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伟 编译

【文献来源】Ayça Ergun，“Citizenship,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Azerbaijan: Between the Legacy of the Past and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Nationalities Papers，2021, pp.1-18.

一、研究问题

本文聚焦于后苏联时代阿塞拜疆的国家建构过程和国家身份架构。阿塞拜疆国家身份建构的特点在于：对于如何建构一个国家以及如何界定国家身份的问题上，存在两种具备相互争辩性质的话语——阿塞拜疆主义（Azerbaijanism）与突厥主义（Turkism）。本文首先论述了阿塞拜疆在独立之前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根源和前提。其次，讨论了阿塞拜疆在独立以后的国家建构话语以及其对于国家建构和国家性质的意义。从而展示了这两种话语对于阿塞拜疆现有身份的形成如何起到塑造作用，尤其强调公民身份、多元文化主义、好客、宽容和爱国主义特征。然而，由于卡拉巴赫冲突侵犯了该国的领土完整，人们可以将该国归类为国家建构过程仍不完整的一类国家。

有关苏联民族主义兴起以及民族复兴如何促使苏联解体的研究，是众多学术文献的主题。这一过程通常被解释为苏联的遗产、民族精英的出现和他们对于文化、社会、政治和民族起源的重拾，以及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为独立国家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关于民族复兴在多大程度上是苏联改革中“公开性”原则（glasnost and perestroika）的自然结果的问题，则是另一个考查点。一些学者认为，这是苏联在创造苏联公民的意识形态方面对所控制的民族和宗教身份进行的一种压制，而其他学者则认为，苏联的民族政策定义了当前身份形成的边界。苏联的政策非但没有消除民族归属，反而无意识地创造和巩固了种族性以及“主要民族内部日益增长的凝聚力”。正是这一政策，提供了“重建一种将整个民族汇为一个整体的民族认同”。后苏联时代的国家建构工程包括对历史的记忆、建立在民族和宗教基础上的民族认同的形成，以及随着国家地位的构建对国家认同的重新定义和重新解释。

本文阐明了后苏联时代阿塞拜疆的国家建构进程的本质以及国家身份和公民身份的形成，并对两种主要话语——阿塞拜疆主义和突厥主义提出了质疑。同时，文章提供了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对国家建构过程中相关概念的解释和分析。第一部分详述了阿塞拜疆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根源和前提。这样就提供了一个有助于理解后苏联时期国家身份不同概念的历史背景，它说明了独立运动和集体行动是如何塑造民族认同、国家建构和“民主化”之间关系的。第二部分着重于独立后阿塞拜疆的国家建构。在这一部分中，将参考埃布法兹·埃利奇别伊（Ebulfez Elchibey）、海达尔·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和伊尔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三任政府来讨论其所赋予的国家地位和国家身份的意义。第三部分将着重讨论外部行动者（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如何诠释各自对阿塞拜疆国家身份的看法，以此来阐明种族、语言和宗教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最后还讨论了卡拉巴赫冲突的作用，因为它对阿塞拜疆主义和突厥主义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阿塞拜疆国家建构进程中的主要挑战。

二、主要内容

早期和最近关于阿塞拜疆国家身份、民族主义和国家建构的著作清楚地从历史角度分析了阿塞拜疆民族认同形成的来源。阿尔特施塔特（Altstad）和斯威托乔夫斯基（Swietochowski）都肯定了土耳其、波斯和俄罗斯对该国国家身份塑造产生的重要影响，他们的研究主要关注沙俄殖民统治、1918年至1920年第一共和国时期、苏联统治以及独立伊始。最近的研究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阿塞拜疆身份的构建、与公民有关的问题、国家身份与宗教的关系、性别和身份、政党如何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卡拉巴赫冲突的影响。阿塞拜疆国家建构的特点在于，对于如何建构一个国家以及如何界定国家身份的问题上，存在两种具有相互争辩性的话语——阿塞拜疆主义（Azerbaijanism）与突厥主义（Turkism）。分析往往把它们呈现为两个不同的政治团体的话语，即政府和反对派。本文论述了这两种论述的互补性，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和互补性如何影响阿塞拜疆对国家身份的看法。

