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雪妮  编译

文献来源：Scott Radnitz，“Paranoia with a Purpose: Conspiracy Theory and Political Coalitions in Kyrgyzstan”,Post-Soviet Affairs, Vol.32, No.5, 2016, pp. 474-489.

这篇文章探讨了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在政治层面的应用。人们普遍认为，后苏联公民倾向于相信阴谋论，但还缺乏政客们何时会支持阴谋论以及为何阴谋论会成为主流历史叙事等相关研究。作者认为，在高度不确定时代，缺乏联盟形成的基础上，阴谋论会有助于政客们进行相互协调。作者通过对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暴力事件后围绕该事件的阴谋叙述构建和传播政治来说明这一逻辑。政客们对于这一事件有着不同的解读，并围绕着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故事“团结”在一起，通过利用阴谋论来掩盖分歧，从而构成一个执政联盟。阴谋论特有的正向激励作用，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在政治格局不稳定的国家中阴谋论的出现和持久性具有启示意义。

一、引言

2011年1月，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发表了《全国委员会会关于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发生的的悲剧事件的原因、结果和建议的综合研究结论》。报告认为，这场冲突是“预先计划好的大规模挑衅，旨在分裂吉尔吉斯斯坦并破坏人民的团结。”这一巨大的破坏行为旨在引爆整个中亚的局势，使地区局势陷入持久的动荡。煽动者是“乌兹别克社区的领导人”，他们的目标是“加剧民族问题”。报告指出，乌兹别克居民区的紧急呼救信号是“特殊油漆精心绘制的同类型标志”，这是为了鼓励“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部队”或“武装宗教极端分子”去“了解哪些居所里住着乌兹别克人或吉尔吉斯人”。同时，另一组涉及该报告的人员——被罢免的总统“巴基耶夫和他的支持者”，他们试图“破坏和爆炸该国的局势”。巴基耶夫的儿子马克西姆和兄弟贾尼什通过在阿富汗会见“塔利班运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塔吉克联合反对派的使者和军阀，并在毛拉·阿卜杜拉（Mullah Abdullah）的亲自参与下”，从“犯罪、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招募人员，目的是“破坏吉尔吉斯斯坦局势的稳定”。

出于多种原因，这一系列发现令许多观察家感到奇怪。首先，这一报告的主要观点缺乏详细的证据予以支撑；其次，这一报告所涉及的情结和行为主体与冲突发生时的有关报道相矛盾。此外，这一报告也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有关情况不符。因此，国家委员会的报告具有阴谋论的特征:假定会获利的各方一定是故意制造暴力；将肇事者与其声称的行动联系起来的逻辑漏洞；依据暗示而不是证据；致力于共同目标的不同(甚至冲突)方之间的假定合作；策划、有效实施和保守秘密的容易程度；以及援引国家权威知识来应对挑战。后来，一旦报告中的叙事被视为不言而喻的真理，它不仅被用来驳斥反对意见，还被用来质疑怀疑论者的动机，就像阴谋论的支持者经常做的那样。

其次，为什么官方对奥什的创伤事件采取这样的解释？敖特曼（Stefanie Ortmann）和海瑟肖（John Heathershaw）认为，由于突然的政治和经济转型、对社会的不信任和滥用权力，后苏联地区成为阴谋论的沃土。然而，阴谋很少会成为官方的话语。阴谋论通常传被政客视作不安的统治者的修辞武器，试图通过转移注意力来巩固权力。但是，吉尔吉斯斯坦不仅缺乏一个“独裁者“，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正常运作的政府。因此，2011年形成的阴谋论肯定有其他用途，这是现有的解释没有预料到的。况且人们普遍认为，欧亚国家公民倾向于相信阴谋论，但关于政客支持阴谋叙事的时间和条件，以及为什么这些叙事有时会成为主流叙事的研究却很少。

既有研究的不足和现实的吊诡之处构成本文的研究背景。所以，本文着重研究的问题是在一个政治结构不稳定的国家中为什么会出现阴谋论主张？阴谋论的政治叙事有何用途？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力量是如何通过阴谋叙事而结成联盟的？

二、本文的论述框架及分析

本文以吉尔吉斯斯坦为案例，试图阐明阴谋论与政治的相互作用。作者对比了1990年和2010年吉尔吉斯族群间暴力爆发的官方叙事。尽管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政治动荡和制度变革的时期，而且在同样模糊的情况下，为何阴谋论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成为官方的叙事？通过分析这两个时期的背景条件和政治动因，作者找出了相关因素使得阴谋论述成为政治精英在2010年暴力事件后有吸引力的选项。

