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伟 编译

【文献来源】Tatyana Malyarenko and Stefan Wolff，“The logic of Competitive Influence-seeking: Russia, Ukraine, and the Conflict in Donbas，”Post-Soviet Affairs，Vol.34, No.4, 2018, pp.191-212.

一、研究内容

自2013年末以来，乌克兰危机（The Crisis in Ukraine）已经连续经历了四个国际协调协议，然而这些协议都只能得到有限执行。依赖于大量田野调查和与42个关键线人的交谈，作者利用寻求竞争性影响力的逻辑来加以解释：俄罗斯（Russia）无法维持一个友好稳定的基辅政权（Kyive）,因此尽量避免一个亲西方的乌克兰政权并使得东乌克兰地方政府加深对俄的依赖。俄罗斯通过这种策略就可以赢得维持现状或再塑造亲俄政权的机遇。通过研究，作者推断在后苏联空间（post-Soviet）内如果其它国家也存在地域划分的现象，那么将会出现类似于乌克兰低烈度的冲突，因而对于俄罗斯和西方的政策制定者来讲，需要去优先处理不稳定地区的情况。

自2013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及其对地区和全球造成的影响表明，上世纪90年代初盛行的国家暴力分裂格局正在回归。从战略上讲，俄罗斯正在后苏联空间内利用所谓“近邻”国家（Near Abroad）的暴力内乱将扩大自身影响力与削弱西方影响力并举。从这个角度看，乌克兰顿巴斯（Donbas）地区的冲突，可能预示着俄罗斯战略行为的根本转变，同时显示俄罗斯如何通过运用不同的战术来实现对区域的安全管理，这对于保留其作为大国的地位身份和在全球开展行动的能力两方面都至关重要。因此，乌克兰的局势以及俄罗斯的行动和反应也必须放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看待。

在这一地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是由实际和潜在的冲突构成的（例如，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冲突，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的冲突，可能还有波罗的海国家和中亚）。从这个意义上说，2013年末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政策也表明了现实和潜在的冲突。随着俄罗斯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它的野心是在其周边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并越来越具备这样做的军事能力和政治意愿。因此，在欧盟和北约所关切的东部邻国出现循环往复的暴力冲突，会被认为是对西方及其地区政策构成了重大挑战。西方旨在通过鼓励其邻国进行全面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以推进稳定与和平，并引导邻国在地缘战略上亲近欧盟和北约（尽管前景模糊）。西方面对的挑战则是：俄罗斯以自己的方式推广影响力，即支持和建立亲俄政权，并通过在后苏联空间构建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区域一体化，将它们锁定在对自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上依赖之中。

作者认为，接下来的重点是去了解什么推动了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政策。从经验观察来看，乌克兰（类似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比如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被推拉向不同的方向：东部亲俄罗斯，西部亲欧盟和北约。与此同时，乌克兰遭受着系统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由于乌克兰内部因外力导致的撕裂加剧了体制上的弱点和内部分裂。作者认为，俄罗斯利用当事国社会不稳定作为其军事和安全原则框架的一套工具，通过控制冲突升降程度来避免稳定的亲西方政权得到巩固，而这是作为仅次于建立稳定的亲俄政权的次优选择。这导致了在后苏联地区产生了两个新的俄罗斯支持的事实上的“国家”，并为俄罗斯提供了对乌克兰及其西方伙伴的影响力，同时也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建立一个稳定的亲俄政权的机会充当了“占位者”（placeholder）。在本文的实证部分，作者分析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和顿巴斯的政策及其更广泛的背景。本研究按以下步骤进行：首先，作者建立了一个理解俄罗斯邻国战略的理论框架，并确定了一个适用于乌克兰冲突单一案例研究的方法。然后，作者采用历时方法追踪俄罗斯战略演变和实施的过程及其在地的结果。最后，进行总结并就其政策影响提出思考。

