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锦菠  编译

【文献来源】Marcia Mundt, Karen Ross , and Charla M Burnett, “Scaling Social Movements Through Social Media: The Case of Black Lives Matter,”Social Media + Society, Vol.4, No.4, 2018, pp.1-14.

Marcia Mundt Karen Ross Charla M Burnett

Social Media + Society

一、引言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探索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尽管对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影响社会运动尚未达成共识，但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激增表明，数字平台已成为21世纪社会运动的重要工具。

本文作者探讨了社交媒体在帮助社会运动扩大规模方面的潜在作用。以“黑命贵”运动（Black Lives Matter）为研究案例，通过分析社交媒体账户和“黑命贵”群体的浏览记录，着重研究社交媒体在建立联系、资源动员、建立联盟和扩大叙事方面的影响。本文还讨论了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作为扩大社会运动规模所存在的挑战和风险。分析表明，虽然使用社交媒体的好处大于其产生的风险，但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审慎管理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有助于降低其对社会运动中的活动人士造成的现实风险。

二、文献综述

扩大社会运动的影响并不是许多学者关注社交媒体的明确焦点。然而，相关文献却说明了社交媒体在扩大社会运动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同时也为本研究提供了框架。

首先，关于社交媒体与动员。社交媒体与规模扩张之间最明显和直观的联系是其动员新活动者的潜力。由于具有“公共领域”的性质，社交媒体创造了参与机会。尽管参与招募者在文献中讨论的最为集中，但一些研究表明，社交媒体活动家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动员其他必要的资源。例如，激进团体利用数字媒体为其组织提供捐款。

其次，关于社交媒体与联盟建设。在现有文献中，社交媒体在塑造联盟方面的作用基本缺失。少数学者探讨了社交媒体在塑造联盟中的作用，认为其作用是为在线社交网络创造空间，使活动人士能够加强联系并建立社会资本。研究人员指出，作为群体聚集在联盟中的基础，共享的叙述、意识形态/集体认同十分重要。这些学者指出，围绕共同事业汇集各种利益的能力对于社会运动而言至关重要。社交媒体在价值塑造、资源动员和人员招募等方面对于联盟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关于社交媒体与价值塑造。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社交媒体不仅被用来传播有关运动策略或行动的信息，也被用来塑造社会运动所涉及的问题意识和话语规范。由于社交媒体平台在价值塑造中的作用，也使不同的群体能够共同讨论、计划和行动。与传统运动不同，在数字环境中，集体行动更加个性化，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社会运动往往规模更大，规模扩大得更快，在跟踪不断变化的政治目标和弥合不同问题方面具有灵活性。

第四，关于社交媒体的风险与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并没有就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发挥推动作用这一观点达成一致。部分学者强调了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可能对使用这些平台挑战现政权的运动组织者施加限制。其中包括采取防止使用假名或发布匿名帖子、删除关键活跃分子的账户等措施。其次，受到社交媒体平台背后的商业利益的影响，社交媒体平台会对不同政治意见的表达进行限制。此外，社交媒体平台中充斥的部分符号、假帖子和某些语言表述，可能被解释为“国家成功地引导互联网用户远离对抗执政当局的活动”。

然而，上述研究都没有探讨这些社交媒体的使用和限制如何协同作用于构建或约束某一社会运动。而且大多数研究使用单一的方法来解释有关问题，无论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这表明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了解社交媒体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塑造社会运动规模，尤其是在大型且松散的社会运动中数字媒体的存在。

第五，关于社交媒体与“黑命贵”。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作者将重点放在社交媒体在“黑命贵”运动中的作用上。2014年发端以来，“黑命贵”运动的发展已经遍及全国性网络，作为更广泛的黑人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囊括了50多个相关组织，在黑人解放与终结警察暴行方面，拥有共同的愿景与平台。“黑命贵”的特点是明确拒绝等级制度和一元化领导。现有的“黑命贵”试图将“blacklivesmatter”这一标签的传播背景化。本文主要从使用“黑命贵”框架的社交媒体的团体浏览数据中，在一个很大程度上（但不完全）数字背景下，尝试探索社交媒体对社会活动的规模复杂影响。

三、研究设计

本文是结合多方面并且混合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的结果。首先提取了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的部分用户信息，创建了一个公共“黑命贵”社交媒体账户的综合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成为了对附带有Black Lives Matter、BLM或#blacklivesmatter社交媒体标签群体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随后，作者选择这些群体中的一个子集来采访运动内部和整个运动中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这些访谈围绕社交媒体对扩大社会正义运动的作用（机会和局限性)提出了更深入、更定性的见解。

1、定量方法：数据库开发

研究者首先通过搜索包含有Black Lives Matter或BLM的用户名以及在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上使用过#BlackLives主题标签的帐户，共识别出了362个社交媒体用户。收集到的每个社交媒体账户的信息包括地点、启动社交媒体账户的日期以及在BLM网络中的的位置和隶属关系。如表1所示：