（一）理论和实践中的阴谋

阴谋论是指“相信一个由个人或团体组成的组织曾经或正在秘密行动，以达到某种恶意的目的”。其与事实差异之处在于，支持阴谋主张的证据是间接的且力度很弱，而非显而易见。阴谋论可以是简单的或复杂的，具体的或模糊的，琐碎的或宏大的，但它们的决定性特征是它们对恶意行为的归因，以及将后果性行为与实施它的行为者联系起来的逻辑跳跃。

早期的研究认为，阴谋论是不合理的，有可能破坏稳定。民主规范不赞同在传统政治边缘滋生的信仰，并引发了对暴力异议和颠覆的恐惧。学者们研究了异化和不信任的含义。波普尔强调，这与支持共产主义和“独裁“领导人有关。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主张，社会和经济边缘化是右翼阴谋族群主义的成因。桑斯坦（Cass.R.Sunstein）和维尔默勒（Adrian Vermeule）认为，驱动阴谋族群主义的“残缺认识论”源于从与更广泛社会相隔离的网络中获取信息。

最近的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拒绝将阴谋论描述为异常或病理，而是将其视为政治生活的正常现象。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学者们已经将阴谋论的流行与经济不安全和机构的弱化联系起来。芬斯特（Mark Fenster）认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侵蚀了社会和经济内部的基础，削弱了当地居民与共同体的联系，并弱化了政府应对由此产生的困难的能力。梅利（Timothy Melley）认为，文化和大众媒体的全球化破坏了传统的权威人物和知识生产方法。这些力量共同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无能为力和愤世嫉俗的感觉，并导致了替代性信仰系统的扩散。

在欧亚国家，政治和阴谋论长期以来一直交织在一起。在苏联，阴谋论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始，斯大林主义者展示了对阴谋的审判和冷战的“国际阴谋”。阴谋论在该地区最近的政治中发挥了更为重要作用。例如1999年俄罗斯安全官员涉嫌在爆炸摧毁其他住宅大楼几天后在一幢公寓大楼安装炸药。这些袭击被归咎于车臣武装分子，是俄罗斯1999年第二次与车臣交战的主要理由，并帮助普京开启了政治生涯。最近著名的阴谋论包括2013年落在车里雅宾斯克上的陨石，以及2014年在乌克兰东部上空的马来西亚客机被击落。

阴谋论往往归结于个人领导层面，可以用两种相反的方式来解释——要么是疯子式胡扯，要么是马基雅维利式腹黑。霍夫斯塔德认为，疯子式解释是一种精神分析式理解，源于妄想症或病理。另一种解释始于政客们愤世嫉俗、操纵和精于算计的假定。根据这种逻辑，统治者（通常是非民主的人）战略性地使用阴谋论来分散他们对失败的注意力，让民众保持温顺和着迷。据称，公民容易受到阴谋呼吁的影响，并愿意聚集在领导人周围，赋予领导人无法通过选举或称职的治理获得的合法性。

粗略地看一眼来自世界各地的报纸头条，就会发现，支持阴谋论的不仅是强大的独裁者。事实上，普通的小独裁者、民选政客和各党派的政党断断续续地声称有阴谋。这一事实表明，阴谋论是多用途的，具有比通常认为的更广泛的用途。因为它们出现在许多地方和不同的环境中，所以很可能没有关于精英们何时使用阴谋论的宏大理论。然而，通过仔细检查这种现象似乎异常且现有理论解释不足的情况，有可能识别出适用于其他情况未被承认的因果过程。

（二）动荡时代的叙事和集体行动

为什么一个政客会在高度不确定的时刻使用阴谋论而不是不同的修辞比喻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将阴谋论描述为一种政治叙事并审视其特殊属性是很有用的。

布兰德（Laurie Brand）认为，政治叙事是一种为权力服务的叙事，它“说明为什么当权者值得民众的忠诚或效忠”。政权可以通过强迫或赢得大众平民获得权力，但他们都试图根据特定的意识形态、原则或历史和社会参考来证明他们的存在。最有效的叙事为政治议程奠定了基础，它让某些思考政治体的方式——身份、使命、威胁和领导人的正直——显得自然和不言而明。

