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伟 编译

【文献来源】Nina Simeonova Barzachka,“To Resign or Not to Resign: Why Incumbents Ignore Peaceful Mass Protests,”Europe-Asia Studies, 2020,Vol.72, No.5, 2020, pp.763–791.

一、研究问题

2013年2月，保加利亚总理博伊科•鲍里索夫（Boyko Borisov）领导的中右翼内阁在经历了23天的示威后辞职，然而，保加利亚社会党（Balgarska sotsialisticheska partiva,BSP）领导的少数党联盟却在2013-2014年经受住了11个月的抗议。事实上，自1989年以来，所有面临类似示威抗议的保加利亚领导人都以较快的速度下台，包括1990年7月的彼得•姆拉德诺夫总统（Petar Mladenov）、1990年11月的安德烈•卢卡诺夫总理（Andrey Lukanov）、1997年2月的尼古拉•杜波夫总理（Nikolai Dobrev）、2013年2月的博伊科•鲍里索夫。为什么一些和平抗议运动成功罢免了政府官员，而另一些却失败了？为什么一些当权者辞职，而另一些人容忍或忽视非暴力抗议？这些问题很重要，因为当权者面临和平示威时可以采取多种更有效、更低成本的策略，如等待抗议周期消退、秘密谈判、创造反抗议运动和或使用各种去合法化的方法，而不是选择辞职。抗议运动在受到压制的情况下可能会失败，但如果被怀疑或忽视也可能会失败。然而，当权者无视大规模和平示威的原因没有得到系统的分析。

本文通过保加利亚的案例，分析当权者面临非暴力示威辞职或留任的原因，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并表明，如果当权者认为体制外的威胁和选举威胁都很低且不太可能增加，他们就会继续执政；而如果当权者认为这两种威胁很大或有可能日趋增强，他们就会选择辞职。当然，鉴于对威胁感知的差异，当权者辞职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为了将当权者赶下台，和平抗议运动必须从体制外和选举政治两条路径入手。

二、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本文对1989年以来保加利亚五次主要的公民不满事件（1990年7月、1990年11月、1997年1月至2月、2013年1月至2月、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进行了详细的历史分析，同时考察了结构条件、制度以及国内示威者和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如何影响当权者对体制外的威胁和选举威胁的看法。此处，当权者的观点是指拥有组建政府或控制总统职位的政党的观点，他们被视为单一行为体。为了说明当权者的认知如何随着外部环境和示威者策略的变化而变化，本文基于过程追踪法对导致每次辞职的事件序列进行了研究。为了提供支持性证据，本文使用话语分析法，考察了保加利亚和西方学界的观点以及保加利亚、英国和美国媒体的报道。

（一）行为体：政党和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理论把制度化的政治和体制外的政治进行了明确区分，将政党和社会运动定义为在不同领域追求不同目标的两种不同类型的行为体。近年来，学者们承认政党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社会运动可能同时使用体制外和体制内的渠道，或者寻求体制内的盟友；而政党也可以拉拢社会运动或创建反抗议运动。然而，关于社会运动和政党的文献大部分是分而论之的。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承认，政党和社会运动都会采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策略。

（二）为什么抗议运动在推翻当权者方面有成功，也有失败?

1.定义成功：从狭义上看，当权者辞职就意味着抗议的成功。此外，示威者也可能追求身份塑造与被认可，甚至具体的政策或更广泛的政治变革，如民主化、民主巩固或提高民主质量。本文关注的焦点是直接的结果，因为将当权者赶下台往往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先决条件。

2.解释成功：要确定为什么一些非暴力抗议运动成功地将当权者赶下台，而另一些则失败了，我们还必须解释为什么当权者对不同的非暴力抗议有不同的反应。因此，因变量为领导人辞职或留任的决定。本文分析在机构外压力下席位最大化的限制，以解释为何面临抗议的当权者选择继续留任或辞职，因为席位最大化是一种特定类型的谋求权力的行为。

（3）为什么当权者辞职或无视和平抗议运动?

