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超

【文献来源】Dayyab Gillani, “The US in Afghanistan: Consequences of an Untimely Withdrawal”,A Research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Vol.34, No.2, 2019, pp.595-606.

一、引言

2001年春，美军推翻了世界上最具争议的政权之一——塔利班。然而，塔利班只是被赶下台，然而它并没有被彻底击败，而且自2002年就开始在阿富汗的山区和农村地区重新集结。阿富汗的地理条件为塔利班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对于一个在非常规和非对称战争（1979-1992年的苏联—阿富汗战争）中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国家来说，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注定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战争。然而，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这种威胁，他们的轻敌为塔利班的重组创造了条件。这种重组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即使在经历多年战争之后，塔利班仍然对美国军队和阿富汗政府构成很大威胁。在参与阿富汗战争十多年后，美国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及其未来走向均引发了严重的问题。本文试图探索这些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剖析这场进行中的战争的主要原因及可能后果。

本文认为，美国只能通过一贯的长期政策——将普通人从叛乱的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即对普通人进行观念上的去叛乱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此外，鉴于目前的形势，如果美军过早地从阿富汗撤军，那么可能意味着，对美国而言阿富汗战争是结束了，但对阿富汗来说却没有。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如果美国“不能适时”（untimely）撤军，阿富汗战争本身将不会结束，而是会演变成一场血腥的内战。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撤军可能与上世纪90年代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类似。但有一点不同的是，这次的情况可能更糟。下文将简要分析1992年苏联撤军后发生的事情。

二、阿富汗，被遗弃的孩子

如果国际社会不能找到重建阿富汗的方法，武器、现金和走私品将如潮水般涌出该国边境，从而使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巴内特·鲁宾（Barnett Rubin）15年前在他的著作《阿富汗的分裂：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形成和崩溃》中做出了这样的预测。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鲁宾的预测被证实是正确的。苏联撤军后，仅过了10年，美国就出于维护自身安全介入阿富汗。鲁宾并不是唯一一个做出这样假设的人，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学者也做出了类似的预测，但都无济于事。随着苏联的解体，支持阿富汗圣战者十多年的美国突然放弃了对他们的所有支持。如今，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并未向阿富汗这个新生国家提供任何进一步援助。为了击败共产主义的苏联，美国支持了原教旨主义，但当美国的目标实现之后，它又开始疏远并谴责原教旨主义。苏联入侵后，阿富汗的基础设施遭到彻底破坏，重建工作只能依靠自身力量。

阿富汗遭受遗弃的自然结果是政治和社会陷入彻底的混乱。1992年，当纳吉布拉（Najibullah）领导下的共产党代理政权下台后，喀布尔爆发了一场政治权力之争。这场权力斗争由四个不同的族群主导：（1）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领导下的乌兹别克人（由乌兹别克斯坦支持）；（2）真主党的什叶派（由伊朗支持）；（3）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ikmatyar）领导下的帕斯图人；（4）马苏德（Massoud）领导下的塔吉克人。

所有这些族群（也反映了阿富汗的族群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战争期间形成了一个失败的联盟，对抗共同的敌人苏联。然而，甚至在苏联军队撤出之前，这些族群之间就已经爆发了权力斗争。虽然联合政府是最可行的解决办法，但很快就被证明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国际社会的反应缓慢而无效。巴基斯坦、伊朗和中亚等邻国也没有发挥建设性作用，因为每个国家都忙于推动自己的国家议程。联合国所起的作用是微弱的，甚至被证明是无效的。联合国用于难民遣返、重建和和平进程的资金逐渐下降到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不仅削减了对阿富汗的武器供应，而且还限制了对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援助预算。

最终，阿富汗很快便成为激进分子的温床，勇敢的圣战者形象很快被激进分子和原教旨主义者所取代。如果美国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对阿富汗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帮助喀布尔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那么事态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失败不仅导致了阿富汗的政治动荡，也为最激进的塔利班铺平了道路。