在制度危机的时刻，当不确定性很高、引起集体行动的传统方式无效时，有时有效呼吁可以动员人们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目标。通过延长时间跨度，意识形态可以让个人放弃眼前的回报，投资于集体未来的成功，从而有助于建立联盟。

阴谋论缺乏意识形态所拥有的积极愿景，也没有提供激励群众运动的精神或象征性好处。然而，在重大违法行为中认定有罪方时，这种说法有可能形成一个由不同行为者组成的务实联盟——一个“消极联盟”——其共同纽带是其相对于指定陪衬的敌对地位。阴谋论的显著性和集中性使它们特别有用，尤其是它们作为制度变迁时期精英的协调工具。

阴谋论的突出意义在于，它穿透了其他话语的混乱。它描绘了一个违背普遍公平观念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权势的行为者利用这个系统，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为自己谋利。它引起怨恨和愤慨的情绪，然后用一个简洁而完整的解释来表达它们。它们令人着迷，充满了情节、人物和悬念的叙事元素。这些特质确保了它们会获得关注，即使不一定是赞同。然而，它们往往在动荡的政治时代引人注目，因为它们在混乱中提供了秩序的表象，在混乱中提供了确定性。

通过指出谁被排除在外，谁占优势，阴谋论主张产生了关于政治成员的共同知识，不需要明确阐述。这样，一个阴谋叙事就类似于一个建设联盟的指导手册。事实上，这种叙事很可能是虚构的——而且离奇的是——这意味着有见识的观察者理解它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并且可以预料到像他们这样的观察者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些特征将阴谋与其他区别开来。

因此，阴谋叙事在两个层面上起作用。实质层面上，它解释了事件，指出了肇事者，并提出了补救措施。这样，它有助于恢复观察者间的控制感。但它的二阶效应（second-order effect）——对于这里提出的论点更为重要——是它对渴望统治的精英有用。这些精英们必须在一个包括其他派别的广泛联盟中工作。众所周知，大量精英将从支持阴谋论中受益，这为精英们提供了强烈的激励，促使他们签署该计划。如果符合他们的长期利益，则将其制度化。

将阴谋论描述为一种叙事，并考虑其建立联盟的潜力，不同于人们为什么相信阴谋论调这一更为常见的问题。事实上，阴谋论在许多国家的流行话语中传播，包括在吉尔吉斯斯坦，那里普遍存在着对政治不确定性和冲突的恐惧。然而，阴谋论很少成为国家机构认可的主导叙事。许多阴谋思想引人注目，但大多数并没有广泛传播，更不用说被官方委员会采纳了。这表明，周围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必须在采用它们方面发挥独立的作用。对吉尔吉斯斯坦案例的分析就是试图阐明这些所必须的条件。

1.1990年：没有阴谋主张的联盟

1990年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骚乱具备了阴谋族群主义的条件——创伤、不确定性和不透明的政治制度。而且在民众层面上，如人们所料，产生了谣言和阴谋。然而，当时的政治动机并没有促使领导层认可阴谋论作为官方叙事。

最初是在格拉斯诺斯特的开放政治环境中由于土地分配的冲突，引发1990年6月4日的地方冲突，并蔓延到奥什和乌兹根等族群混合城市。莫斯科当局调查了这些事件，逮捕并起诉了几十名被控的肇事者。在没有公开讨论的情况下，人们对冲突的看法是由他们对正在崩溃的苏联国家的态度，以及在他们各自（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族裔群落中盛行的叙事所形成的，其中一些是阴谋性的。人们普遍认为，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居民不负最终责任。相反，人们认为是莫斯科的手点燃了引发大火的比赛。他们指出，在欧亚国家爆发的其他群落间暴力事件，为苏联继续控制中亚制造借口，并提供了一些暗示性的证据。

在引发暴力的同时，令人不安的事实仍然是，奥什的普通人积极参与，其中大多数人都逃脱惩罚。通过将责任归咎于莫斯科，该理论的支持者们放弃了处理问题根源的机会，这些问题主要是吉尔吉斯斯坦内部的。然而，阿卡耶夫并没有支持针对莫斯科、美国或不知名的隐藏势力的阴谋，这些势力都有可能获得部分公众的信任。事实上，他没有对暴力事件做出具体的解释。

为什么阿卡耶夫没有传播外部驱动的奥什骚乱理论？也许，这是因为事件和独立之间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阿卡耶夫面临着如此多的国家建设任务，他认为揭开旧伤会分散注意力。也可能是因为阿卡耶夫重视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不想与之对抗。然而，像2010年那样，还有其他可能的反派可以被点名。或许是个人偏好，作为一名科学家而不是职业政治家，阿卡耶夫的本能让他成为了一名调解人而不是挑衅者。

