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朕朋 编译

【文献来源】Ajay Patnaik, “Regionalism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56, Nos.2-3, 2019, pp.147–162.

【作者简介】阿杰·库玛·帕特奈克（Ajay Kumar Patnaik），印度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教授。

一、研究问题

“地区”已通过多种方式被概念化。一些人认为地区是自然形成的，另一些人也被称为建构主义者或后结构主义者则认为地区是在社会建构、政治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该观点关注的是政治参与者如何看待与解释地区概念、地区性、地区建设。建构主义者认为，不存在自然地区，所有地区都是没有明确边界的异质体。新功能主义者则强调机构的作用，认为机构才是解决共同问题的有效手段。而这反过来有助于功能性的创建以及“政治性外溢”的形成，并且最终导致地区内国家集体身份的重新定义。

可以从内外两个维度理解地区主义。内因性主张地区化是由地区内参与者形成的，而外因性由新现实主义者提出，主张地区主义是外部参与者行为的结果。地区和地区主义可以通过地缘政治因素形成，也可以通过联盟政治形成（特别是为了抵抗地区内外的另一国或群体的力量）。建构主义者认为，新现实主义者认为霸权或“稳定力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地区合作和地区机构的形成。巴瑞·布赞（Barry Buzan）对新现实主义提出质疑：权力理论家在国际关系中忽视了地区层面的重要性，他提出了“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概念。那么中亚作为一个地区应从哪个维度被定义呢？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具有地理，文化和语言共性的地区？还是它是一个由外部大国的行动和政策构建的地区？它是一个安全综合体吗？在这个安全复合体内，地区内国家为应对相似的威胁而集体采取措施。

中亚地区似乎具有上述所有要素。十九世纪末期当沙皇俄国出于行政目的而创建突厥斯坦总督时中亚就已经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而存在。在此之前，没有共同的政治认同，且其臣民被划分为三个不同汗国。同时，该地区被行政统一前，公民就共享民族语言、文化和宗教认同。在苏联时期，地区认同应运而生。地区内经济凝聚力是苏联在中亚政策的重点。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看，俄罗斯与后来的苏联时期形成的中亚地区认同导致了早期地区主义的消亡，引发了后苏联时期对地区认同的争论。

地区自然性源于中亚公民具有许多共同的民族文化、语言和宗教特征。后苏联时期，虽然各国为地区合作已做出许多努力，但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失败的原因也许与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关，也与外部大国对地区参与度有关，该地区作为重要的地缘政治舞台吸引了主要的全球、地区大国的角逐。

后苏联时期，中亚各国已经失去了其前苏联时期的凝聚力。苏联解体后，该地区各国一直在寻求与域外大国发展关系以追求其经济和安全利益。在此过程中，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疏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带有对抗色彩。各国领导人在进行各自国家构建的构成中，少数民族之间、邻国之间关系不断降温。在此背景下，不难发现该地区建立起来的机制或组织均由像俄罗斯、中国、美国等大国主导或发起。尽管这些组织有利于成员国的发展，大国之间权力竞争无益于促进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但自2016年乌兹别克斯坦新领导上任以来，地区发展出现了新趋势。不断改善的双边关系与地区领导人会议为实现广泛地区内合作带来希望。尽管这种趋势无法取代现存机制或组织，但现有地区进程有助于该地区摆脱外部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

二、分析框架

(1)后苏联时期的地区主义

外界主要通过地缘政治的角度审视中亚，然而关于中亚地区各国族群身份的叙述并不多见。

乌兹别克斯坦较早赞成突厥身份，塔吉克斯坦则更倾向于对波斯人的身份认同。哈萨克斯坦提出了欧亚主义身份作为其地区取向的一个框架。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欧亚经济联盟（EAEU）的成员，塔吉克斯坦未来有可能会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土库曼斯坦以中立身份避免成为大多数多边组织的成员。乌兹别克斯坦对中亚地区主义热情度仍然较低，其与某些邻国的关系常常因严格的边境管制以及有限贸易受到损坏。