三、从支持恐怖主义到支持叛乱的转变

2001年，美国军队推翻了据称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塔利班政府。然而，这一初步的成功被证明是短暂的，因为塔利班没有被彻底击败，他们只是被赶下台，很快又开始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农村和部落地区重新集结。这次重组开始于2002年，2005年以后，塔利班对阿富汗政府、美国和其他国际安全部队发动了不对称的攻击。塔利班的死灰复燃不仅给阿富汗政府和美军带来了麻烦，从长远来看，也将对阿富汗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但问题是，塔利班是如何在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和情报力量眼皮底下重新集结的？从恐怖主义到叛乱的转变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第一，是什么允许了塔利班的重组？美国之所以犯这个战略错误，主要是因为过度自信和低估了敌人。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塔利班只是被打散并进入了流窜状态，而不是被打败，他们的重新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美国意识到这一点时，叛乱已经经过了酝酿阶段。将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种疏忽。阿富汗的国土面积大约是伊拉克的1.5倍，人口也比伊拉克多一些，但截至目前，阿富汗只得到了伊拉克所得到资金的27%。到2008年，伊拉克战争花费了美国大约6083亿美元，而阿富汗战争花费了大约1626亿美元。直到2010年，驻阿富汗的美国和国际部队数量才超过驻伊拉克的军队数量，当时伊拉克战争即将结束。因此，美国倾向于更多地关注伊拉克，而未能及时为阿富汗分配足够的资源，这显示出他们的过度自信和战略失误。进入阿富汗并推翻其政权相对容易，但要坚守并保卫这个国家就难多了，就像苏联在40年前那样。

第二，从恐怖主义到叛乱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当塔利班政权拒绝交出“基地”组织头目和“9·11”袭击的幕后主谋奥萨马·本·拉登时，美国很快发现塔利班不仅窝藏“基地”组织，而且还支持“基地”组织。这最终导致国际社会将塔利班政权列为恐怖主义政权。塔利班政权未能遵守美国的要求，最终导致他们下台。2001年以前，塔利班政权不仅认同“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支持他们。因此，塔利班政权在执政期间，对“基地”组织实施的各种恐怖活动负有同等的责任。然而，当他们被赶下台时，他们几乎立刻从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变成了一个叛乱分子。因此，2001年以前的恐怖主义塔利班变成了叛乱分子“新塔利班”（Neo-Taliban）。

法国学者大卫•盖鲁拉（David Galula）将叛乱定义为一种长期的斗争，这种斗争以方法学为指导，循序渐进，目的是达到特定的中间目标，最终推翻现有秩序。目前的塔利班叛乱恰好符合这一定义，因为美国和塔利班之间的非对称冲突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塔利班的主要目的是推翻美国建立的现有政治秩序。赛斯（Seth）在他的文章《阿富汗叛乱的兴起：国家失败和圣战》中指出，内战和叛乱的传统理论不能充分解释阿富汗叛乱的兴起，因为大多数学者认为叛乱的开始是由于不满或贪婪。在赛斯看来，阿富汗的叛乱是两个因素的结果，一个是国家结构的崩溃（这是由糟糕的管理所促成的），另一个是意识形态的崩溃（这为塔利班领导人提供了动力）。然而，赛斯的区分并不是很有帮助，因为意识形态和相对较弱的国家是任何叛乱的先决条件。加卢拉（Galula）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反叛者的战术和技术问题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意识形态问题。

此外，对叛乱和游击战的现有文献分析揭示了地形和农村地区对叛乱成功的重要性。阿富汗是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复杂地形和农村的国家之一，这一事实进一步助长了正在进行的“新塔利班”叛乱。塔利班武装分子也倾向于遵守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游击中心主义”（focoist）战略，即通过武装团体的流动，煽动民众对政府的反对和起义。然而，尽管有相似之处，阿富汗的叛乱毕竟是由恐怖主义支持的，这使其具有不同于其他叛乱的独特性。

