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伟 编译

【文献来源】VIeva Bērziņa，Weaponization of“Colour Revolu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Marketing，Vol.18, No.4, 2019, pp.330-343.

【作者简介】伊娃·贝尔齐纳（VIeva Bērziņa），任职于拉脱维亚共和国国防学院安全和战略研究中心。

【期刊简介】《政治营销杂志》，本刊旨在关注将营销方法应用于政治研究的最新动态。面对世界政治错综复杂化，研究人员需要与时俱进，使用前沿方法剖析国际政治领域的问题。

该杂志不仅将广告应用于政治研究领域，还使用战略营销工具、多元统计模型将选民细分、候选人定位以便了解选民的想法和选择。该刊物极具可读性，只出版来自世界各地学者的最新概念，战略和定量研究。对于世界各地民主国家的政客，候选人，政党官员，顾问，企业说客，民意测验，媒体专家，新闻工作者，企业高管，经理和学者来说，本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研究问题

“颜色革命”这个词是用来描述苏联解体十年后，在后苏联地区爆发的反对政治精英的大规模非暴力群众抗议活动。最具活力、组织良好、“最成功”的“颜色革命”发生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2013年11月的乌克兰危机始于民众抗议政府决定不与欧盟签署联合协议，这再次引发了俄罗斯的“颜色革命”问题。从最新的战略文件、军事概念、讲话和媒体叙述中，可以洞悉俄罗斯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对“颜色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威权反应。这篇文章旨在揭示俄罗斯是如何阐释“颜色革命”的武器化的。

现在后苏联国家的反政府运动的背景下，此后被用来描述许多国家对威权政权的普遍抗议。造成“颜色革命”研究困难的因素之一是案例的数量和多样性，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内部特征。与此同时，许多学者认为“颜色革命”在不同的国家遵循着相似的模式。“颜色革命”的复杂性导致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学术方法的多样性。学术文献中有两种对“颜色革命”的主要解释：第一个研究方法使用了后冷战形势下东西方地缘政治的视角；另一个研究方法关注反对派如何更有效实现其目标。这些观点标志着描述“颜色革命”的两个更广泛的框架：一个观点支持将“颜色革命”视为民主化进程，另一个强调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的地缘政治选择和大国的利益。

一般来说，“颜色革命”可以被定义为非暴力的大规模抗议，目的是通过选举改变现有的准民主政府。然而，这个术语本身需要反思其含义。“颜色革命”是一个比喻，用来描述一种特殊的现象。首先，人们质疑这是否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历史上所知的“革命”概念包括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主张，例如推翻君主政体和建立共和国。相比之下，“颜色革命”主要局限于现有政治体制内政治精英的改变。同时，“革命”这个词也和暴力联系在一起，而“颜色革命”则试图尊重非暴力的纪律。其次，“颜色”一词突出了精心设计和有针对性的政治符号作为大规模动员工具的重要性。诸如塞尔维亚的推土机、格鲁吉亚的玫瑰、乌克兰的橙色等群众抗议的统一象征，都是“颜色革命”的鲜明特征。“颜色革命”被普遍视为民主的突破，但事实上巩固后“颜色革命”的民主是困难的，尤其是在国家能力和政府软弱的国家。

有学者指出，将“颜色革命”视为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斗争的观点在俄罗斯尤其流行。一些学者围绕政治、金融、技术培训和市场营销维度构建的西方对“颜色革命”的广泛支持，确实为这种推测提供了经验证据，即外国援助是由地缘政治利益驱动的，而不是作为普世的民主价值观。乌克兰危机使“颜色革命”问题在俄罗斯上升到政治和军事高度，并促使“颜色革命”迅速概念化为一种“战争形式”。

二、俄罗斯人眼中的“颜色革命”

对于一个政体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归类为“巩固的威权国家（consolidated authoritarianism）”，俄罗斯的政治精英认为“颜色革命”是一种威胁并不奇怪。俄罗斯对“颜色革命”的第一波反应发生在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之后。俄罗斯当局实施了一套复杂的涵盖政治、行政等方面举措的回应措施，以保护俄罗斯免受西式民主推广行动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组织与反政府抗议针锋相对的亲政府集会、建立“Nasbi（我们的）”反法西斯青年运动、限制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运作。第二波更为激烈的反应是在2013 - 2014年乌克兰的欧洲独立广场事件之后。“颜色革命”是2014年俄罗斯国防部组织的第三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俄罗斯军官认为，“颜色革命”作为一种战争方式，使美国和欧洲以低成本、最小的伤亡实现他们的目标。2015年，俄罗斯国防部发起了一项重大研究项目，旨在避免“颜色革命”。同年，俄罗斯内政部军队举行了“Zaslon 2015”演习，并训练士兵应对此类抗议。同时，为了限制公民活动，2014年修改了《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以便刑事处罚，也适用于纠察。