二、分析框架

（一）寻求竞争性影响力:理解俄罗斯的邻国战略

目前，关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略的两种解释较为突出。根据第一种解释，俄罗斯是机会主义的赌徒。相比之下，第二种解释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政策只是其大战略的一部分，旨在让俄罗斯重回大国之巅。与第二种推理更一致的是，另一种广泛关注政体输出或促进的基本逻辑，又被称作“政治生存”（political survival）：威权的地区强国有兴趣与同类为邻。然而，同样的，独裁政权（以及民主政权）的总体利益也在于稳定。因此，虽然威权权力的崛起和民主化的放缓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但只要稳定的国内环境盛行，假定的区域或全球霸权就会存在高动机以支持维持现状，无论盛行的政权类型如何，而不稳定的邻国会威胁到这一目标。因此，不稳定引起的干预可能是由潜在的改变的愿望驱动的。因此，俄罗斯的政策应该优先考虑影响而不是稳定，即寻求在乌克兰建立、恢复或维持一个与莫斯科结盟的政权。莫斯科更喜欢一个稳定和友好的邻国，并试图避免一个稳定但充满敌意的亲西方邻国出现。俄外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在危机爆发之初就明确指出，俄罗斯希望“乌克兰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和友好的国家”。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其对一个可预测、稳定和可控的乌克兰感兴趣。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促进一个友好的、稳定的国家的崛起和稳定来实现。然而，乌克兰和其他后苏联地区（如摩尔多瓦或格鲁吉亚）的事态发展表明，友好的稳定并非总是可以实现的。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其他结果可以按以下顺序排列：友好不稳定、不友好不稳定、不友好且稳定。根据寻求竞争性影响力的逻辑，作者预计俄罗斯因此会选择一个不友好、不稳定的邻国，而不是一个它可以保留一些影响力并对未来向更“友好”方向变化抱有希望却不友好、稳定的邻国。

因此，俄罗斯使用各种方法来破坏乌克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以避免出现一个不友好的稳定亲西方政权。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做法是创造一种局势，使其利益的可持续实现仍然是一种可行的未来选择，如通过在乌克兰境内对其施加影响。因此，乌克兰目前的局势似乎是一项战略的合理结果。俄罗斯虽然不能立即得到一个稳定而友好的邻国，但这是暂时的次优结果，它可以防止出现最坏的情况。

（二）研究方法

作者首先详细说明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时依次考虑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能够找出乌克兰危机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刻，这些时刻创造了机会，也需要俄罗斯对克里姆林宫认为不利于其目标的事件和进程作出回应。

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我们都应该能够看到政策的变化，特别是俄罗斯一个稳定和友好的基辅政权的理想目标变得无法实现的时候。鉴于上述逻辑，俄的政策应该越来越多地转向不承认基辅拥有完全主权且同时莫斯科对乌分裂分子所掌握领土的控制，或利用局部冲突解决可能性为手段以动摇乌克兰中央政府的稳定性，并进一步使乌国家机构瘫痪，以维持乌政治和社会各个机构制度脆弱的局面。

在整个过程中，应该能够同时观察到俄罗斯的做法，即寻求直接和间接影响乌克兰的抓手。例如，可以通过使用军事和经济工具来获得直接影响，也可以通过使俄罗斯代理人在乌克兰政治中的代表权来寻求间接影响。

基于此，本文作者主要依靠文本分析、官方声明、参与观察和数据收集为资料主要来源进行过程追踪。

（三）未能达成协议是破坏稳定进程的关键时刻

作者主要关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四项协议：2014年2月的基辅协议（the Kyiv Agreement）、2014年4月的日内瓦协议（the Geneva Agreement）以及2014年9月和2015年2月的两个明斯克协议（Minsk Agreement）。以上这些是观察事态发展的“关键时刻”，本文将着眼于这些协议的前后，用以说明俄罗斯政策的演变。正如我们下文所示，每一项协议的条款所增加条款都可以强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影响，而在签署、部分执行或不执行所缔结的政治协议之前的每一个时期，则都是俄逐步破坏乌政治稳定的升级。因此，这四项协议代表了俄罗斯政策转变的“快照”或里程碑。从2014年初维持基辅亲莫斯科政权，到顿巴斯获得永久立足点以劫持亲西方基辅政府。在这两段时间里，我们从第一个协议（2014年2月）之后乌克兰东部抗议活动，到第二个明斯克协议（2015年2月）之前，俄罗斯积极支持并参与了顿巴斯内战。