四、马德拉萨（Madrasas）的悲剧

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持续不断的塔利班叛乱的驱动力。除了塔利班，还有另外两个叛乱组织目前在阿富汗活动，即“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党。这三个团体或多或少都有一个相似的意识形态，那就是从德奥班迪（Deobandism）伊斯兰教衍生出来的对逊尼派伊斯兰教的激进解释。德奥班迪伊斯兰教是一种保守的伊斯兰模式，试图模仿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在所有关于阿富汗叛乱的文献中，人们认为主要是领导人和他们的亲密伙伴分享这种激进的伊斯兰意识形态，而大多数阿富汗人由于恐惧而不敢反对他们。然而，尽管事实上西方做出了种种努力，塔利班还是能够招募更多的人，而且自2002年以来，他们的力量一直在稳步增长。琼斯认为，这种人口数量方面的胁迫主要是由于阿富汗政府的失败，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能为其民众提供安全和保障。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许多学者的支持。还有一个因素，即伊斯兰学校文化，它为叛乱分子提供了招募场地，这比其他所有因素加起来都重要。

基卡伦（Kilcullen）在《偶然的游击队：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开展小规模战争》一书中指出了阿富汗过去和现在的权力结构，他称之为“部落治理三合会”（tribal governance triad）。这种权力结构指的是阿富汗传统的非正式权力体系，它有三个权力极点：支尔格（jirga，即部落领袖）、毛拉（mullah，即伊斯兰教神学家）和政府代表。类似的系统在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杜兰线和瓦济里斯坦也很普遍。传统上，在这个部落治理的三合组织中，支尔格占据了中心舞台，毛拉的作用仅限于咨询作用。传统上，毛拉的社会地位比部落领袖和某些等级的赛伊德要低。毛拉们经常试图出于自身利益而挑战现有秩序。苏联入侵阿富汗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在一个种族分裂的国家，阿富汗的许多社区寻求一个共同的事业，即打击“邪恶”的共产主义，伊斯兰教则统筹了这个共同的事业。这给毛拉们提供了他们等待已久的挑战现有治理秩序的机会。当时，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遏制苏联的扩张，因此，毛拉的崛起不仅受到西方的欢迎，而且得到了全面支持。结果，阿富汗的毛拉被提升到很高的地位，成为受人尊敬的指挥官。部落长老失去了权力和权威，毛拉占了上风，权力从部落领袖过渡到毛拉。部落治理三位合一的改变，对阿富汗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等待已久的毛拉们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开始寻求向社会灌输激进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以巩固他们的地位。苏联退出后，毛拉们为了保持其既得地位而开始寻找新的敌人，他们这次将目标锁定在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

伊斯兰学校遍布阿富汗各地，为毛拉们提供了促进和宣传其议程的完美平台。不幸的是，巴基斯坦的情况或多或少也都是一样的。军事独裁者齐亚哈克（Zia-ul-Haq）将军推行伊斯兰化政策，这实际上促进了他个人的政治议程。极端主义文学成为伊斯兰学校课程的一部分。起初，美国也支持这一政策，因为这种极端主义课程鼓励和散播对共产党的仇恨。很快，伊斯兰学校成为各种宗教派别的军事武装团体的招募基地。这一伊斯兰化进程导致了巴基斯坦独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宗派冲突，并一直持续到今天。毛拉本应带领穆斯林祈祷，教孩子们读《古兰经》，但他们却成为了宗教领袖和叛军指挥官。奥马尔（Omar）毛拉（一名普通毛拉）能够在阿富汗各地聚集伊斯兰学校的学生，并组成一个团体（塔利班），从而击败阿富汗最强大的军阀，这种方式说明了一切。奥马尔的成功故事清楚地表明毛拉和伊斯兰学校已经变得多么强大。因此，任何针对阿富汗未来的战略都必须考虑到宗教学校的因素。