后苏联时期，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党（PFA）开始宣传突厥主义，而海达尔·阿利耶夫政府则支持阿塞拜疆主义。1988年，苏联解体前夕，人民阵线党成立，一群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把一个讨论小组变成了一场要求独立的群众运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动员和集体行动一起，创造了一种民族起源意识和民族意识，重新加固了团结的纽带。它不是强迫人们参加示威、集会和会议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反，正是在这场运动中，通过集体行动，整个民族认同问题被重新制定，明确了氏族、家族和地区的既定边界，并且它们属于一个国家的观念就此出现了。1992年上台的人民阵线党政府阐明了这种基于突厥主义理念的民族主义话语，并强调了阿塞拜疆民族的突厥起源，这是苏联时期的民族和文化遗产。1993年阿利耶夫上台后，国家建设的重点转向了阿塞拜疆主义，这是一种被认为可以缓解该国内部种族紧张局势的意识形态，以及对起源于苏联时期的身份的解释。伊尔哈姆·阿利耶夫时期是阿塞拜疆公民身份的巩固。自2003年以来，阿塞拜疆主义的统一概念为公民理解阿塞拜疆主义和包容性的公民身份提供了基础。然而，与独立初期相比，人们对突厥人的根源的认识也有所提高。突厥主义的流行并没有挑战阿塞拜疆人的身份，它们仍能保持互补，和平共处。尽管种族根源没有得到推广，但是阿塞拜疆公民身份的核心——多元文化主义、宽容和世俗主义——在国际环境中得以推广。

截至2020年，阿塞拜疆人的身份包含了阿塞拜疆主义和突厥主义的属性。以不同的政治阵营为代表的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宽容的强调被统治精英们所纳入，强调多数人和少数民族的和平共处。而在目前的解释中，一种新的爱国主义形式已经被整合起来。在这种新的解释中，国家身份的问题并不完全涉及民族认同，包括为巩固国家存在和主权的贡献、对早期独立国家传统的记忆以及对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遗产的自豪。此外，阿塞拜疆作为一个国家的知名度以及阿塞拜疆的所有社会和文化属性，可以被视为新的国家品牌的一部分。

（一）从“自由广场”到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党：一个国家的崛起

南高加索国家在独立的前几年和之后的数年是动荡的，它们的特点不仅是试图恢复文化、政治和经济主权，同时还面临种族间的冲突和国家间的战争，例如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情况。后苏联时期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作为防御的工具，其次作为国家建构的工具，最后是作为“民主化”的工具。卡拉巴赫问题是推动民族主义独立运动出现的一个主要刺激因素。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运动是通过对外部敌人的定义，即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而出现的，这同时为民族主义动荡作为一种防卫运动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独立运动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表达民族认同形成的主要标志，而这一主张在苏联时期是被禁止的。它是在“为历史感到骄傲”和“自我意识”的口号下实现的，通过美化民族文化和历史，通过神话民族英雄和荣耀得以落实的。一位代表评论说：“是什么让我们成为民族主义者？我们想看到我们的国家独立。我们强调，我们是土耳其民族的一部分，我们努力不忘记民族身份。我们为我们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而奋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民族主义者。”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特点是热爱民族，维护民族和文化价值观，建立国家地位，重新发现民族、文化和社会渊源，改善民族遗产。

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在对国家身份的重新定义和重新概念化的基础上重新定义国家。民族身份复兴的第一个标志是“自由广场运动”，这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挑战领土完整的结果。“自由广场运动”是政治组织活动形成的第一个标志，对政治变革和“民主化”进程具有历史意义。此外，这场被描述为“基础广泛、问题诸多”的运动为集体身份的形成铺平了道路。一位积极参加会议的历史学家说：“集会上有许多旗帜：绿旗、土耳其国旗，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我们真正的国旗。没人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我记得我在莫斯科读研究生的时候，在阿塞拜疆手册的档案中看到过它。我记得那些颜色，红、绿、蓝，但不记得顺序。但没有人真正知道星星的顺序或形状。我们去了商店，买了材料，一位女士在一个晚上做了出来。此后的第二天，阿塞拜疆的国旗第一次在自由广场上升起。”