另一种解释将这一决定置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与2010年骚乱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0年出现了强烈的政治共识，排除了寻找敌人的可能。阿卡耶夫并不是共和国的主要政治集团成员，并在最有影响力的权力掮客中间凝聚共识。独立后，尽管反对派强烈抵制阿卡耶夫的政策，并有时指责阿卡耶夫腐败，但该政权对其物质和象征性资源有足够的信心，不需要改变其统治的根本正当性。作为“开国元勋”的声望，如果只是偶然的话，赋予了阿卡耶夫一种合法性，使他能够在15年内抢先应对严峻的挑战。

总之，由于政治形势的原因，阿卡耶夫的合法化叙事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一直存在，并且不需要寻找内部或外部的敌人来维持他的执政联盟。虽然很难证明为什么没有出现特定的结果，但与2010年骚乱的对比将表明，后期动荡的政治环境是如何为一种不同的霸权政治叙事的出现创造条件的。

2.2010年：摆脱混乱的阴谋叙事

2011年的议会报告称，涉及乌兹别克民族主义者、巴基耶夫和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的共同阴谋并非空穴来风。暴力平息后仅两个星期，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凯内什贝克·杜谢巴夫（Keneshbek Dushebaev）就提交了叙事的草稿。正如他在6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报道，安全部门已经破获了这起案件:

在调查涉及南部大规模骚乱和冲突指控的刑事案件期间，由于其业务活动，国家安全部门设法澄清了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联盟的作用。众所周知，他们的目标是推翻中亚国家的宪法秩序，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哈里发”。这些组织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有联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涉及巴基耶夫家族，他们的行动将这些点联系在一起。

被废黜的部落成员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失地。为此，4月马克西姆·巴基耶夫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伊斯兰运动的一些领导人进行了接触。然后，5月初，在巴霍拉克的阿富汗巴达赫尚，在毛拉·阿卜杜拉和巴基耶夫家族的两名代表亲自参与下，在塔利班使者和军阀、伊斯兰运动联盟和反对派的一次会议上，达成了一项协助伊斯兰运动联盟部队破坏吉尔吉斯斯坦稳定局势的协议。为此，巴基耶夫承诺捐款3000万美元。发起者的任务是破坏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引发族群和宗教冲突，造成社会动荡。

新闻发布会接着描述了来自巴基斯坦的伊斯兰运动军阀如何在吉尔吉斯斯坦招募不满的人。

在这份简短的声明到1万字的议会报告发表之间的六个月里，阴谋叙事的要素略有变化，充实了各种参与者的动机——但支持它的著名吉尔吉斯人的人数急剧上升。该叙事的第一批支持者是来自南方的政治家（主要是奥什和贾拉拉巴德的反对派），他们代表吉尔吉斯族裔愤愤不平的选民，但随后支持遍及整个政治派系，成为官方的国家政策。这并非不可避免。像许多阴谋论一样，“乌兹别克-巴基耶夫-伊斯兰”阴谋可能会迅速死亡。它持续存在可以追溯到两个偶然因素：有利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权力不平衡，这导致人们承认中央国家不能在南部执行法律；10月的议会选举则显示了使用阴谋论说法进行竞选的候选人的成功。这些因素表明了支持阴谋论的国内收益。因此，与民族主义者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但试图证明自己在执政联盟中的地位的其他派别团结一致，为此支持这一说法。

从2010年4月开始，吉尔吉斯发现自己处于未知的水域。巴基耶夫被推翻后，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IG— Interim Government)管理该国。这种情形一直到10月举行选举。临时政府由各种反对派人物组成，他们曾联合起来反对巴基耶夫，但因曾在巴基耶夫或阿卡耶夫的政府任职而被污名化。4月和5月，该国南部发生了街头冲突，并升级为小规模暴力。虽然大多数战斗发生在争夺影响力的吉尔吉斯族政治家的支持者之间，但在一些情况下，他们让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对立。6月10日至14日，在南部几个城镇，小规模冲突升级为族裔骚乱，最严重的暴力发生在奥什和贾拉拉巴德。