首先，我们总结了每一项协议的条款，以证实我们的观点，即它们代表了一套日益亲俄的条款，扩大了俄罗斯能够在乌施加影响的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们对乌克兰危机演变过程中关键时刻的初步观察，以及它们之间质的差异。它也为我们所预期的每一项协议中要求的逐渐增加提供了证据，说明俄罗斯决心防止出现一个未来稳定而不友好的政府。其次，我们提供一种更详细的分析叙述，追溯每一项失败的协议导致俄罗斯对乌政策升级的原因，这为俄罗斯的破坏稳定政策提供了详细的证据。我们的分析叙述还说明了每一项协议中的政策升级和“改进”条款是如何携手并进的。俄罗斯的升级策略迫使基辅做出了在政治上极具争议的更多让步（如宪法改革和权力下放），并破坏了政府的合法性——在国内是让步的结果，在国际上则是由于其无力和不愿实施这些让步。

1.从基辅到明斯克（1）:从谈判过渡到牢固的控制

以下部分的目的是通过文本分析，确定为什么四项协议的“关键时刻”分别代表了俄罗斯处理乌克兰危机的不同步骤，并说明俄罗斯为确保其在乌的影响力而采取日益强硬的方法。

2014年2月21日，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和议会反对派的三位领导人在法国、波兰和德国外长的见证下达成了基辅协议。协议规定了2014年底为过渡时期，包括由签署各方组成的全国团结政府，旨在更好地平衡议会和总统之间权力的宪法改革，以及新宪法通过后的总统选举，这将为过渡提供条件，在此期间，总统亚努科维奇将与议会反对派分享权力。然而，无论从乌克兰的宪法性质还是从下一任总统的角度来看，这次过渡的结果都是未知数。因此，不难理解俄罗斯对该协议的热情。但在实际进程中，拒绝该协议的议会外反对派对其进行了致命打击。亚努科维奇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可持续，于是逃到了俄罗斯。这显然是莫斯科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现在莫斯科在基辅失去了一个主要的抓手。2014年2月,出现了一个额外的机会，特别是俄罗斯推动基辅政府和顿巴斯当局之间的直接谈判。例如，俄罗斯外交部在4月13日的一份声明中强调，必须“立即开始真正的全国对话，让所有地区平等参与，以便组织迅速和彻底的宪法改革”。后来大量的文献将其与阿富汗（Afghanistan）、利比亚（Libya）、伊拉克（Iraq）、也门（Yemen）、马里（Mali）和南苏丹（South Sudan）等其他国家对话进程相提并论，并认为乌克兰政府也应该直接与顿巴斯的反对派力量进行接触。

由于国际调停对乌克兰主权的限制，加上对乌克兰“志愿者”（Ukrainian“volunteers”）在内的“所有非法武装团体”的裁军要求，俄罗斯借助国际调停的合法角色在顿巴斯成为下一阶段冲突中的选项之前为事实上的“国家”奠定了潜在基础。出于同样的目的，俄罗斯一直在为顿巴斯的代表争取一些官方地位，拉夫罗夫在2014年4月日内瓦会谈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有必要确保“在宪法进程的框架内立即建立广泛的全国对话，这应该是包容的、透明的。”俄罗斯从“基辅协议”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与日内瓦协议类似的命运。

这引发了国际社会为解决2014年9月5日签订的第一份明斯克协议而作出的新努力，该协议是在欧安组织、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构成的三边联系小组支持下达成。与以往协议相比，明斯克协议的显著质变是：实行权力下放，包括颁布《关于乌克兰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特些地区地方自治的临时地位法》（Law of Ukraine with Respect to the Temporary Status pf Local-Self-Govement in Certain Areas of the Donetsk and the Luhansk Regions），并根据该法“确保提前举行地方选举”。这再次表明了一种旨在塑造亲俄的态势，包括在协议重申的“包容性全国对话”中，俄罗斯长期以来想让顿巴斯的实际当局成为直接谈判伙伴的决心也变得很明显。俄外长指出，尽管最初是在日内瓦协议中确立的，9月份才有可能说服乌克兰领导人与民兵坐到谈判桌前，于是立即开始了由乌克兰所有地区参与的全国对话。一个月后，拉夫罗夫甚至证实了俄罗斯战略取得了一些成功，即建立一个事实上的国家，并使其当局合法化。

