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峻溯编译

【文献来源】Yulia Nikitinа,“The ‘Color Revolutions’ and ‘Arab Spring’ in Russian Official Discourse”,Connec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Vol.14, No.1,2014, pp.87-104.

一、研究背景

后苏联空间内发生的“颜色革命”被认为是由大规模抗议导致的政权更迭的非暴力运动，其目的在于促成国家内部领导层的变化。“阿拉伯之春”则被认为是发生在中东地区的、与“颜色革命”性质相同的政权更迭运动。本文认为，虽然政治领导人和专家在术语方面缺乏共识，但总的来说，“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这两个术语已经流行起来。不过，这些概念在俄罗斯专家界和媒体的官方讨论中并没有得到进一步解释。

为了探究俄罗斯官方对“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以至于后来乌克兰危机的官方态度与政策立场，作者搜集了俄罗斯政府及主要官员（包括弗拉基米尔·普京、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谢尔盖·拉夫罗夫）的新闻表态，概述了俄罗斯从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及“阿拉伯之春”事件中涉及的官方话语，并从中探寻俄罗斯政府对“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政策逻辑。

二、2003-2005年间后苏联空间的“颜色革命”

专家们普遍认为，俄罗斯领导人对“颜色革命”的主要担忧是害怕西方将“革命”扩散或蓄意输出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邻国，然而，普京在2005年的采访中指出了“颜色革命”的其他问题后果：

“我个人最关心的不是那里正在发生某种混乱的事件，而是它们超出了现行的法律和宪法。我们都需要了解民主意味着什么，包括适当、良好的法律以及遵守该法律的能力。”

由此，作者认为，对俄罗斯来说，关键问题不在于“颜色革命”会使邻国发生什么变化，以及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需要重新建立。因为归根结底，后苏联空间的所有领导人，无论是“革命”之前还是“革命”之后，在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时基本上都是务实的。对俄罗斯来说主要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没有在宪法和现行法律的框架内解决，而是通过“革命”和“街头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的。反对派在“颜色革命”中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政府的系统性错误，尤其是当局“未能建立起保证民主程序和稳定的强有力体制”。这些系统性错误导致政府与社会疏远、失去信任，从而使反对派得以取而代之。

俄罗斯领导人还指出了“颜色革命”的外部和内部原因。2004年，普京将“试图以法律外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和“建立一种永久的革命体系”总结为后苏联地区的主要问题。普京认为，发动“革命”的决定是国家政治上的某种权宜之计，而不是意味着“革命”将要真正发生在那个国家。对民主发展的援助可能是出于其自身的原因，但这种援助绝不能以革命的形式出现，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是“无休止的冲突”。鉴于此，作者认为，俄罗斯只是对西方国家使用的民主化方法提出异议，而不是民主化本身。

中亚的主要问题是极端主义因“革命”或动乱而不断增长。普京将2005年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归因于政府的软弱和长久积累下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并哀叹政治问题被非法解决。梅德韦杰夫总统执政期间曾对2005年和2010年两次革命进行了评估，他认为，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以及该国的经济形式是导致“革命”的主要原因。在梅德韦杰夫看来，“第二次革命”的发生，是因为吉尔吉斯的新领导层基本上重建了以前基于宗族联系和不受约束的无效政府制度，因此无法解决现有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作者认为，梅德韦杰夫对吉尔吉斯“第二次革命”的描述，没有提到外部因素是一种破坏性的因素，这点与普京的观点有所区别。梅德韦杰夫承认，有必要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和美国总统进行磋商，以商定巴基耶夫的和平辞职问题。他还认为，如果政府与人民失去了联系，其他后苏联地区国家的“革命”可能重演，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有必要“妥善处理治理自己国家的问题”。

中亚的发展道路不是激进的“革命”，而是一种和平的社会演进。但并非所有后苏联领导人都同意俄罗斯领导人的做法。作者在分析了俄罗斯领导人的政策表态后认为，尽管存在外部影响，但在俄罗斯领导人看来，内部原因仍是发生大规模抗议的主要因素。

三、“阿拉伯之春”

拉夫罗夫称“阿拉伯之春”为“意料之中的惊喜（an expected surprise）”，因为该地区国家累积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涉及几个国家，并且这些问题正在以不可预测的速度发酵。引发“阿拉伯之春”的原因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生活水平低、收入低和失业问题，以及几十年来执政政权与现实失去了联系。

在对俄罗斯领导人相关表态的评估中，作者认为，“阿拉伯之春”发生的原因是人民对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渴望。其中，梅德韦杰夫对待“阿拉伯之春”的态度是，“革命”国的人民都在争取民主，他认为一些被推翻的政权确实可以被称为“古老而腐朽”。

作者认为，分析普京对待“阿拉伯之春”的立场也很重要，他在“阿拉伯之春”发生时担任了总理一职。普京在2012年大选前的文章中直接指出，阿拉伯世界中被推翻的政权是专制的。他强调，俄罗斯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因为人们期望积极的民主变革。这一评估告诉我们，俄罗斯没有兴趣支持独裁政权，俄罗斯的消极反应不是针对“革命”本身，而是担心“革命”浪潮可能蔓延到后苏联地区，主要是中亚国家。

俄罗斯对“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理解存在着某种矛盾：一方面，俄罗斯认为“颜色革命”中发生的“革命”行为是被煽动的，但在“阿拉伯之春”中却承认发生这种“革命”的国家存在着真正的问题。然而，作者注意到，在谢尔盖·拉夫罗夫看来，比较“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可能会适得其反。他看到这两种现象之间的差异比共同特征更多，其主要区别在于，在中东地区，内部社会和经济问题是人民不满的根源；但在后苏联空间，内部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如外部因素大。

