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小倩  编译

【文献来源】Steve Hess,“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in Regional Protest Waves: The Post-Communist Colour Revolutions and2011 Arab Uprisings,”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51,No. 1,2016,pp. 1-29.

一、研究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提出关于民主化浪潮的观点，第三次浪潮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波及范围包括南欧、拉美、东亚、苏联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许多国家在此期间推翻了“专制政权”，建立起了“民主国家”。然而，学者们很快发现许多国家的民主徒有其名，本质上仍是“专制”政权，“竞争性威权主义”被用来形容这些“伪”民主国家。

从20世纪 90年代末开始，这些威权主义国家受到了来自社会下层的严重挑战，后共产主义地区（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爆发了“颜色革命”，组织良好的反对派力量开始对存在舞弊的选举提出质疑，并通过街头抗议示威的方式来向政府施压。一些国家的反对派成功地推翻现任政权，一些国家的反对派则失败了。2010年底，阿拉伯世界也突然出现了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这两次区域性反政权抗议浪潮促使学者们开始思考：当面对突然且由外部引发的大规模政治动荡时，为什么有些政权会崩溃，而有些政权则可以继续存续。作者提出了经济危机、政权类型、国际联系、领导层更替和食利主义（Rentierism）五个因素作为自变量来解释在面临外部挑战时政权的崩溃或存续这一因变量。

二、案例选择

本研究中的案例是20世纪90年代末至 2000年代的后共产主义地区的“颜色革命”和 2010至2011年的中东变局，这两个案例有很大的相似性和明显差异性。

这两次区域抗议浪潮都具有明显的扩散性。一旦在一个国家的抗议活动获得成功，抗议策略就会通过示范或经纪效应（demonstration or brokerage effects）转移到区域内的新国家，导致邻近国家也突然出现类似的抗议模式。这种扩散性使得一些国家抗议活动的外生性和突发性明显，严重冲击其正常的国内结构，打乱了现任政权的政治控制战略。但这两次区域抗议浪潮的抵抗和扩散模式具有差异性，遵循着特定地区的模式。在“颜色革命”中，反对派活动人士围绕 “选举作弊”议题，通过组建统一的反对派联盟来争取选民，利用国际组织提供的选举监测和资金支持来组织抗议活动。当选举最终被操纵时，反对派通过预先安排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对政权施加压力。

这种抗议方式的传播不仅依赖于“示范效应”，还依赖于“经纪活动”。早期“颜色革命”的参与者前往新的地点，并在所谓民主推进组织的支持下，分享他们的经验，努力使早期的革命适应当地的条件。而阿拉伯世界的抗议活动则更具自发性，参与者在社交媒体和卫星电视上观察抗议事件，并很快采取类似的策略。在中央广场组织“愤怒日”，参与者包括青年、世俗反对派、工会和伊斯兰主义者。因此，抗议活动的形式和扩散速度因地区而异。

既有研究表明，地理邻近性在推动政治转型中发挥了强大的因果作用，无论是阿拉伯世界的“起义”还是后共产主义的“颜色革命”，动荡的浪潮都吸引了国际关注，但最终都受到了自然和文化地理的限制。

首先，在动乱开始的时候，两个地区都受到区域特定结构因素的影响，这为受影响地区的特定竞争模式创造了独特的机会。经历“颜色革命”的国家都包含共产主义（或苏联）时代的重要遗产：长期的选举舞弊；高水平的教育；几乎普及的成人识字率；文官长期掌控军权。而在阿拉伯世界，各地区的选举经验和识字率参差不齐，民族认同与伊斯兰认同相互竞争，文官对军权掌控较弱。地区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后共产主义地区“操纵选举”成为反政府民众争论的焦点，而阿拉伯地区抗议活动并未参考选举日程，更多是自发的大规模示威。