尽管如此，2014年9月明斯克协议的条款几乎没有付诸实施，双方都在努力巩固和扩大各自的成果。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紧张局势，最终导致战斗再次大规模升级。2015年2月12日所谓的明斯克第二协议，除了再次承诺停火、从前线撤出重武器等，双方同意在2015年底之前，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某些地区的特殊地位采取永久性立法。这一规定意义重大，因为它们在进行谈判之前，就已为未来的自治安排作出具体规定，包括地方当局参与司法任命，就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达成具体的中心-外围协定的可能性，与俄地区的跨境合作，以及地方对民兵组织的控制权等。

尽管《明斯克条约》仍未得到执行，但它的条款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的立场在一年内发生了多大的转变，从一个结果不确定的谈判过渡到对乌克兰国家领土和政治基础的重组，这证实了我们最初的假设：即存在着这些关键时刻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从而为进一步研究竞争性影响力寻求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

2.从基辅到明斯克（2）:从和平抗议到内战

从2014年2月到2015年2月，我们看到俄罗斯对每一项失败协议的回应都明显升级了政策。如上所述，《基辅协定》在签署三天后就告流产。因此，在2014年2月至4月的第一个时期，关于过渡的协议立即失败，俄罗斯认为对亚努科维奇的处理结果是一个重大挫折。然而，独立广场上亲西方道路的支持者在乌克兰并非普遍受欢迎。由于受到相当一部分人口和政治经济精英的拒绝，反独立广场的抗议活动在顿巴斯部分地区自发开始。他们流露的反西方和反新政权的情绪与俄在乌的安全利益和其对独立广场的解释是一致的。然而，仅仅是顿巴斯和莫斯科的利益重叠的事实，并不意味着顿巴斯的地方精英是自动亲俄的。顿涅茨克州前州长谢尔盖·塔鲁塔（Sergei Taruta）在接受报纸采访时指出，顿巴斯并不同意欧盟的决定，也不同意新任命的乌克兰政府的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顿巴斯站在克里姆林宫一边。

因此，当意识到可能失去乌克兰的威胁，莫斯科采取了更协调的行动，在顿巴斯和其他前政权的据点，如哈尔科夫和敖德萨，进一步举行反独立广场的抗议活动，以继续对基辅施加压力。然而，这一反独立广场的行动未能在顿巴斯以外获得足够的支持，俄罗斯升级了其战术，这反过来促进了日内瓦谈判，并于4月份在那里达成了协议。作为回应，乌克兰政府恢复了其所谓的反恐行动，该行动在未来几周内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击退了叛乱分子夺取的领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与乌克兰安全部队和亲乌克兰民兵之间的战斗仍在继续。

尽管在顿巴斯有一些人支持俄罗斯并乌克兰作为一个州（根据2014年2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顿涅茨克33.29%的居民和卢甘斯克24.1%的居民支持这样的选择），独立的乌克兰仍然是乌亲俄地区绝大多数人的选择。俄罗斯的目标是获得对顿巴斯的领土控制，从而有能力影响或动摇基辅的任何政府，因此，需要追求三个目标:：（1）实际剥夺顿巴斯亲中央政府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精英的权力；（2）顿巴斯更深层次的社会极化，以便（3）针对迄今为止被边缘化群体的动员，从中招募当地的亲俄精英。这些目标的实现是高度相互依赖的，俄罗斯在实现这些目标时面临重大挑战。主要原因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当地社会普遍具有高水平的内部凝聚力、密集的社会网络、显著的社会资本、公众对当地精英的高度信任和发达的地区（所谓的“顿涅茨克”）认同。换句话说，面对俄罗斯的干预，顿巴斯表现出了相当大的自我组织、韧性和动员潜力。