俄罗斯对“颜色革命”反应的合法性，源于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军官和亲政府学者对“颜色革命”的定义。俄罗斯的观点集中在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上:“颜色革命”是一场政变和一场外国干预下的事件，这使得“颜色革命”被视为一种不受欢迎的现象。格拉西莫夫（Gerasimov）是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他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将“颜色革命”定义为一种“通过外部势力操纵一国内部抗议势力，结合政治、经济、人道主义及其他非军事手段，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政权更迭。”同样，奥斯特罗姆斯基（Ostromenskiy）将“颜色革命”定义为“一场非暴力政治斗争和‘颜色’运动力量的政变。”他认为，所谓的“颜色革命”通常是在外国或一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或商业组织的直接参与下，计划、组织和资助的。同时，他也承认，外国利益并不能以任何方式否定国内因素和革命原因的存在。巴托什（Bartosh）将“颜色革命”定义为一种颠覆性技术，与“混合战争”和非核威慑军事能力的增强，一起被用于建立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

俄罗斯学者和专家认为，“颜色革命”赋予了美国操纵其他国家的能力。美国通过各种手段——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基金会、宗教运动、犯罪集团、媒体和互联网予以实现其目的。这些工具形成了一个网络，如果当地政治精英有碍于美国这一全球把全国追求自身利益，该网络将被激活来破坏特定国家的国内局势。在他们看来，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已经创造了一种干涉外国国内政治的有效机制。俄罗斯专家、智囊团和政治家构建了一个框架，反对和挑战“颜色革命”这一民主化浪潮。他们甚至对作为全球价值观和全球政治榜样的西方式民主提出了质疑。波纳玛雷娃（Ponamareva）的结论是，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仓促的民主化破坏了几个世纪的现有公共秩序，导致社会的急剧分化和政治权力的不稳定。2013年9月11日，在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的背景下，《纽约时报》刊登了普京致美国人民的信，他在政治层面上对美国促进民主的政策提出了质疑，尤其对“美国例外论”的观点进行了抨击，并强调了不同民主传统国家的政策，认为与西方自由主义不同的民主形式也有存在的权利。在他看来，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导致了美国被视为威胁，而不是民主的典范。

俄罗斯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提出，导致“颜色革命”构成问题一个主要原因担心“颜色革命”会波及俄罗斯。根据波纳玛雷娃的说法，俄罗斯是“颜色革命”的最终目的地，因为西方的战略目标是在俄制造混乱，并将其引向最终的分裂。同样，俄罗斯军事科学院的分析人士发现，除了核武器和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俄罗斯面临的一些最重要的威胁是信息安全和其他破坏性活动。它们被用来在其他国家制造一定规模的混乱，通过挑起不同类型的动荡，以胁迫政府当局和破坏国家政权的稳定。这些观点在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理论中得到了强化，并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进行了调整和补充。根据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的说法，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公开承认“颜色革命”和“混合战争”的方法助长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宗教和种族仇恨的传播，利比亚和叙利亚的“革命”已经走向了大规模战争。俄罗斯的军事学说将“颜色革命”视为俄罗斯主要的外部军事威胁之一。

当克里姆林宫提到“颜色革命”时，存在两种危险的说法:“破坏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局势稳定，破坏全球和地区稳定”和“在与俄罗斯相邻的地方建立亲美政权，其政策威胁到俄罗斯的利益，包括由于推翻合法政府机构”。俄罗斯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利用“阿拉伯之春”和乌克兰危机的灾难性后果，作为“颜色革命”威胁安全与和平的明显证据。通过将“颜色革命”与安全问题联系起来，俄罗斯当局将国家安全与当前政治政权的安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任何对执政政治家公开表达的不满都可能被解释为企图破坏局势稳定，并因此危及国家安全。俄罗斯总统府第一参谋长沃洛丁（V.Volodin）表达了这种观点的实质：“对普京的任何攻击都是对俄罗斯的攻击”。如果反政府活动被视为一种破坏外国稳定的策略，那么像俄罗斯这样的威权政权就可以将任何亲民主行动的镇压合法化。

在俄罗斯国家安全和军事防御的背景下，将“颜色革命”理解为一种威胁，意味着它正被用作对抗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武器。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库茹盖托维奇·绍伊古（Sergei Kuzugetovich Shoigu）承认“颜色革命”频繁地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并根据军事规则发展。将“颜色革命”描述为一种战争形式。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雷里·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在演讲时指出，可以区分出使用武力的三个阶段。首先，试图通过组织一场“颜色革命”，以非军事手段改变政府。之后，如果失败，就会秘密使用武力。最后，随着武装冲突的开始，寻找借口公开进行军事干预。根据格拉西莫夫的发言，对于有影响力的地缘政治力量来说，使用军事力量的适应性方法可以带来诸如在国际社会保持积极形象等好处，这避免了军事行动的巨大成本，并防止了大量的伤亡。西方国家以传播民主价值观为借口，广泛使用非军事手段和适当使用军事力量来改变不受欢迎的政权，以实现国家和联盟的利益。