关于暴力的决斗叙事迅速沿着族群路线发展起来。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家和南方的公民指责乌兹别克人引发了战斗。在多次采访中，塔希耶夫（Kamchibek Tashiev）和其他人重申了这些冲突是乌兹别克人蓄意获得权力的阴谋，但攫取权力的企图失败导致他们破坏了国家的稳定。

与此同时，临时政府被内部争吵吞噬，并在骚乱开始时发现自己陷入瘫痪。奥图巴耶娃采取了激烈的步骤，请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帮助恢复秩序，但遭到了拒绝。当他们争先恐后地应对危机时，政府做了他们的革命先辈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做的事情:指责他们的前任策划了这场阴谋。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巴基耶夫，临时政府利用巴基耶夫不受欢迎来助长指控，即巴基耶夫夫妇故意造成族群间暴力，尽管没有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

暴力事件不仅引起了国际人权组织的注意，也引起了西方援助国的注意，他们知道有报道称军队和警察部队是暴力事件的同谋，乌兹别克人的伤亡人数是吉尔吉斯人的两倍。因此，临时政府的领导人认识到追求正义的重要性，并试图与民族主义诉求保持距离。

在2010年10月议会选举前的几个月里，吉尔吉斯南部的候选人利用民族主义不满情绪作为选举诉求的基础。在12月选举后两个月出现的联盟中，达成了妥协。正是在谈判过程中，阴谋叙事成为合法化的共识来源。他们非正式地同意了这种说法。这项交易包括相互承认彼此更钟爱的叙事。北方精英对乌兹别克人没有特别的敌意，并试图保护吉尔吉斯斯坦的国际形象，但他们默许赞同叙事中的民族主义部分。

所谓阴谋的最后一个要素——伊斯兰极端主义，反映了该地区安全部门的长期言论。许多人认为这一主张对西方有吸引力。这种叙事思路在20世纪90年代初政客们试图抹黑他们的反对派或否认当地冲突根源的言论中找到了出路，并在2001年恐怖袭击后随着美国在中亚的介入而重新抬头。

甚至在联盟协议签署之前，执法机关就已经瞄准了所谓的阴谋策划者。从2010年末开始，安全部门加大了对疑似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打击力度，这些人也主要是乌兹别克人。由政治家、商人和安全部门组成的南方非正式权力结构利用中央政府的软弱，有系统地迫害乌兹别克族人。因为他们与6月暴力事件有关，巩固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并在叙事中自我实现。政府默许乌兹别克人成为替罪羊，这表现在比什凯克对在当地对乌兹别克人的系统性歧视不闻不问。

全国委员会的报告是在暴力事件发生近7个月后发布的，当时它应该被视为对那个时期扎根和演变的阴谋叙事的批准。但为什么该委员会会同意呢？委员会听证会和采访泄露的报告揭示了不同的现实。在委员会的工作过程中，几位有独立思想的活动人士辞职，最终30名成员中只有22位签署了协议。最后，埃尔克巴耶夫（Abdygany Erkebaev）和他的助手在没有咨询其他成员的情况下撰写了报告，其他成员只是被要求认可该报告。国际观察员抱怨以示抗议，但为时已晚——该文件确认了全国共识，阴谋只是为太多的利益服务。未能支持它的杰出精英们让自己暴露于通常属于阴谋“否认者”的指控中，包括缺乏爱国主义和对敌人的同情。

三、结论

作者认为，2011年的阴谋叙事是作为不同政治派系协调形成执政联盟的权宜之计。在1990年的暴乱之后，吉尔吉斯斯坦的统治阶级主张统治引导国家独立的合法性，避免了对另一种说法的必要性。尽管吉尔吉斯斯坦其他地方倾向于阴谋思维，但在2010年之前，阴谋论并没有在精英层面上得到广泛阐述，可以说只是在政治上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官方出现的阴谋论是吉尔吉斯斯坦主要政治派别讨价还价的产物。在就一份官方声明达成一致的过程中，包括了每一个派别对暴力的有利解释。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家们在不和盛行的地方建立了精英共识，并制造了他们认为的统治授权。即使在民主选举改变了政府的组成之后，阴谋叙事仍然是政治话语的焦点，被利益分歧的精英所利用。

【编译者简介】

万雪妮，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校对者简介】

董一兵，山西临汾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大外交智库研究员。本科就读于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期间获得一次三等学业奖学金。硕士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所学专业为国际政治，在读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业奖学金。硕士研究生期间在《江南社会学院学报》发表学术文章一篇，并参加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国际政治经济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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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万雪妮

校对：董一兵

审校：李益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