在苏联解体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尽管国家间关系存在难题，中亚各国还是为建立地区合作体系做出过一些努力。由于中亚国家未能实现横向合作，地区外大国介入建立地区组织。这些组织大多与地缘政治和安全相关，尽管他们在安全与经济方面有利于中亚国家，但是这些组织或机制是由地区外大国按照垂直体系构建的。唯一的例外是欧亚经济联盟，因为该组织通过成员国资本、货物、人员的自由流动帮助中亚两个成员国加强横向合作。

（2）地区合作的新趋势

自2016年米尔济约耶夫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后，乌兹别克斯坦为加强地区合作创造条件，从而与邻国关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例如，在米尔济约耶夫的倡议下，2018年3月15日在阿斯塔纳举行了中亚国家元首会议。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国家领导人共举行过六次会议（文章发表于2019年——编者注），但都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最后一次会议是十年前，即2009年4月在阿拉木图讨论咸海问题。但自2016年以来，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部分边境争议路段达成协议。2017年11月塔乌成立了一个新的边境事务委员会。乌兹别克斯坦除了与邻国之间的争议问题部分得到解决外，与邻国的贸易额也有所改善。

（3）地区合作的可能框架

2019年2月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组织了一次关于“中亚连通性：挑战和与新机遇”的会议。主要议题是中亚地区合作以及如何使该地区远离地缘政治博弈，并讨论了如何通过连通性与地区合作实现阿富汗稳定的问题。议题还涉及到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问题，具体包括，地区合作应该以地区组织的形式推进，还是以首脑年度会议形式进行？地区外大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还是将它们拒之门外？会议还讨论了世界不同地区现有的不同合作模式，认为尽管可以借鉴它们的合作经验，但不能复制任何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显而易见，如果地区内国家有共同的经济和战略目标，地区性合作机会就更大。

中亚国家独立28年以来，仍然在尝试恢复良好的外交关系。显然，中亚五国要想建立地区合作机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同国家仍然是现有的地区组织或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成员国。目前进程将有助于解决许多困扰地区合作的双边问题，并促进在经济、能源和通讯领域的合作。

由于俄罗斯和中国已经是一些地区合作组织如SCO和EAEU的成员国，因此不可能将这两个国家排斥在地区合作进程之外。中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仿效东盟模式，东盟已将自身与其他具有重大影响力和利益的主要地区和全球大国联系起来。将地区与周边国家联系起来可以加强地区合作。

三、结论

中亚作为一个地区在种族、文化、语言等方面具有许多共同特征。它还面临一些共同的安全挑战，例如恐怖主义、毒品和武器走私，中亚国家可以通过合作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该地区可以被视为一个安全复合体，中亚国家相互合作以应对上述挑战。然而，自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仍是目前地区最薄弱的一环。

自19世纪末以来，即使在后苏联时期，中亚地区主义就由外部势力构建，中心处于该地区之外。这已成为一种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尽管大多数倡议都是受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所驱动，但主要大国都支持并促进中亚的地区主义的发展。中亚经济发展处在纵向与分层一体化的状态，而不是地区国家之间的横向合作。地区外大国博弈与中亚国家的转型会进一步阻碍地区合作。

随着乌兹别克斯坦领导层的变化，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有望出现新趋势。乌兹别克斯坦与其他（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已经得到改善，中亚国家之间将采取怎样的横向合作模式还有待观察。

中亚地区合作体现了地区发展的一种积极态势，但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形成正式的地区组织。发展地区主义需要规避地区内国家争夺地区领导权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一定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竞争，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小国对这两个在经济上、领土上的大国领导作用也并不满意。此外，土库曼斯坦反对该地区的任何主导力量，不愿意加入任何形式的一体化结构。

未来该地区仍将具有更大的凝聚力，但地区内国家不同外部取向将继续延伸，它们对由不同外部大国领导的现有地区组织的参与也将继续。中亚新地区主义将更可能朝向加强地区内合作的方向发展，但现有的地区架构将对此进行补充。现存的地区组织和机制在中亚地区的参与度也会随着中亚地区主义建构进程的推进而发生变化。

（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的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编译：梁朕朋

审校：韦进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