在161个账户中，其中42个（26%）账户自我认定为与全国性运动网络有关，另有49个账户暗示了自己与全国性运动网络的某种联系。70个（44%）账户虽然使用了“黑命贵”作为用户名或者标签，但是与全国性的“黑命贵”运动没有直接联系。正如我们后文讨论的那样，这表明媒体的可访问性使得群体披上了社会运动的外衣，而这些账户与该运动没有直接关系。

作者还根据这些社交媒体中的个人资料页面中对于社会正义的态度对其进行了分类；52个（32%）账户强调自己与黑人受系统性压迫有关，13个(8%)账户和刑事司法和警察暴行的问题有关,另外14个（9%）的小组强调黑人的主张与赋权，剩下小组中31个（8%）小组讨论了这些与其他重点话题的相关性，如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在参与程度方面，一些团体声称将重点放在直接行动或动员其成员参与直接行动；有3个小组（2%）致力于向更广泛的社区传播关于社会正义问题的相关信息；有28个（17%）社交媒体账户的目标则是在网上创造对话和交流空间。此外，作者对群体的分类还包括他们如何自我识别。除了实质性的分类领域外，如下图所示，作者还在分析中注意到可获得地理位置信息的群体的地理分布，突出了社会运动高密度区和低密度区的国际性质。

2、定性方法：半结构化访谈

为了更好地了解上述趋势和这些群体，作者联系了48个社交媒体账户的管理员并对其进行采访，这些账户来自我们掌握的大量个人资料的161个账户。作者的目标是通过接触该群体，了解一系列线上和线下活动的、该团体与其他“黑命贵”团体的联系、以及他们是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参与和#Blacklives标签相关的政治运动的。受访团体的规模、地点、与“黑命贵”网络和“黑命贵”运动的关系以及活动领域存在差异。作者指出，在研究期间，整个样本集的成员增长是实质性的。从2017年初到2018年初，作者跟踪了大多数200-500名成员团体的增长情况；一些团体的成员在2018年之前激增了几千人，随后超过了10,000人。表2突出了不同团体的特点：

虽然“黑命贵”运动组织者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动员并不是有意识地设计或策划的，但社交媒体却被认为是其组织工作的核心，其方式有三：调动内部和外部资源；在“黑命贵”团体和其他社会运动之间建立联盟；扩大“黑命贵”运动叙事。

四、分析结果

（一）社交媒体作为一种动员工具：建立内部联系

对于一些“黑命贵”群体，社交媒体可以在“黑命贵”活动分子社区内建立直接的个人联系。社交媒体是以支持网络形式调动资源的工具，让他人同情和分享经验被认为是保持对“黑命贵”事业的热情的关键。领导层之间有可能在网上进行对话，采取新的举措或选择运动地点并制定新的运动策略。例如，如果一个演讲者在一个存在“黑命贵”运动的城市显示出成功，领导者就会向其他“黑命贵”账户管理人员传播该成功者的故事。

（二）社交媒体作为一种动员工具：创造外部资源

在采访中，管理员强调了社交媒体在从局外人那里调动资源方面的突出作用。例如，鉴于社交媒体的页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直接访问的（不需要注册或参加面对面的活动），在线“黑命贵”小组可以快速建立和链接大量的追随者，一些受访者提到仅仅通过维持社交媒体存在就可以获得追随者。通过Facebook、Twitter或Instagram账户所吸纳的在线受众，“黑命贵”运动团体定期创建活动页面或帖子，鼓励支持者走上街头。该团体的管理员指出，仅仅是强调社区中发生的创伤性事件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发布具体的行动步骤并描述个人可能参与的不同方式，例如，抗议或亲自参加活动、写信、向立法者发出呼吁等。除了让人们参与具体行动之外，通过社交媒体开放获取信息的一个关键好处是能够获得社区支持和资金。

（三）社交媒体作为联盟建设工具

在“黑命贵”小组管理员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社交媒体对于与运动中的其他团体建立联系和联盟以促进战略行动的重要性。这种建立联盟的方式是发展集团之间的伙伴关系。中西部的某小组的管理员也指出，该团体与全国其他“黑命贵”组织建立了联系，仅仅是通过在Facebook上邀请他们，或者相互关注彼此主页。虽然在社交媒体上与其他团体的联系广泛，但似乎没有一套发展伙伴关系的标准。例如，作者采访的许多团体谈到在更广泛的网络运动中建立跨运动联盟，即“黑命贵”和非“黑命贵”团体的联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团体。社交媒体创造了与志同道合的活动家发展互动关系的机会，其方式超越了传统的以联盟为基础的组织形式。