面对一场和平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当权者要考虑两个因素：选举威胁和对政权及其地位的制度性威胁。当权者会评估这些威胁在下一次可预见的选举和再次因抗议而辞职时是会增加还是减少。他们不仅对目前的情况作出反应，而且对短期至中期的预期情况作出反应。

选举威胁指的是对下次选举失败的担忧，其影响因素有：选举周期；有能力组建可行内阁的反对党的存在；政府官员推迟选举或操纵选举规则；竞选活动或结果的能力。制度外的威胁指的是大规模抗议、反对派的谈判抵制和社会动荡可能会危及政权的稳定和当权者的地位。分析框架预测，面临和平大规模示威的当权者只有在他们预期选举和体制外威胁都将保持低水平时才会继续执政，如果威胁很大或似乎正在增加，他们就辞职。在稳定的民主国家中，当权者在民众长期不满的情况下继续执政是罕见的。

图1 分析框架和案例摘要。

单元格A：选举威胁高，机构外威胁低——辞职以保住席位。面临和平抗议，预计将在下次选举中失利的当权者没有理由辞职。剩下的任期越长，留下来的动力就越大。与此同时，他们通过谈判并使用各种策略来阻止示威活动。只有当这些策略都用完了，当权者才会辞职。当权者辞职是为了尽量减少进一步的选举损失，同时应对反对党。

单元格C：选举威胁低和制度外威胁低。当权者有两种选择，取决于低水平的选举威胁是否会增加。单元格C上端：选举威胁增加——辞职人员重掌政权。如果官员们预计会险胜，他们会提前辞职，希望在下次选举后重新上台。在选举周期的后期，如果当权者认为不顾抗议继续掌权可能会损害他们的选举表现，这种情况尤其可能发生。单元格C下端：选举威胁一直很低——继续留任。当权者面临着极低的选举威胁，他们可以无视非暴力示威。如果示威者谴责选举竞争，而其他政党在民调中表现不佳，或者当权者设法通过秘密谈判、秘密恐吓和/或取消合法性来削弱运动的话，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政府官员拒绝直接参与，让示威者有责任维持动员。宽容也改善了现任政府在示威者和公众心目中的形象。镇压同样代价高昂，因此在选举周期的早期，当权者可以等待抗议活动平息，而不会增加选举成本。

单元格B:选举威胁高和制度外威胁高——辞职以捍卫席位和过渡地位。选举表现和任职情况决定了一个政党的过渡地位。现任官员预计将在下一次可预见的选举中失利，这将削弱他们的过渡角色。如果面临大规模抗议，现任官员不想辞职，不想进行长时间的谈判和/或去合法化，希望抗议活动平息，只有当这些策略失败时，他们才辞职。强烈而持续的动员增加了选举威胁和制度之外的威胁。当新的选举不可避免时，公职人员会下台，继续掌权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选举损失。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的选举损失，并可能保护一些上台的机会，当权者阻止了对其过渡地位的损害。

单元格D:较低的选举威胁和较高的制度外威胁——辞职以换取过渡地位。先发制人发起民主化进程的当权者有分享权力的动机，他们希望赢得选举并控制过渡进程，却不希望单独执政。他们与旧政权的联系可能危及过渡进程和自身在其中的角色，公职人员很容易受到机构之外的威胁，但也能够在席位上做出战术让步而不至于完全失去权力。他们忽视或压制抗议的行为受人瞩目。因此，他们建议辞职并分享权力（例如，联合政府或比例更大的选举制度），以平息反对派的声势并培养民主的形象，也为了分担过渡进程中的责任。选举博弈中的一个小让步就能在政权交接博弈中带来实质性的收益。然而，当权者不想放弃太多权力，或者冒着失去整体过渡控制权的风险，他们也有歪曲这些小让步的动机。

需要说明，这个分析框架适用于那些明确要求权力转移的抗议运动。本文排除了不要求公职人员辞职的运动，因为民主和专制政权使用不同的镇压方式。本文不打算解释为什么示威者拒绝使用暴力。然而，历史确实解释了为什么在保加利亚，示威者和当权者都一再采用和平策略。