四、术语问题：革命还是政变？

俄罗斯官方言论中出现了限制大规模抗议和权力转移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革命”和“政变”两个词之间的选择。针对叙利亚问题，拉夫罗夫认为，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定义，这是一场武装冲突，而非是“革命”或内战。他将叙利亚局势描述为“复杂而困难的国内冲突”。然而，对后苏联空间国家发生的事件则有着不同的解释。2005年，俄罗斯前外交部长兼安全理事会秘书伊戈尔·伊万诺夫对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事件进行了评估，称其企图“以非民主和违宪手段来改变政权”。

五、对西方逻辑的误解

作者认为，对俄罗斯领导人来说，西方国家通过各种形式支持革命来推进民主的逻辑引发了一系列概念问题。

（一）“革命”能被视为民主现象吗？

2005年，普京提出了一个关于西方国家在后苏联空间引入民主的问题：“如果民主在后苏联国家不起作用——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那么为什么要在那里引入民主呢？如果我们在那里实施这些民主原则，那为什么要革命呢？”。企图从外部干预实行民主制度的错误是：强加不适合这些人民生活方式、文化和传统的标准，不仅不会导致民主形式的预期结果，反而将导致混乱、暴力和进一步推翻政府的行为。

（二）为什么推翻领导人并改变政权？

另一个引起俄罗斯方面误解的重要方面是西方对在“颜色革命”中被废黜的国家领导人的态度。关于格鲁吉亚发生的革命和西方的支持，普京表示，谢瓦尔德纳泽不属于亲俄派的格鲁吉亚总统。西方国家积极支持他，这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他必须通过革命被驱逐，人们可能会问：你（指西方）支持谁？”

在叙利亚冲突问题上，也可以看到西方类似的立场。俄罗斯认为，与叙利亚反对派相反，阿萨德总统同意接受国际社会提出的所有倡议。也就是说，在这里，人们看到了俄罗斯无法理解的逻辑——总统做出了让步，但西方对他的压力和反对派的支持仍在继续。

西方类似的行动导致俄罗斯领导层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西方来说，根本没有忠诚这一概念，因为即使做出让步的领导人也会因为“革命”而被推翻。也就是说，支持西方的立场并不能为特定领导人提供任何防止“革命”或政权更迭的保证。

（三）是否有可能与西方达成协议？

作者认为，西方的行动方式是通过资助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和原教旨主义的力量，至少在普京看来，这正是后苏联地区发生的情况。政变后举行的选举只是为了支持推翻政权的人提供掩护。因此，俄罗斯领导层认为，西方的行动似乎是不愿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希望以制裁俄罗斯现政府或支持俄罗斯反对派的形式来破坏俄罗斯国内政治稳定。

六、作为一种现象的“革命”

“颜色革命”与全球化的总体背景相适应，即国内外界限正在逐渐模糊。这些“革命”虽然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但却是从外部“积极推动”的。拉夫罗夫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外部的“加热”，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所谓的“革命”。一般来说，“革命”会导致权力转移。破坏稳定既影响到国内政策，也影响到国际关系。

俄罗斯对西方立场的理解导致了这样的结论：没有人会触及拥有既定主权的国家，也没有人会只针对“年轻的”国家发起“颜色革命”的威胁：“新生国家的国家机构应得到特别的照顾，否则就会出现混乱，这就是我们在乌克兰所观察到的”。此外，拉夫罗夫还认为，“民主国家”不应该把“革命”变成促进民主的手段。

七、结论

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伊戈尔·伊万诺夫认为，俄罗斯从2003-2005年“颜色革命”中吸取的教训是，俄罗斯政府和社会之间需要进行更密集的对话。俄罗斯领导人认为，每个年轻的国家都有权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走自己的试错之路。只有这样，年轻国家的公民才能学会责任政治和议会政治，并获得在宪法规定的框架内——而非“街头民主”的——与权威互动的技能。第三方干预“革命”进程并不会加速民主化，而只会破坏局势的稳定并导致内部冲突。这是因为输出的民主没有考虑到试图确立西方民主原则的国家的内部条件、传统和历史。俄罗斯的官方模式不是“革命”，而是进化，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和民间社会进行对话，以解决任何新进形成的国家会不可避免出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编译者简介

张峻溯，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7级本科生。曾任兰州大学副班主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办公室助理、学生会主席等职务。现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党支部副书记。在校期间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一项；发表学术论文一篇；曾获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三等奖学金；兰州大学“优秀学生会干部”、兰州大学“优秀副班主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校对者简介

李兴基，中共预备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熟练掌握法语与英语。本科就读于辽宁大学法语系，担任班级体育委员一职。曾获得辽宁大学“悦读之星”荣誉称号，单项奖学金一次。2019-2020学年担任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筹备协调兰州大学研究生2019春季多院篮球赛，负责协调兰州大学2019年研究生秋季运动会，组织筹划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年元旦晚会。曾获得兰州大学“优秀研究生会干部”荣誉称号；兰州大学二等、三等学业奖学金各一次；荣获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风雅萃英奖学金；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三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二等奖。曾参与外交部“阿富汗加入上合组织可行性分析”项目撰写。研究兴趣为；中亚国家对外政策、阿富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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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张峻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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