在这方面，民族记忆的第一次复兴和民族象征的复活发生在自由广场。该运动的一名参与者表示，那时他感觉自己是“第一次处于他自己国家的真正公民”。在民众的支持和自由广场运动的公开议题下，从1989年起，自由广场集会为其准备了国家建构议程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基础。

（二）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党及其国家建构话语

人民阵线党的国家建构议程是建立在关于国家地位的三个重要和互补的看法的基础上的，这些看法影响了关于国家身份的论述的形成方式。这些观念包括：过去的国家地位、领土内的国家地位、边界以外的国家地位。在这里，过去的国家地位是指对历史的启示以及对文化、民族和宗教起源的记忆。领土内的国家地位意味着保护土地、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和维护领土主权完整。边界以外的国家地位有两个维度：一是扩展与苏联突厥民族的关系，主要是在中亚地区，因为他们之间有着语言、民族、文化和宗教的亲和力；第二个方面与生活在当前边界以外的、主要是生活在伊朗的阿塞拜疆人有关。关于这些层面，在人民阵线党的方案中解决了四个主要的问题：苏联的民族政策、与苏联境内其他突厥民族之间的关系、阿塞拜疆人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恢复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遗产。

民族权利一度受到人民阵线党的重视，认为“现行的苏联规则并没有创造出自由决定民族自主权的有利的法律和社会经济条件”。提到民族复兴和重新发现过去的起源，人民阵线党指出：“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的象征（三色国旗、国歌、象征）应被视为共和国的国家象征”。民族记忆的复兴在国家建构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重新发现以前的国家传统而不是创造或发明，让精英们感到更安全，并让他们认为他们已经为未来的国家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领土内的国家地位是根据主体和少数民族关系来定义的。人民阵线党的方案强调“终止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自治地位，并充分执行阿塞拜疆对该领土的主权”。在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方面，它指出，“阿塞拜疆人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应根据双方的权利和意愿建立”。该方案还包括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权利，并表达了其争取更大的文化自主权的意愿。有人指出，“这有利于保护和授权俄罗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库尔德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这种主体-少数民族关系的概念，构成了民族主义者论述阿塞拜疆主义的基础。

就领土以外的国家地位而言，人民阵线党的主张是邀请苏联所有突厥人抵抗和合作，改善与生活在伊朗的阿塞拜疆人的关系，强调发展“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伊朗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同时指出所有突厥人失去了他们的国家管理传统，遭遇流亡、驱逐和杀戮的压迫，被视为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的来源。在其第一计划中，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主权将留在苏联，而在1991年独立后的想法则变得显而易见。同时进行社会“民主化”和重新定义国家地位的努力阻碍了指定目标的执行。埃利奇别伊指出：“我们的斗争是一场‘民主’和民族团结的斗争，‘民主’运动与民族独立运动有重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正在遭受痛苦，向左，然后向右”。

可以说，特别在伊尔哈姆·阿利耶夫掌权后，民族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密切联系失去了它的价值观。反对派活动更集中于进一步的“民主化”，而不是讨论国家认同的前提。民族主义在话语中失去了优先地位，政治斗争和“民主化”的呼吁成为主要的优先事项，特别是在2000年阿布法兹·埃利奇别伊（Abulfez Elchibay）去世之后。换句话说，民族主义运动和突厥主义作为一种话语，在政治领域失去了它们的所有者。然而，后来的政治转型表明，突厥主义被纳入了民族认同的定义，实际上成为了公民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独立后的民族主义作为国家建构和“民主化”的工具