随着俄罗斯破坏稳定的策略从游牧发展到缓慢占领以巩固俄对顿巴斯的领土控制，因此，第一个目标是剥夺地方精英手中的权力，俄罗斯通过广泛宣传的恐吓、酷刑和处决地方领导人等工具性暴力使得包括公务员、中产阶级代表、自由知识分子、城市专业人员及其他地方意见领袖屈服。俄罗斯的第二个目标是加深顿巴斯各民族和各阶层之间的极化，这被认为是实现第三个目标的先决条件，即动员迄今为止被边缘化的群体作为支持基地和招募库，为新的亲俄精英可能最终接管俄罗斯和德涅斯特河沿岸的“进口”奠定基础。

到2014年8月底，战斗进一步升级。迫于压力，基辅同意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进行新一轮谈判，并于2014年9月5日签署了两份明斯克协议中的第一份，两周后又签署了一份附加协议。只有在之后的这段时期，当俄罗斯意识到基辅的亲俄政权能在不久的将来不太可能出现时，俄罗斯改变之前单纯诉诸稳定的策略，通过对暴力的操控，来破坏乌中央政府亲西方的发展道路。逐渐升级的暴力是这一巩固占领新阶段的一个渠道：随着按照俄罗斯的条件解决危机变得越来越不可能，随着莫斯科继续在公认的乌克兰国际边界内建立一个“适当的”事实政府，俄罗斯控制了领乌东部及其周围的军事和基础设施。

直到2月11日和12日，才签订了第二份明斯克协议，这距离2014年基辅协议的签订几乎有一年的时间。该协议的执行是有选择性而且缓慢。到目前为止，仅足以避免回到全面战争，但还不足以完全证明各方对和平解决冲突的承诺。因此，每一项未能执行的协议都伴随着破坏稳定的努力而升级。在2014年2月下旬至4月间，俄罗斯支持并资助了乌东部的反广场抗议活动（Anti-Maidan protests）。从2014年4月中旬开始，俄罗斯开始向叛军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这是“游牧”占领时期。随着乌克兰在2014年初夏的攻势取得进展，俄罗斯先是通过重型武器和顾问的支持增强叛军的力量，随后更是通过一个秘密派遣军队协助地方武装作战以夺回失去的领土。2014年10月26日乌克兰议会选举后，亲俄政府的前景明显消失，俄罗斯现在开始集中力量巩固叛军的领土。因此，“巩固占领”的时期开始了，而这伴随着俄在顿巴斯建立国家更为显著和全面的努力。与此同时，随着地方武装在军事和战略上的优势，迫使乌克兰中央政府进入了新一轮谈判，最终达成了第二份明斯克协议。

（四）寻求竞争性影响力的逻辑:管理不稳定性以获得长期收益

寻求竞争性影响力的逻辑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大国寻求稳定和友好的邻居，但如果他们能够管理和利用不稳定的局势，以防止出现一个稳定而不友好的政权的最坏情况，他们愿意接受一个不稳定邻国的次优选择。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乌克兰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战利品，类似于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等后苏联空间的其他国家，因此成为俄罗斯和西方争夺本国内外政策取向影响力的新战场。俄罗斯使用各种策略来维护和维持其在乌克兰的影响力，逐步提高其军事参与水平，同时巩固其外交和政治影响力。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从2013年底独立广场抗议开始到2015年2月底乌中央军在德巴泽沃战败后，明斯克第二份的停火协议得到巩固。为了应对每一项协议的失败，俄罗斯的行动升级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推动重新进行谈判，以改善俄罗斯和地方武装讨价还价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达成协议，在实际执行协议的情况下更有力地确保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影响力。

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执行协议的意愿和能力的信心减弱，它的立场转向在每一项协议中包括更多的执行机制和保证，目的是巩固它自己和它的代理人在国际化解决进程中的地位，使俄罗斯和西方平等地遵守其结果。俄罗斯同时意识到，基辅不太可能在近期实现一个稳定、友好的亲俄政权，因此推动并实现了更具体的修宪要求，以通过其在顿巴斯的代理政权确保在乌克兰的长期影响力。然而，当这些更详尽的协议面临更大的执行障碍时，俄罗斯同时巩固了其在顿巴斯的附国政权。综合来看，这表明克里姆林宫逐渐转向把莫斯科控制的不友好的不稳定作为次优的临时目标，但这并不排除最终在基辅实现一个稳定友好的政权（这是它最终的首选，但目前无法实现）。