三、案例分析

（1）辞职以换取过渡地位：1990年7月，姆拉德诺夫

第一个案例分析了当权者在面对高的体制外威胁和低的选举威胁时，如何保护他们的过渡角色（单元格D）。1990年6月，当保加利亚社会党在第一轮选举后开始领先时，更多的抗议开始了。在第二轮选举中，保加利亚社会党赢得了48%的选票和52.75%的席位，民主联盟以36%的席位位居第二。虽然国际观察员宣布选举是自由和公正的，但民主联盟的许多支持者对质疑选举结果，这将反对派分成了温和派和激进派，前者更愿意与保加利亚社会党谈判，而后者则在1990年和1991年离开立法机构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抗议活动。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动机是：一方面，拥有多数席位并控制宪法的通过，如不允许镇压、清洗、通过禁止各种（秘密）服务机构的雇员担任政府职务等，另一方面，推动反对派组建联合政府。总统的辞职并不需要新的选举。保加利亚社会党将总统职位交给了民主联盟，同时，保留了副总统的职位，并维持了对政府及其立法多数的控制。除此之外，反对派的温和派系参与了起草新宪法。通过战术上的权力共享，保加利亚社会党确保了过渡的合法性，维护了对这一进程的微妙控制及其对体制建设的影响。

（2）辞职以换取过渡地位：1990年11月，卢卡诺夫

这一案例显示了为什么政府官员面对高体制外威胁和程度低但持续增加的选举威胁也可能辞职以捍卫过渡地位（单元格D）。保加利亚社会党仍然容易受到体制外威胁，1990年下半年经济形势恶化，当权者不想独自承担经济转型的责任，卢卡诺夫因未实施经济改革而受到批评并于8月辞职。因其它政党拒绝参加联盟，卢卡诺夫又领导了另一个社会党内阁。同年11月，由于物价上涨、食品短缺、定量配给制度和经常性的停电引发了公众的不满，引发了社会运动。卢卡诺夫最初表示，他不会对社会运动做出回应，然而，社会运动很快达到了一个临界点，11月29日，保加利亚独立辛迪加联盟（Konfederatsia na nezavisimite profsaiuzi v Bulgaria- cisb）宣布将加入抗议活动，卢卡诺夫在同一天辞职。然而，他的辞职并没有导致新的选举，而是导致了妥协。在与热列夫总统和其他党派协商后，当权者同意组建一个由独立总理迪米塔尔•波波夫（Dimitar Popov）领导的政府。

1990年7月和11月的抗议活动是在民主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并受到了社会党过渡策略的影响。由于民族团结政府的选举结果被保留了下来，这两起事件都可以被认为是失败的选举革命。然而，随着社会党逐渐放松对权力的控制，示威活动也产生了一种累积的亲民主效应。在这两起事件中，当权者辞职都是因为反对党联盟采取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策略：他们组织抗议，利用国际压力，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替代方案。

（3）辞职捍卫席位：1997年2月，杜波夫

这一案例展示了当权者在高选举威胁和低政权威胁的条件下对持续的制度外压力的反应（单元格A）。1994年，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使保加利亚社会党重新掌权，后共产主义精英从改革的停滞中受益，他们分配利润，与国家和整个社会分担成本。1996年初，几家大银行破产，到了秋天，该国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燃料供应中断，以及谷物管理不善造成的面包短缺，快速的经济恶化增加了时任总统在选举中的威胁。1996年11月，彼得•斯托亚诺夫（民主联盟）赢得总统选举，随后，保加利亚社会党高级委员会罢免了总理和党魁的职务，社会党想要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组建另一个内阁直到1998年12月任期结束。反对党却认为，严峻的经济形势要求现任内阁成员辞职，并利用制度内和制度外的策略来实现这一目的。1997年初，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活动，示威活动受到塞尔维亚反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示威活动的影响而导致选举威胁不断上升。社会党试图尽可能长时间地执政，尼古拉•杜波夫被提名为新总理，面对日益严重的选举威胁和越来越大的体制外压力，当权者选择谈判延长他们的任期，反对党则采取了一种体制外和体制内的策略，进一步增加了现任总统在选举中的威胁。社会党人明确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才辞职。镇压会让保加利亚社会党在下次选举中惨败，危及它在这个相对年轻的民主国家扮演角色的合法性，一次有力的镇压甚至可能会破坏政权的稳定。