其次大众行动主义的传播是一个高度“关系化”的过程。当人们通过社会和个人纽带联系起来时，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容易。后共产主义各国人民从共产主义时代起就有着长期的跨国联系，在摆脱“国家社会主义”的艰难过渡过程中有着共同的的经历，并有一套与这一时期有关的文化象征。同样，阿拉伯世界的人民讲一种共同的语言，共享一种跨民族的传统和流行文化，并拥有密集的跨国人际网络。更重要的是，他们依赖于在整个地区播放实时新闻的国际媒体，即半岛电视台，该媒体在2011年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动乱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吸引力和示范效应要强得多。

最后，动荡的浪潮也受到时间维度的限制。学者们指出，民众骚乱和随之而来的政权更迭难以预料。而在许多方面，发生大规模动乱的可能性取决于这种意外因素。

三、案例检验

本研究中的案例是在1998-2010年后共产主义“颜色革命”和2010-2011年中东变局两次区域性抗议浪潮中发生抗议活动的国家，时间节点为这些国家发生抗议的年份。后共产主义地区以外爆发的“颜色革命”、中东和北非以外爆发的阿拉伯“起义”都不包括在内，在抗议年时期以外爆发的动荡也不包括在内。

此外，如果一次抗议活动的最高参与率等于或超过当年全国人口的0.1%，则抗议被视为“大规模”，这样的抗议活动才被纳入考察案例中。这样可以将总体案例数量减少到相对较小的样本，同时也能确保抗议规模足够大，政府所面临的民众压力足够强，对政权持久性的考验也更为严峻。基于以上标准作者共整理出了17个案例，抗议年份是根据抗议开始的日期计算的。如果这些事件导致现任领导人在抗议活动开始后一年内下台，则被视为政权崩溃案例，反之，则被视为政权存续案例。

1.经济危机。在严重的短期经济危机中，“专制政权”更容易受到民众的挑战，而在长期和逐步的经济衰退中，非民主政权还是可以生存的。当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发生在经济急剧下滑的背景下时，掌权者更有可能在反对派面前出现支持者的分裂和叛逃，从而导致政权的崩溃。作者利用抗议年前一年的人均GDP增长率作为评估面临民众挑战的政权短期经济状况的指标。

2.政权类型。近几十年来，威权主义学者将非民主政权划分为不同的子类型，包括个人主义、“一党专制”、军事政权和君主制。本文假设，“一党专制”政权和君主制可能比个人主义政权更有弹性。根据吉登斯（Geddes）等人2014年更新的数据集，作者对本研究中案例的制度类型进行了分配。

3.国际联系。许多学者指出，与强大的民主国家有着紧密联系的非民主国家比那些联系较弱的政权更容易崩溃。当“专制”国家与强大的民主促进国家有着紧密的经济、组织和社会联系时，它们会面临更强烈的民众反对，并由于来自社会下层的挑战而在镇压手段的使用上承受更大的压力。作者采用大规模抗议前一年的KOF（Konjunkturforschungsstelle）全球化指标来衡量给定案例的国际联系，在全球化指数上得分高的国家预计将与有影响力的民主国家有更强的联系。

4.领导层更替。领导层的更替会使政权更容易受到来自社会下层的挑战。在正常时期，一个地位稳固的领导人会最大限度地减少派系主义的影响，凝聚起大量的权力精英。然而，当各种信号表明领导人即将离任时，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争斗将会被激发从而造成政治上的动荡。领导人高龄、重病甚至死亡以及继任者的出现都会造成领导层更替现象。在领导层更替期间，预计“专制政权”比其他时期更容易受到民众的挑战。

5.食利主义。在本研究中，食利主义国家是指那些拥有大量易开采的矿产资源的“专制政权”。相较于资源匮乏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专制政权”具有更大的弹性。本研究使用世界银行的世界燃料出口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for Fuel Exports）作为所有商品出口的百分比来衡量给定案例的食利主义程度，统计数据来自大规模动乱前一年。

四、结论

注:人均GDP变化是指抗议年前一年人均GDP变化的百分比，国际联系根据KOF全球化指数衡量，石油出口是指燃料出口占所有商品出口的百分比。

1.在考察的17个案例中，经济危机对政权的脆弱性提供了有限的解释。在大规模抗议中保持存续政权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5.6%，而7个崩溃政权（排除塞尔维亚特殊的经济崩溃）为5.3%，两者几乎持平。6个案例在经济正增长的情况下依然出现了政权崩溃，因此尖锐的短期经济危机可以作为政权崩溃的驱动因素发挥重要作用，但却并不是政权崩溃的必要先决条件。