（四）社交媒体作为放大叙事的工具

根据受访者的表述，社交媒体最显著的功能可能是为活动家提供控制自己叙事的能力，从而为运动所设计的问题创造意识和可见性。此外，社交媒体通过“转发”、或“共享”等功能促进了叙事的放大，正如小组所分享的“社交媒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们可以真实、切题的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必担心被过滤，也不用担心别人的观点与偏见”。受访者还指出，社交媒体为反叙事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渠道。大西洋中部地区的一个“黑命贵”团体管理人员表示，社交媒体比传统的新闻媒体更加可信。利用社交媒体来呈现和放大非主导叙事，突出了数字平台在促进公共话语转变方面的重要功能。事实上，社交媒体的应用促使运动不仅能够创造一个共同的叙事，而且能够轻松和迅速地传播这种叙事，以与现有的主流话语形成对比。

（五）挑战和风险

首先，社交媒体本身不能建立或维持社会化运动。只有当社交媒体与更传统的组织形式相结合时，才能实现真正的变化。因此，虽然社交媒体的存在是有益的，但它的可访问性也可能存在潜在的限制，让人们感觉到他们仅仅通过虚拟参与已经取得了运动的成功。

其次，尽管有可能通过社交媒体扩大“黑命贵”运动，但这些相同的平台也减少了扩大运动覆盖面的机会。换句话说，某些潜在群体可能与“黑命贵”运动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但由于他们没有把重点放在直接行动上，来满足“黑命贵”运动的要求。因此，正式参与“黑命贵”运动的活跃分子似乎不太可能认同这些潜在盟友也是该运动的一部分。

再次，社交媒体的使用可能会阻碍运动的扩散。由于存在许多使用“黑命贵”标签的社交媒体，但这些团体体现的价值观与“黑命贵”所提倡的价值观不完全一致。就像在营销领域一样，社交媒体的开放和参与性产生了“可传播”的内容，这些内容虽然易于分享和参与，但导致受众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使用这些内容。例如，那些反对“黑命贵”运动的人也使用“黑命贵”的标签并对于该运动的相关内容进行歪曲后传播，扰乱或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最后，在一个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经常被模糊的时代，互联网对于个人隐私的泄露，使得“黑命贵”团体管理员可以很容易地在家里或在他们生活的社区内面临安全威胁。尽管激进分子一般都面临来自反对势力或当局的口头或身体攻击的风险，但社交媒体把这种风险扩大到了任意时间和地点。

五、结论与反思

作者对“黑命贵”运动的案例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使用为扩大群体成员的范围和加强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创造了机会。特别是我们的访谈说明了社会媒体在意义创造和资源调动方面的关键作用，这使其能够在运动内部和跨运动之间建立联系，从而扩大运动影响。社交媒体为这些群体创造的连通性表明，无论受众在当地或其他组织中，始终认为自己是更大规模运动的一部分。这很大程度上是社交媒体平台形成的关系，这种连接性意味着社交媒体在加强和扩大社会运动时，帮助遥远地区的活动认识培育集体认同感。正如学者们长久以来所指出的，集体认同时社会运动工作的核心，确实在加强运动人士的身份并使他们在参与运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本研究表明应进一步拓展互联网行为主义的研究重点。此外，本研究显著地扩展了我们对社交媒体重要性的理解，即集体意义的形成和或与的塑造。这两个领域在当代社会运动的背景下，值得更深人的研究

参与交谈的活动人士都表示，使用社交媒体的好处大于其成本。然而，考虑到与社交媒体使用相关的实际风险，特别是对同时组织和参与实地活动的活动家而言，重要的是要考虑使用社交媒体作为缩放工具的潜在意外影响。最后，使用单一案例研究在探索扩大社会运动的规模方面存在局限性。混合方法结合了对社交媒体账号的分析和对在美国各地“黑命贵”团体管理员、“黑命贵”团体中的积极分子的访谈，也不足以代表整个运动。此外，作者只采访了拥有活跃社交媒体账号的“黑命贵”团体。作者的分析未能包括：可能主要甚至完全在数字领域之外，或者，在共同社交媒体平台之外运作的群体。鉴于美国和国际上与“黑命贵”运动有联系的团体占多数，也很难知道这些团体具体数量和分布位置。与这些团体成员的讨论可能会进一步深入了解社会运动的规模扩大的可能性以及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的挑战。

编译者简介

尉锦菠，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曾获得吉林大学三等学业奖学金两次，兰州大学一等学业奖学金一次。2018年曾参加由吉林大学主办的首届全国本科生“北辰”政治学与公共管理论坛。2018—2020年曾担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行政之光》杂志社编辑部部长，主编正刊两本，副刊一本。熟练掌握SPSS与STATA等社会科学统计软件。研究兴趣为：社会运动与制度变迁、非传统安全问题。

校对者简介

赵柳希，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学生党支部纪律委员。本科毕业于海南大学英语专业，并获得TEM-8证书。本硕期间曾参加大学生辩论赛、全国英语演讲比赛、话剧之夜等校级、省级比赛，获得最佳辩手奖、二等奖、三等奖；在校期间多次获得一等、二等、三等奖学金，多次获得优秀学生干部，校级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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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仅供专业学习之用，相关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编译：尉锦菠

校对：赵柳希

审校：梁朕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