（4）辞职重新掌权：2013年2月，鲍里索夫

这一事件表明，在面临着较低的体制外威胁和温和但不断增加的选举威胁下的和平抗议，当权者可能辞职并要求提前选举，以尽量减少预期的选举损失（C单元格上端）。到2013年，保加利亚成为了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但是民众仍然对长期的经济停滞和腐败感到不满。2013年1月，离下一届定期立法选举还有6个月的时间，过高的电费法案在全国各地引发了一系列抗议活动。抗议带有反紧缩和反全球化的色彩，表达了长期以来对高失业率和低工资以及对整个政治体制的失望。由于抗议活动是和平的，而且缺乏知名的领导人，因此该运动的反体制特征并没有威胁到政权。然而，强烈的动员和不断升级的选举威胁——2013年7月之前要举行常规的立法选举——要求当权者做出回应，防止暴力升级可能是鲍里索夫辞职的原因之一。然而，一些观察家谴责鲍里索夫的辞职，暗示他主要是担心在7月选举中的表现，但这些动机并不相互排斥。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领导人相信提前选举将会让他们获得微弱的胜利。现任政府面临着激烈选举竞争，尽管这些政党没有组织抗议活动。通过辞职和提前选举，官员们将潜在的选举损失降至最低。这段插曲突出了选举周期的重要性，它还表明，即使抗议运动避开选举政治，与之无关的反对党也可能对选举构成可信的威胁，特别是在定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

（5）继续执政：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奥列沙斯基

最后一个案例说明了为什么较低的制度外威胁和持续较低的选举威胁会鼓励官员继续掌权（C单元的下端）。2013年5月的立法选举是自2001年以来第一次没有产生一个主要新政党的选举。2013年6月，现任总统在选举中面临的威胁和制度外的威胁都很低。2013年夏秋，示威活动在全国各地持续发酵，只是强度有所相同。等待体制外压力的减少是一种更有效的反应，因为内阁刚开始其任期，面临较低的选举威胁，当权者采取监视和去合法化策略，声称抗议是由欧洲发展公民党或未知的实体资助的，政府还受益于几次反抗议活动。面对政府的不妥协，缺乏有影响力的盟友，并对民主合法性危机提出模糊的解决方案，抗议运动逐渐减弱。但奥莎尔斯基最终于2014年7月23日辞职，不是因为体制外的压力，而是因为一如既往的政治生态，政治僵局不断加深的前景使示威者相信选举政治的失败。矛盾的是，他们越不要求举行选举、组建一个政党或与现有政党结盟，他们就能越久地动员，但他们也就越难提出建设性的替代方案，该社会运动无力驱逐内阁，导致在2014年年中逐步遣散。而对奥雷莎尔斯基的辞职有两种解释。首先，抗议活动可能是通过逐渐增加的人员消耗导致总理辞职的。然而，这一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内阁在2013年11月示威升级后没有下台，而选择在2014年5月辞职。第二，虽然奥雷莎尔斯基的性格可能影响了他继续执政的决心，但他面临着与前任们截然不同的选举和体制外的限制。

四、结论

根据分析框架，在保加利亚的五个案例中，当权者对选举和体制外威胁的不同看法决定了他们对和平大规模抗议的反应。如果制度外的威胁和选举威胁都很低，而且预计会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官员就会继续掌权，这就是为什么奥沙斯基继续留任。如果任何一种威胁都很高或预计会增加，当权者就会辞职。该框架解释了当权者辞职的原因，并阐明了他们辞职背后的不同动机。

1990年，姆拉德诺夫和卢卡诺夫下台以保护保加利亚社会党的过渡地位，杜波夫辞职以尽量减少选举损失，避免镇压和可能的政权不稳定。鲍里索夫辞职并希望能重新掌权。为了说服当权者下台，和平抗议运动必须在制度之外的领域和选举政治的领域进行，即使后者可能会面临遣散。在1990年7月和11月的保加利亚，反对派包括各政党有具体的政策议程，这是完成政治和经济过渡所必需的。同样地，在1996-1997年的冬天，挑战者是反对党，他们利用制度之外的策略要求提前选举。2013年2月，与示威活动无关的反对党威胁政府进行选举。2013至2014年的抗议运动没有创建一个有明确政策计划的政党，也没有寻求新的选举，也没有将当权者赶下台。社会运动的策略、缺乏强大的反对党以及下次定期选举的时机是促成当权者认为选举威胁持续较低的关键因素。抗议周期和选举周期之间的互动影响了官员对威胁的感知。政权类型有可能影响运动的身份、目标和策略。在民主过渡时期和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反对派必须参加选举。当稳定的“民主”国家遭遇腐败和合法性问题时，拒绝传统的政党政治可以让示威者将自己与精英区分开来，并促进动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阻碍了抗议者将当权者赶下台或实现具体政策目标的能力。

