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雪妮 编译

【编译者按】对美国的负面看法比比皆是，但我们对这些看法如何影响政治却知之甚少。爱德华·沙茨(Edward Schatz)通过对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仔细研究认为，最好不要将“反美主义”视“压倒性的大火”。相反，“美国”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源，它静静地存在于世俗中，但对于社会和政治动员者来说总是具有潜在价值。使用广泛的证据和新颖的分析框架，沙茨考察了中亚各地的伊斯兰教信徒、人权活动家和劳工动员者如何利用这一事实，从而改变他们追求各自议程的能力。

通过将分析目光从高级政治上重新聚焦，他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缓慢移动、部分封闭和社会嵌入的过程，这些过程是“美国”如何成为政治的基础。反过来，我们对美国外交政策选择的下游影响有了细致入微的认识，并对象征政治带来的挑战有了清醒的认识。通过关注“象征”，沙茨揭示了不断变化的公众态度如何以具有政治意义的方式改变社会关系，并考虑不断变化的“象征性美国”（Symbolic America）如何重新组合社会动员者可用的原料。就像沉积物在到达最终目的地之前沿着水道流动一样，构成“象征性美国”的原料可以在各个社会群体之间流动，并可以在适当的地方形成新的社会意义的基础。

【所评书目】EdwardSchatz,SlowAnti-Americanism:SocialMovements andSymbolicPolitics inCentral Asia，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21.

【文献来源】Alex Langstaff，“SlowAnti-Americanism:SocialMovementsandSymbolicPoliticsinCentralAsia”，InternationalAffairs, Vol.97,No.3,2021,pp.920–922.

【作者简介】（1）书籍作者：爱德华·沙茨（Edward Schatz），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亚地区与国别研究，伊斯兰运动与比较政治。

（2）书评作者：亚历克斯·朗格斯塔夫（Alex Langstaff），纽约大学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为跨学科的概念和隐喻。

声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公共外交依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倾向于将“反美主义”视为心理或文化上的“文明冲突”现象，而爱德华·沙茨（Edward Schatz）则着眼于其它国家对美国的负面看法如何制约其国外、国内政治运动的长期成败。这本精彩的书将这个话题深入到中亚战略领域，预示着公共外交研究范式的转变。

公共外交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进入美国国务院的“词典”。到了2004年，在与9·11事件后美国外交政策密切相关的全球“反美主义”爆发后，美国国防部已经在诊断美国对外信息传递中存在的“危机”。沙茨是最早关注到这一现象的学者。

大多数对“反美主义”的描述往往陷入定义的泥潭。沙茨回避了“反美主义”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将这个概念宽泛地描绘成他所谓的“象征性美国”的一个元素：从流行文化到广泛的政治价值观的共鸣表征的多义集群（polysemous cluster of resonant representations）。借此沙茨得出了他的主要论点:“象征性美国”为苏联解体后的中亚社会运动提供了一种语言，即反美主义为新兴行为体提供了“原材料”，但代价是当其效应发生变化时，限制了他们的回旋余地。

沙茨将民族志、田野调查与比较政治结合起来，展示了21世纪初美国软实力的衰落是如何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影响中亚的社会运动的。本书的核心部分由三个按时间顺序重叠的案例研究组成，分别是该地区的伊斯兰教徒、人权和劳工动员。为什么选择这些社会运动作为案例呢？沙茨将它们视为某种地震仪，凭借它们的社会邻近性（social proximity），早在高级政治（即High Politic，指在政治学中，尤其是在国际关系的子领域内，高级政治的概念涵盖了对国家生存至关重要的所有问题：即国家和国际安全问题。它通常用于反对低级政治，也即经济、文化或社会事务。——编译者注）后果产生之前就记录了民众情绪的变化。他还认为它们是“中亚威权（Authoritarian）”或“软威权政体（Soft-AuthoritarianPolities）”中的重要政治代理人，因此是公共外交的目标。

这三章旨在利用公众调查、线人访谈和焦点小组来制定具体的象征政治。沙茨用他的框架重新思考了两个标准的叙事：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催化了“反美主义”；2000年，美国从关注人权到关注安全的地区转变削弱了人权激进主义。第二章比较了三个重要的伊斯兰运动截然不同的轨迹，以及它们对“象征性美国”的使用。“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The Islamic Renaissance Party of Tajikistan）从1997年的塔吉克斯坦内战中崛起，支持美国的宗教自由理想。但当美国的象征意义在塔吉克斯坦国内恶化时，这些理想造成了一种“负担”，并导致该党走向了“摇摇欲坠的散漫之地”,并被其对手吞噬。相比之下，“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The 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和“伊扎布特”（TheInternational Hizbut-Tahrir）的地方分支都严重依赖反美主义叙事，尽管方式不同。沙茨认为，“伊扎布特”的“反美主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在9·11之前，中亚民众对美国的矛盾心理是如何形成的。到20世纪90年代末，将“象征性美国”与地区治理纠缠在一起的地方不满已经融入了政治伊斯兰主义者的习惯用语。

第三章详细介绍了无效的非政府组织运动和威权复辟者（如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对自由民主话语的愤世嫉俗的挪用如何导致该地区普遍的“民主疲劳”。因此，像伊斯兰运动一样，人权组织的命运取决于它们在“象征性美国”所面临其国内变化的程度。最后，第四章探讨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不成功的劳工运动是否错过了21世纪初利用“反美主义”的机会。

沙茨要求读者把反美主义想象成一个“沉积”的过程。地质隐喻对这本书至关重要。首先，“反美主义”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就当代中亚而言，以1991年后的“空白状态”开始的叙述，忽略了早期苏联象征政治对美国态度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对资本主义和全球主义以及国家对宗教态度的批评中。第二，沉淀指向一个有限的变革机会之窗，在此之前，象征已经达到了一个门槛，并“停留”在一个国家的社会想象中。第三，也是最有趣的，“沉淀物”有助于解释反美符号的显著性如何经常超过了美国实际政策决策的显著性。“乌伊运”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成功和人权活动家的衰落就是很好的例子。公众舆论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因果滞后困扰着公共外交，沙茨帮助读者至少追溯性地理解这一点。

沙茨在最后两章谈及了政策建议。其中最具体的一点是组建一支由精通所在地区的语言和文化上细微差别的美国发言人组成的专业团队。这可能伴随着定期轮换外交任务的智慧发生更深层次的变化。此外，沙茨建议，由当地个人运营的关于美国的定期讨论组，可以以饱和信息传递所不能达到的方式破坏“反美主义”的“沉淀”。

《温吞的反美主义》是一本相对较薄的书，但却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想法。如果说这本书有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沙茨可能对中国及其“丝绸之路”倡议的象征意义关注太少。吉尔吉斯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反美主义的沉淀是如何与“一带一路”倡议相互作用的？同时也欢迎更多的纵向数据和更广泛的关于俄罗斯对欧亚地区媒体影响的讨论。然而，这些不足被高质量的思考和通俗易懂的写作所弥补。

【编译者简介】

万雪妮，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校对者简介】

尉锦菠，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曾获得吉林大学三等学业奖学金两次，兰州大学一等学业奖学金一次、二等奖学金一次。2020年获得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三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二等奖。2021年获得第二届“萃英杯”欧亚研究生论坛二等奖。研究兴趣为：社会运动与制度变迁、非传统安全问题、中亚地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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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万雪妮

校对：尉锦菠

审校：陈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