在后苏联时期早期，阿塞拜疆的国家建构进程得到了以政府和反对派为代表的两种话语的支持——阿塞拜疆主义和突厥主义。这两种论述并不一定是矛盾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互补的，但它们对如何建立一个国家的强调是完全不同的。在埃利奇别伊总统时期，人民阵线党政府的讨论集中在重新发现突厥身份。阿利耶夫政权则将“阿塞拜疆”一词重新巩固为国家身份的名称。将阿塞拜疆人作为一种身份认同并没有遇到太多阻力，并逐渐内化。到2020年，公民身份更多地与独立国家的理念、美化独立的价值和国家的领土完整联系在一起。通过对突厥血统的承认，民族主义（强调突厥主义）是作为国家建构和在人民阵线党政府下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随着阿利耶夫在1993年上台，工作重点转移到阿塞拜疆主义和稳定上。随着1993年爱国阵线被推翻，反对派的民族主义话语成为“民主化”议程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不是国家建构议程。民族主义和“民主”成为同义词，并可互换使用。换句话说，反对派在独立初期与该政权的斗争中，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民主主义者”。

（四）人民阵线党政府及其国家建设议程

人民阵线党政府的规则在国家建构方面至关重要。自第一次执行任务以来（实现独立），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防御性运动转变为民族主义作为国家建构的工具，即，民族认同问题刺激着对独立和“民主”的需求。国家建设议程以“民主”、世俗主义和法治为基础。政府鼓励在所有国家事务中使用拉丁字母和阿塞拜疆语。新货币马纳特被埃利奇别伊总统认为是独立国家的主要标志，取代了卢布。把姓氏从俄式改为阿塞拜疆式成为一种时尚。埃利奇别伊强调，突厥主义与沙文主义没有联系，因为“必须意识到一个人的历史文明和他自己是突厥人”。正是这种民族意识形态，代表了大多数突厥人，最终启动了“民主”国家地位的建立。1992年12月22日通过的题为“关于阿塞拜疆共和国官方语言的总统令”补充了这一观点。该法令规定：“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是突厥语”、“大多数人口被称为阿塞拜疆突厥人或突厥人”。事实上，人民阵线党政府有关国家地位的政策定义了阿塞拜疆公民身份中的两种主要身份：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该法令还指出：“阿塞拜疆共和国的所有公民都享有选择其教育语言的自由。居住在阿塞拜疆的少数民族有权在学前教育、小学和中学中分别开设各自的母语课程”。1993年阿利耶夫上台后，该党精英成为该国的主要反对党，并成立了几个政党，这些政党彼此之间关于民族主义、国家身份和国家建构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

（五）阿利耶夫执政时期及其国家建构议程

阿利耶夫政府更偏爱阿塞拜疆主义，1995年通过的《阿塞拜疆宪法》称阿塞拜疆居民为阿塞拜疆人（Azerbaijanis），成其使用的语言为阿塞拜疆语（Azerbaijan）。这背后的论点是，这个词涵盖了住在阿塞拜疆的所有人民，不论其种族如何，没有留下少数民族之间骚乱的空间。阿利耶夫政权随后缓解了少数民族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关系，同时将对突厥主义的强调重点转向阿塞拜疆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塞拜疆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公民身份，而不是由种族定义的民族身份。阿塞拜疆主义被认为是“人民统一的计划”，认为“生活在阿塞拜疆境内的人是阿塞拜疆人”。执政党代表认为，强调突厥主义会导致分裂主义运动，因此“国家意识形态应该是阿塞拜疆主义”。政府关于国家建设的论述并没有对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作出任何区分，而是将他们统一纳入阿塞拜疆人的范畴。这种包容性意味着，少数民族不太可能对国家和国家建构造成进一步问题（特别是在独立后领土完整受到侵犯的初期）。

与此同时，反对阿利耶夫政府的人则继续强调突厥主义，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阿塞拜疆主义纳入了国家建设议程。它认为这个术语不是作为定义民族认同的基础，而是作为对突厥主义的补充。阿塞拜疆主义也被认为与公民身份有关，而不是与国家身份有关。在反对派的讨论中，少数民族群体的地位被视为公民身份议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国家建设议程。在这方面，政府和反对派都理解民族主义的国家建设。他们不排除少数民族，并公开宣布他们不会因族裔或宗教信仰而受到歧视。他们并不打算创建一个同质国家，而是一个在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有区别的国家。