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为民主国家的当职者如何应对非暴力抗议运动提供了一个系统和全面的解释，甚至在其它政体中有一定适用性。例如，1996至1997年塞尔维亚的抗议活动失败了，因为米洛舍维奇面临着较低的体制外威胁，并且通过拉拢一些已经分裂的反对党，大幅降低了选举威胁(C单元格下端)。因此，这一论点可以延伸到稳定的半威权政体，即当权者不受压迫的政体。这种分析框架也解释了巴尔干地区最近发生的反政府抗议事件。2015年11月，罗马尼亚总理维克多•蓬塔（Victor Ponta）辞职除了因为公众对夜总会火灾和猖獗腐败的愤怒外，他还因为失去了选民的支持（A单元格）。相反，由索林•格林迪达努（Sorin Grindeanu）领导的内阁经受了2017年2月和5月的反腐抗议，然而他们有强烈的动机继续留任，因为他们的任期在2017年1月才开始（C单元格下端）。马其顿总理尼古拉•格鲁埃夫斯基（Nikola Gruevski）因体制外威胁低、选举威胁低，于2016年1月辞职，希望在2016年4月的议会选举后重新掌权。2016年春天的“颜色革命”爆发后，格鲁埃夫斯基的保守党是唯一一个没有抵制4月选举的政党。2017年3月至4月的抗议活动是由现任总理格鲁埃夫斯基的民族主义支持者组织的，目的是阻止社会民主党在2016年12月议会选举后组建政府。格鲁埃夫斯基的政党以微弱多数获胜，但未能组建联合政府。扎耶夫试图与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政党结成联盟，但遭到总统格奥尔基•伊万诺夫（Gjorge Ivanov）的阻挠。这一事件表明，该分析框架也可以解释反对党面对现任支持者抗议时的反应。

本文的政策含义很简单，当垂直问责制的主要机制似乎失效时，现代反系统的抗议运动可以注入急需的水平问责制。公民社会对民主很重要，然而，如果没有对公众要求作出回应并在选举中挑战当权者的政党，民主就无法正常运转。政党和公民必须采取行动，以克服困扰许多新建立的民主国家的危机，制止煽动者的崛起，防止民主倒退或崩溃，已建立的政党必须与选民重新建立联系。相反，公民和抗议运动必须通过现有的体制结构，包括选举过程，建设性地引导公众的不满。双方必须在不涉及民粹主义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并明确拒绝暴力。

编译者简介

李嘉伟，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在《俄罗斯研究》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一篇。荣获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一次，二等奖学金一次；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二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二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三等奖；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组国际关系学院第三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三等奖。荣获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首届“萃英杯“欧亚研究研究生论坛一等奖。研究兴趣为：抗争政治。

校对者简介

李兴基，中共预备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熟练掌握法语与英语。本科就读于辽宁大学法语系，担任班级体育委员一职。曾获得辽宁大学“悦读之星”荣誉称号，单项奖学金一次。2019-2020学年担任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筹备协调兰州大学研究生2019春季多院篮球赛，负责协调兰州大学2019年研究生秋季运动会，组织筹划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年元旦晚会。曾获得兰州大学“优秀研究生会干部”荣誉称号；兰州大学二等、三等学业奖学金各一次；荣获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风雅萃英奖学金；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三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二等奖。曾参与外交部“阿富汗加入上合组织可行性分析”项目撰写。研究兴趣为；中亚国家对外政策、阿富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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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李嘉伟

校对：李兴基

审校：孙秀文、陈科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