因此，我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政策的案例研究，可以作为寻求竞争性影响力的类型理论的初步合理性检验。未来的研究可以以此为起点，重新审视俄罗斯对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以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政策。这种研究可以调查的问题还包括寻求竞争性影响力的限制，如在其他情况下（北塞浦路斯、西撒哈拉、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和地区（中亚、马格里布、中东等）也进行理论检验、假设和预测。

三、结论

从2013年11月到2015年2月，俄罗斯采用了包括外交施压、经济制裁、广播宣传和低强度代理人战争在内的一系列逐渐升级的破坏稳定策略，以塑造乌克兰政治体制的性质和前景。俄罗斯试图利用、扩大和巩固其在乌克兰国内外所有领域的影响力，从2013年底到2014年初的非暴力手段开始，并逐步向越来越公开使用暴力工具的方向发展，同时强调非暴力手段带来的压力，俄力图确保在乌建立一个亲俄稳定的政权这一最优结果，同时防范出现一个反俄稳定的最差结果。换句话说，这符合竞争寻求影响力的逻辑。俄罗斯试图控制乌克兰的不稳定程度，既不排除在基辅出现一个总体上稳定、友好（即亲俄）的政权，也不排除巩固一个稳定、不友好（即亲西方）的政权。俄罗斯从游牧，到匍匐，到巩固占领，最终到某种有限形式的国家建设战术的演变，表明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邻国战略是由竞争寻求影响力所驱动。俄罗斯正在通过巩固对乌克兰东部部分地区的控制及地方政权对俄罗斯支持的依赖，来防范最差结果的出现。

考虑到这些所谓的“近邻”政策的驱动因素，关于未来可能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三个更普遍的结论：首先，俄罗斯和西方在这一地区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欧盟、北约及其成员国都认为他们的乌克兰对他们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俄罗斯可能会开辟新的战场，比如波罗的海国家，特别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两个国家都有大量的俄罗斯族居民。第二，这个逻辑的结论意味着接受完全恢复完整主权和领土完整机会渺茫的事实。因此，我们可能面临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境内领土划分的继续和进一步巩固，这反过来将增加任何冲突解决的社会和政治障碍，除非目前的事态合法化。然而，只要乌克兰东部继续存在一些事实上的国家，让莫斯科能够对基辅施加影响，俄罗斯就不太可能承认或吞并乌克兰。要么是确保持续的不稳定，限制乌克兰政府在国内的政策选择，要么是在乌克兰政府重新融入的合理前景下，以有利于俄对乌长期影响进行恢复。第三，考虑到这些地区性、区域性和全球性的严峻挑战，在有争议的邻国管控分歧仍应是俄罗斯和西方决策者的首要任务。在没有其他制度化对话形式的情况下，欧安组织将扮演一个特殊作用。它不仅是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以外所有解决冲突努力中公认的和被接受的角色，而且仍然是唯一的跨大西洋安全角色，为冲突各方提供了一个既定的谈判论坛。鉴于目前还没有达到最令人激动的前景，我们应在未来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振兴欧安组织，使它能够发挥其冲突管理和解决问题的潜力。

编译者简介

李嘉伟，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在《俄罗斯研究》《外交评论》各发表学术论文一篇。荣获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一次，二等奖学金一次；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二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二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三等奖；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组国际关系学院第三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三等奖。荣获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首届“萃英杯“欧亚研究研究生论坛一等奖。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优秀研究生创新项目(定向探索项目)一项。研究兴趣为：抗争政治。

董一兵，山西临汾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大外交智库研究员。本科就读于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期间获得一次三等学业奖学金。硕士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所学专业为国际政治，在读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业奖学金。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文章一篇，并参加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国际政治经济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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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李嘉伟

校对：董一兵

审校：王术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