2.政权类型只提供了政权存续的部分解释。混合和个人主义政权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弹性或脆弱性，然而，君主政体在面对抗议时却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弹性。观察到11个纯粹的个人主义政权中的5个（46%）在抗议年经历了崩溃。塞尔维亚(2000年)、埃及(2011年)和叙利亚(2011年)都属于混合政体，其中有两个出现了政权崩溃。巴林 (2011年)、约旦(2011年)和摩洛哥(2011年)三个君主制国家都实现了政权存续，这说明君主制在面对抗议时异常坚韧。

3.政治联系比社会或经济联系对增加“专制政权”的脆弱性有更明显的影响。在社会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指数上，崩溃的政权都不如存续的政权，政治联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与存续的“专制政权”相比，崩溃的“专制政权”与外部世界的政治联系更紧密，在政治上的平均全球化指数前者为57.3，后者为60.6。在8个政治全球化程度最高的政权中，有5个政权崩溃了。这些发现表明，参与国际组织和与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使得“专制政权”更有可能在大规模地区动荡面前崩溃，而紧密的社会和经济纽带则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4.领导层的更替大大增加了“专制政权”在区域抗议浪潮中崩溃的可能性。抗议年期间，6个政权正在经历领导层更迭，有4个(67%)出现了政权崩溃，而在没有经历领导层更替的11个政权中只有3个(27%)出现了政权崩溃。当领导人年老、生病或宣布离职计划时出现大规模抗议，有权势的内部人士更有可能相互争夺权力或叛逃反对派，导致政权分裂和崩溃。

5. 面对地区性抗议浪潮，食利主义对“专制政权”的韧性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存续的“专制政权”中，燃料出口平均占所有商品出口的43.5%，而在崩溃的政权中，这一比例仅为23.7%。资源丰富国家的“专制者”能够通过收买支持者和潜在的反对者来保持政权的凝聚力，有效应对外部引发的抗议活动。而相对于拥有丰富资源财富的国家，资源贫瘠政权内的反对者则可以通过赢得民间社会和私人经济利益的支持来吸引内部人士叛逃，从而削弱政权的凝聚力。

作者的研究表明：第一，领导稳定、现任者更年轻、更健康的政权，比领导年长、不太健康的政权以及正在经历领导层更迭的政权更有弹性。第二，拥有大量可开采自然资源的国家比资源贫乏的国家更能保持政权稳定。第三，在阿拉伯世界浪潮中，君主制被证明比个人主义政权更有弹性。第四，与那些通过条约和国际组织与国际社会紧密结合的政权相比，政治上孤立的政权更不容易受到民众的挑战。这些发现为区域化抗议浪潮中政权韧性提供了一些清晰的解释。

编译者简介

连小倩，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兰州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曾担任班级生活委员、院学生会干事、社团联合会干事；本科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校三等学业奖学金；荣获“优秀毕业生”、“优秀共青团员”称号；2020年在《阿拉伯世界研究》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一篇。研究生期间获得一次一等学业奖学金，并担任院级学生会宣传部干事。

校对者简介

李兴基，中共预备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熟练掌握法语与英语。本科就读于辽宁大学法语系，担任班级体育委员一职。曾获得辽宁大学“悦读之星”荣誉称号，单项奖学金一次。2019-2020学年担任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筹备协调兰州大学研究生2019春季多院篮球赛，负责协调兰州大学2019年研究生秋季运动会，组织筹划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年元旦晚会。曾获得兰州大学“优秀研究生会干部”荣誉称号；兰州大学二等、三等学业奖学金各一次；荣获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风雅萃英奖学金；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三节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二等奖。曾参与外交部“阿富汗加入上合组织可行性分析”项目撰写。研究兴趣为；中亚国家对外政策、阿富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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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连小倩

校对：李兴基

审校：李益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