如上所述，伊斯兰学校问题并非阿富汗独有，巴基斯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阿富汗的叛乱分子之所以能在巴基斯坦避难，是因为边界另一边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也是伊斯兰学校的产物，也同样受到类似激进的毛拉的指导。因此，需要在基层进行结构性改革。这只能通过一项旨在修改伊斯兰学校制度和限制毛拉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作用的一贯的长期政策来实现。在一开始，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当前叛乱的主要驱动力，现在通过修改伊斯兰学校体系，这种新塔利班叛乱的意识形态将失去吸引力。正如盖鲁拉指出的，任何叛乱的目标都是人口本身。如果叛乱分子能够赢得民众的支持，那么他们就是成功的；如果反叛乱分子能够使民众疏远叛乱分子，那么他们也是成功的。

五、现任阿富汗政府不确定的未来

经过多年的接触，美国未能在阿富汗问题上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随着国内和国际压力的不断增加，以及美国的耐心逐渐耗尽，美国有可能提前从阿富汗撤军。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像他之前的巴拉克·奥巴马一样，一再坚持要迅速从阿富汗撤军。虽然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未能兑现他们的承诺，但他们的反复断言对阿富汗所有重建工作都产生了不利影响。这种带有政治动机的断言让新生的阿富汗政府社会和周边国家士气低落。因此，近十年来，阿富汗一直面临美国可能撤军的混乱状态。

设定不切实际的撤军最后期限不仅严重损害了美国的信誉，而且也引发了它对该地区承诺的质疑。现任阿富汗总统加尼（Ashraf Ghani）和他的前任卡尔扎伊（Hamid Karzai）一样，对美国过早撤军感到担忧，这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塔利班叛乱活动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加上塔利班-哈卡尼三人组，加尼政府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相关的问题是，一旦美军撤出阿富汗，现任阿富汗政府能否继续掌权？这是困扰美国和现任阿富汗政府的核心问题。

琼斯指出，塔利班叛乱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美国造成的阿富汗国家的结构性崩溃。许多其他学者也强调了类似的问题，并强调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和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到目前为止，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一直在参与重建工作，尤其是在喀布尔及其周边地区。这种重建努力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人民和货物能够自由流通，合法的政治和经济活动能够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因此，主要的重点是建立和加强阿富汗国民军和阿富汗国家警察。

然而，自成立以来，阿富汗国民军和阿富汗国民警察都受到了高流失率和腐败的困扰。特别是阿富汗国民军，从一开始就在两种相反的角色之间左右摇摆，要么充当占领国的辅助本土力量，要么成为中央/国家军队。这种角色的不确定性对其作为一支有效的反叛乱部队的生存能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1年，美国与一些军阀结盟，希望能够击败塔利班和其他叛乱分子。虽然这一战略成功地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加强了军阀的势力。

军阀制度是阿富汗的祸根之一，它不断削弱国家军队，对中央政府的稳定构成直接威胁。美国需要一个持续的长期承诺来清除这些军阀，用阿富汗国民军和阿富汗国民警察来代替他们的民兵和私人军队。尽管自2010年以来，阿富汗国民军和阿富汗国民警察确实都有一些积极的变化，但他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只能在美国和北约的监督下实现。如果美国在阿富汗国民军和阿富汗国家警察完全成熟和发展之前就决定撤出阿富汗，那么现在的阿富汗政权将无法维持下去，这个国家将再次成为内战的受害者。

六、最坏的设想

尽管美国和加尼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调和与塔利班和其他叛乱分子之间的分歧。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的。首先，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三心二意的，因为美国不愿意赦免叛乱的重要领导人。第二，鉴于目前双方都认为自己实际上有能力在军事上击败对手，或至少比对手更持久，因此，任何一方接受调解或谈判提议的可能性非常有限。

如果美国过早撤军，可能会出现最坏的情况。美国过早撤军意味着，美军将在阿富汗建立一个能够自给自足和管理整个国家的稳定政府之前撤出阿富汗。此外，美国过早撤军还意味着，美军将在完全解决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根本问题之前撤离。在美国政府给定的时间框架下，过早撤军是有可能的，最坏的情况也相当可能出现。此外，随着美国政府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即使基本目标无法实现，美军也可能很快撤出阿富汗。因此而导致的情况可能与苏联撤军时的情况类似。因此，如果美国过早撤军，阿富汗战争不仅不会结束，反而会随着塔利班等叛乱分子的活动而变得更加激烈，并引发全面内战。

