为等多维度内涵的术语。情感强度的影响因素包括：第一，一个关键因素是个体情感信仰的原初强度；第二，当前情势的紧张程度；第三，当个体受外界影响时强度也会上升；第四，人为因素致使的冲突更易引发强烈的情感反应；第五，消极和暴力事件通常占据情感的前台。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学者认为经济利益和国际规范会影响国际合作，但是一个事件的情感共鸣会更深层次地影响利益和规范的作用。而且，当共同体内的成员受到伤害或情绪激动时，政策制定者并不适合公开捍卫他们狭隘的经济利益观念。人们通常认为，跨大西洋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行为往往受到经济利益而非情感的驱动。然而，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美等国最终协调一致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这便显示了利益因素在解释国家行为时的有限性，同时也更好地展示了情感机制如何影响国家行为并推动国际合作。

四、乌克兰危机中的经济制裁

作者系统收集和分析2014年2-8月四个跨大西洋国家国家元首及外交部长有关应对乌克兰危机的公开声明、报纸文章及其他二手资料，以更好地理解情感如何超越话语，以及官方话语如何与私人情感反应相背离。

首先，战争和谈判的升级。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引发内部分裂。跨大西洋国家在对俄制裁以示惩罚还是与俄谈判解决问题上反应不一：美国迅速带头倡导实施行业制裁，英国也强烈谴责俄罗斯，而德国和法国发起一系列旨在实施停火并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外交倡议。这场冲突的不同框架与美欧各国不同的情感共鸣解释了各国立场的差异。

其次，乌克兰冲突的感受。所有跨大西洋国家都将此次危机类比为冷战。这种冷战的解释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西方的合作，强化了各国共同的反俄情绪，但各国在如何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愤怒情感促使美英反对俄罗斯。美国之所以产生愤怒的情感共鸣，是因为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唤醒了其对于美苏斗争的历史经历。英国之所以也产生愤怒情绪，是因为它惯常扮演美国追随者的角色，一如其在冷战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英国分享了美国的愤怒情感。与美英不同的是，恐惧情感促使法德采取其他办法。法德之所以产生恐惧的情感共鸣，是因为法德在记忆中将冷战视作分裂和持续的战争危险。因此，两国更多的是感到恐惧而非愤怒，故而主张与俄接触而非对抗。然而，由于俄罗斯一次又一次拒绝改弦易辙，法德立场随着危机的发展逐渐受到削弱。

最后，马航17击落事件。在2014年7月17日，马航17在乌克兰东部遭到袭击，造成机上全部人员的死亡，其中包括许多欧洲人。跨大西洋决策者认为是乌东亲俄分裂分子用俄罗斯提供的武器击落了飞机，因此对亲俄分子及俄罗斯表现出共同的、强烈的愤懑情绪。美国在意识到欧洲大陆政治气氛变化的前提下，利用此次事件对欧洲伙伴进行劝说。美国人几个月来一直在尝试人际说服，现在成功了，因为他们被广泛共鸣和感染性的情感赋予了力量。不仅如此，由于飞机上298名中的193名成员都来自荷兰，也改变了荷兰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手段的立场。那些在飞机击落前辩称经济制裁不是一种选择的政策制定者，现在迅速在白宫协调起来采取更为广泛的经济制裁。马航17破坏了人们关于必须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不伤害平民的准则信念，这一事件的情感共鸣配合美国的劝说，成为对俄制裁的转折点。愤怒情感通过感染迅速传播，越过领导人直达公众视野中。法德的政策制定者要么自己被愤怒情绪所感染从而主动改变政策，要么无法抗拒公众的情绪浪潮从而被迫改变政策。最终的结果是，跨大西洋国家迅速实现了立场和政策的双重协调，顺利推动了对俄经济制裁。

五、结论

本文表明那些忽略情感的叙述会缺失故事的关键部分。自由主义路径不能解释美国和欧盟的一些成员为何不计代价地对俄实施经济制裁。尤其是考虑到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紧密的贸易联系，自由主义路径应该得出德国反对制裁而非赞成制裁的反应。建构主义路径则未能解释国际规范和信任为何是在一个特定时刻才得以形成。在跨大西洋国家在长达四个月的分歧之后，令人震惊的马航17事件迅速引起各国情感共鸣，让跨大西洋的政策制定者走到一起。也就是说，规范得到情感的支持时可以迸发出最大的力量。本文的理论框架展示了情感的战略性和因果性的两个侧面。未来的研究者应当旨在测试影响国际共鸣的不同因素及其强度，发展出更好的方式进行评估，并将共鸣研究的案例加以推广应用。另外，关于情感说服的研究在国际上也非常少见，这也是未来研究的另一条可行路径。

【编译者简介】

董一兵，山西临汾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大外交智库研究员。本科就读于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期间获得一次三等学业奖学金。硕士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所学专业为国际政治，在读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业奖学金。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文章一篇。邮箱：dongyb20@lzu.edu.cn。

【校对者简介】

陈明霞，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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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董一兵

校对：陈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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