（六）“朋友与敌人”的定义：外国对观念的影响

在后苏联时期，阿塞拜疆与俄罗斯、伊朗、土耳其的关系对国家建设的影响非常重大。人民阵线党政府的特点是亲土耳其、亲西方以及反伊朗、反俄罗斯，而海达尔·阿利耶夫对邻国采取了更平衡的政策。由于在文化、民族和语言上的相似性，土耳其在阿塞拜疆有着特殊的声望。政府和反对派都认为该国是阿塞拜疆最好的盟友和最终的朋友。土耳其是第一个承认阿塞拜疆独立的国家，它在卡拉巴赫问题上无条件支持阿塞拜疆，以及拒绝与亚美尼亚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友谊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对民族国家建设的影响可以从强调领土完整和保护独立等问题上看出。人民阵线党政府认为俄罗斯和亚美尼亚是对该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尤其是俄罗斯，因为它没有拒绝“它的帝国主义野心”，它象征着过去、霸权、统治以及独裁制度。

另一方面，伊朗在阿塞拜疆文化中有一些历史遗产，这两个国家都是什叶派穆斯林，而宣布独立可能会导致伊朗向其宗教兄弟开放。然而，人民阵线党政府宣布其将保持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而精英们是世俗的思想。此外，人民阵线党还特别强调发展伊朗南部阿塞拜疆人聚居地和阿塞拜疆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在其超越边界的国家建设项目中宣传保护伊朗阿塞拜疆人的文化权利。然而，海达尔·阿利耶夫政府对这一政策采取了谨慎的措施，认为这些想法可能会损害阿塞拜疆和伊朗的关系，阿塞拜疆人的地位是伊朗的内政，因此他避免采取干预政策。

（七）后苏联时代阿塞拜疆国家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卡拉巴赫冲突

有关民族认同和国家建设的论述与阿塞拜疆的政治和文化特点密不可分。在阿塞拜疆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卡拉巴赫冲突拖累了“民主化”和国家建设的进程。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卡拉巴赫问题是形成独立运动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亚美尼亚人满足于成为苏联的一部分，认为这是防止“突厥侵略”的保证。对阿塞拜疆人来说，它被认为是阿塞拜疆的一个历史领土。亚美尼亚人不公正地占领阿塞拜疆领土的20%，造成100多万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这些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生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没有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是不可想象的。阿塞拜疆人认为这次冲突影响到他们的领土完整，并挑战了边界的不可侵犯性。

三、结论

有关国家建构和“民主化”的辩论是在阿塞拜疆政治变革早期就开始进行的，它构成了政府和反对派及其建立独立和“民主”国家的二元论自阿塞拜疆的官方宪法承认身份和语言的名称，知识界和政治界对于“我们是谁”和“国家的组成部分”的辩论，嵌入在一个新的多元文化和宽容之中得以适应，并逐渐成为一种沉默的问题。然而，国家建构工程及其进程只有在归还被占领土后才能完成，卡拉巴赫冲突仍然是巩固“民主”和国家建构的一个主要问题。过去与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共处的经验以及对多元文化和宽容的强烈强调，有助于在确保领土完整后巩固国家建设。

【编译者简介】

李嘉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在《外交评论》《俄罗斯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获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一次，二等奖学金两次；获“刘冰奖学金”；获兰州大学2022届“优秀毕业研究生”；获2020-2021学年兰州大学“优秀研究生”；获兰州大学第十二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二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三等奖；获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组国际关系学院第三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三等奖。获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首届“萃英杯”欧亚研究研究生论坛一等奖。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优秀研究生创新项目(定向探索项目)一项。研究兴趣为：抗争政治。

【校对者简介】

万雪妮，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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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李嘉伟

校对：万雪妮

审校：孙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