三、“颜色革命”作为一种战争形势

俄罗斯的“颜色革命”战争观念是建立在对西方国家活动的分析和批判基础上的；然而，俄罗斯当代战争的一般原则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学说：（1）混合使用军事力量，政治，信息和其他非军事手段抗议人群中潜在的和特种作战部队；（2）在交战各方的领土上建立永久战区；（3）使用非正规武装团体和私人军事公司；（4）使用间接和不对称的行为方式；（5）对由外部资助和管理的政治力量和社会运动的使用。这样，俄罗斯人对“颜色革命”的看法改变了他们自己在国际关系中实现政治和军事目标的方式。换句话说，对西方干预的批评实际上可以解读为对俄罗斯自身活动的方式。对克里米亚的吞并可以作为俄罗斯运用“颜色革命”战争的一个例子。绍伊古在2014年提出了实施“颜色革命”的四个步骤:（1）信息影响；（2）军事压力；（3）政治领导换届；（4）国家对外政策和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变。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在克里米亚的例子中发现。

信息影响通过激烈的亲俄集会得以实施。活动人士敦促俄罗斯保护他们免受基辅“法西斯分子”的攻击，为俄国的介入提供了借口。出于对乌克兰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担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支持了克里米亚亲俄示威者传递的信息。让克里米亚人民接触俄罗斯媒体并限制他们接触乌克兰媒体，以及阻碍记者的工作。在组建自卫队方面，俄罗斯施加了军事压力，这对俄罗斯隐蔽地使用军事力量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为俄罗斯否认其直接参与提供了依据。然而，一份对克里米亚行动的军事分析显示，“俄罗斯的精锐机动部队——陆军情报人员（GRU）、伞兵，可能还有联邦安全局（FSB）”参与了此次行动。几个月后，普京公开承认克里米亚的自卫部队得到了俄罗斯军方的支持。除了克里米亚的“内部”活动，俄罗斯西部和中部军区的军队处于待命状态。2014年2月26日至3月3日，俄罗斯举行了军事演习，以测试军队的能力。2014年2月27日，克里米亚的议会和地方政府大楼被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占领，并在大楼上升起了俄罗斯国旗。俄罗斯前总理阿纳托利·莫吉廖夫（Anatoliy Mogilyov）因其克里米亚是乌克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被免职。

俄罗斯军事专家也定义了“颜色革命”战争的特点。弗拉基米尔·扎鲁德尼茨基（Vladimir Zarudnitsky）上校是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主要作战指挥部的负责人，这类战争与传统战争相比，他指出五个特点。首先，防御和进攻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传统战争的战略战术正在消散。战斗不是在某一特定地区或某个方向展开，而是以网络的形式遍及全国。第二，军事行动主要在人口密集的城区进行。雇佣军集团和帮派故意利用平民作为“人肉盾牌”，导致未参与冲突的平民遭受重大损失。军事行动逐渐超越了国际法，成为一场没有规则的战争。第三，“颜色革命”为不遵守有关战争行为的国际法创造了条件，这是由于反对派武装团体和雇佣军是法律框架之外的实体，因此不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负责。不遵守战争的法律和习俗使战争变得极其残忍和残酷。第四，“颜色革命”战争涉及犯罪结构。有罪不罚和纵容导致施暴主体使用恐怖主义方法进行军事行动。呈现出恐怖主义特征。第五，广泛使用私人军事力量和特种作战部队，因为需要用军事编队掩盖一国对另一国事务的明确干预。私营军事公司也广泛参与招募雇佣军。他们以无规则的方式进行战斗行动，导致许多平民伤亡。因此，“颜色革命”战争概念概述了在安全和国际法方面相当暗淡的前景。

四、结论

“颜色革命”的武器化标志着俄罗斯对这一现象的进一步反应。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之后，俄罗斯当局主要致力于限制国内的“颜色革命”。俄罗斯在2013/2014对欧盟的反应也是对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的挑战。这一策略具备双重性质:一方面西方民主倡议被视为是外国干预和秘密使用军事力量的借口，但另一方面俄罗斯对待“颜色革命”的策略正在转变，并成为应用于当代战争的一般原则。这种做法的主要后果是对美国及其盟国外交政策的信息性攻击，以及俄罗斯拥有战略利益的地区军事冲突升级。

“颜色革命”的武器化对俄罗斯国内也存在影响，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对俄罗斯的威胁，并非源于直接的军事冲突，而是通过民主价值观、军事优势和其他可能实现政权更迭的观念模式。为了防止这一可能性，俄罗斯当局尽可能限制、控制和操纵民主自由的表达。通过将国家安全与现任政治精英的威权联系起来，俄罗斯正在加强威权巩固。所以俄罗斯对“颜色革命”的反应逐渐导致世界变得更加不民主、更加暴力化。

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的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编译：李嘉伟

校对：赵柳希

审校：梁朕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