1992年苏联撤军后发生的事情与阿富汗此后的发展密切相关，而美军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撤出阿富汗。除了四个主要民族（普什图人、乌兹别克人、什叶派人和塔吉克人）以外，由于塔利班的加入，这次的局面将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可以预料的是，所有这些不同的种族和宗派团体可能会在另一场内战中为控制喀布尔而相互冲突，从而对该国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

此外，由于没有采取具体措施来修改阿富汗的伊斯兰学校系统，或挑战当地毛拉的权威，这个国家将继续产生激进分子，这些激进分子将不仅对阿富汗的稳定构成挑战，也将对其邻国和西方世界构成挑战。尽管塔利班最近试图通过取消对音乐、电视、放风筝、斗狗和剃须的禁令来改变他们的负面公共关系，但正如加卢拉指出的那样，叛乱分子可以自由撒谎，欺骗和夸大其词，因为人们只根据他的承诺来判断他。因此，国际社会不应被这种空洞的承诺所误导。

邻国的角色也不该被赋予太多期待，尤其是在美国过早撤军的情况下。伊朗将一如既往地推动什叶派在阿富汗的事业，而巴基斯坦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普什图逊尼派，以保护他们自己的政治和地区利益。许多知名学者认为，没有一个稳定的巴基斯坦的充分合作，阿富汗不可能保持稳定，这是正确的。然而，巴基斯坦，主要因为其以印度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和对现任阿富汗政府的持久性缺乏信心，因此扮演了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角色，这是可以理解的。温鲍姆（Weinbaum）和胡马雍（Humayoon）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织的命运》一书中完美地捕捉了最坏情况的本质，即“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参与，阿富汗的宪政政府似乎无法生存。”如果被塔利班接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阿富汗将会重新引发类似上世纪90年代的地区内战。巴基斯坦和其他邻国也可能会介入，成为交战的阿富汗团体的保护人，并建立各自的地理政治势力范围。

七、结论

本文试图理解阿富汗正在进行的叛乱、它的复杂性和未来的影响。文章试图强调叛乱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及其目前和未来的影响。此外，文章还指出，由于政治需要，美国过早撤军的可能性非常高，这将对阿富汗及其邻国和国际社会造成严重后果。

本文的主要论点可以总结如下：（1）苏联撤军后，国家的崩溃和国际社会的抛弃为激进的塔利班铺平了道路，他们很快就对整个国际社会构成了威胁。（2）此前曾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塔利班在2001年被赶下台后变成了叛乱分子。（3）正在进行的阿富汗叛乱是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的产物。（4）这种极端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各个宗教学校被教授，为叛乱分子提供了招募场地。（5）美国无力解决伊斯兰学校和毛拉的问题，这对现在和未来都构成严重威胁。（6）不稳定和低效的现任阿富汗政府破坏了反叛乱的努力，给阿富汗的未来蒙上了阴影。

阿富汗是一个特殊的叛乱案例，因为这种叛乱源于恐怖主义。然而，像所有其他的叛乱一样，它是由强烈的意识形态驱动的。由于塔利班叛乱已经从恐怖主义中迅速发展起来，因此，任何反叛乱的努力都必须着眼于消除未来的恐怖主义威胁。首先，美国必须做好长期承诺的准备。第二，建议制定一项旨在修订伊斯兰学校制度和限制毛拉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作用的长期政策。这一战略将极大地有助于从社会中消除极端主义和激进分子，并将公众与叛乱分子隔离开来。

【编译者简介】

王俊超，河北邯郸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民族与国际政治。硕士就读于西北政法大学，所学专业为法学。

【校对者简介】

陈明霞，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三篇，主持校级科研项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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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王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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