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伟编译

【文献来源】Lucan Way,“The Real of the Color Revolutions,”Democracy,Vol.10, No.3 2008, pp.55-69.

【作者简介】卢肯·韦（Lucan Way），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代表作:《默认的多元主义：弱势的独裁者与竞争政治的兴起：冷战后的混合政体》（Pluralism by Default: Weak Autocrats and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Politics: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以及与史蒂文·莱维斯基(Steven R. Levisky)合著的《竞争性威权主义：国际联动、组织权力以及混合统治的命运》(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International Linkage, Organizational Power and the Fate of Hybrid Rule)。

一、研究问题

后共产主义欧亚大陆上“独裁者”在1996-2005年间的倒台并没有带来全面的民主。然而，“革命”反对派的行为确实激发了关于“独裁政权”崩溃的研究。这些研究集中在中欧和东欧的“第二波”转变，它们显著加深了我们对某些后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在反对派的动员下为何以及如何崩溃的理解。但是，既有文献关注的是区域扩散、领导策略和民众抗议的影响，对后共产主义地区威权主义的失败所做的解释存在局限。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研究强调战略和偶然性，本世纪初的研究则日益关注“颜色革命”的区域扩散。它们当中颇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在1996-1998年间以及塞尔维亚在2000年发展起来的反对派策略的传播，推动了本世纪初后共产主义地区“独裁者”的倒台，之后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得到了“成功”应用。反对派策略包括选举、反对派团结、民众反对选举舞弊的非暴力抗议、青年运动、外国援助、各种形式的选举监督和并行计票等“选举模式”。但是，当白俄罗斯、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独裁者”制定出削弱反对派的有效策略之后，这些动员方式失效了。虽然“扩散”学说的支持者认识到，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在威权体制的崩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们过度地强调了反对派和“独裁者”各自策略的扩散作用。由于后共产主义地区存在大量的思想、技术和人员流动，“扩散”在相关讨论中虽应得到关注，但需要对反对派人士刻意地将他们的“革命”与该地区类似事件联系起来抱有警惕。需要指出的是，瓦莱丽·邦斯(Valerie Bunce)和莎伦·沃奇克(Sharon Wolchik)客观地指明了美国对中欧反对派运动大力支持的重要性(关注欧盟作用的分析人士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作者认为，尽管“颜色革命”在前苏联空间内的扩散是广泛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扩散”并没有对最终局面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将这些事件概念化为“浪潮”在很多方面有误导性。作者明确了一组变量来解释为什么一些后共产主义领导人成功地巩固了“独裁政权”，而另外一些领导人却没有。这些变量包括国家和政党能力的强弱以及与西方关系的亲疏。这种方法有助于事先确定哪些政权更易遭到反对派的挑战。

二、分析框架

（一）“扩散”的有限性

与1987-1991年间民族主义动员在整个苏联的传播或者1989-1992年间东欧和非洲的共产主义和“一党统治”的垮台相比，“扩散”在后共产主义地区威权政权的崩溃中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和乌克兰的“独裁者”都是按照各自国家的选举周期下台的。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领导的执政党失去了主要盟友，导致其统治在2001-2002年间基本上解体了。尽管几乎没人预料到他会在2003年提前辞职，但是人们普遍预料到他的任期不会超过2005年。无独有偶，乌克兰独裁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在2002年的支持率仅为个位数，而前总理维克托•尤先科领导的反对党“我们的乌克兰”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多数选票。尽管没有人预测到“橙色革命”的确切进程，但是在2003年格鲁吉亚起义之前，几乎所有的乌克兰情报人员已经知道，极受欢迎的尤先科将在2004年对库奇马精心挑选的继任者（亚努科维奇）构成严重威胁。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塞尔维亚。科索沃冲突期间的制裁和北约轰炸削弱了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权力，促使他在2000年9月提前举行选举。可以说，这些“革命”（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除外）并非出乎意料，即使没有“成功”的反对派动员，上述国家也可能发生“革命”。

对每次“革命”的仔细研究表明，“扩散”实际发挥的作用比人们想象中的要弱。首先，后共产主义地区反对派选择用选举和抗议的手段，小部分原因是他们目睹了邻国采用了类似的策略（这是“扩散”的作用），大部分原因是他们清楚“选举模式”是最简单、最有效、最能被国际社会接受的“革命”机制。再比如，尽管塞尔维亚的青年反对派接受了非暴力抗议技术的训练，但是2000年的“推土机革命”事实上却严重依赖暴力（这并不意味着暴力是“革命”成功的真正原因）。吉尔吉斯斯坦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当地非政府组织和西方行动者之间的联系并未能阻止“革命”演变为大规模抢劫。与上述两国不同的是，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成功”地运用了非暴力抵抗的策略。此外，即便反对派从国外引入了“正确的”策略，“革命”在本国土壤上也未必成功，比如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并没有因抗议而下台。在2004年和2008年，亚美尼亚的反对派以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为榜样，但两次都未能推翻政权。因此，外国经验的传播是否会对“成功”推翻“专制统治”产生有效的影响还不清楚。作者认为，所谓的“扩散”并不能解释“颜色革命”的真正原因，扩散成功的案例实际上是有限的。

（二）国际联动和组织权力

为了理解为什么后共产主义地区的“独裁者”在某些情况下会倒台，而在其他情况下则不会，需要超越区域扩散、领导策略和反对派动员力量的传统视角。作者提出，威权体制的稳定性主要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该国与西方的联系强度；二是现任政权专制政党或国家的实力。简而言之，后共产主义地区的“独裁者”更有可能在他们的国家与西方的联系较弱的情况下掌权，并且此时他们至少拥有以下一种权力来源：（1）一个单一的、高度制度化的执政党；（2）一个能够在一场重大暴力冲突中获胜的强制机构；（3）国家对经济的自由裁量控制，例如通过法律来控制或获取主要的矿产财富（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

与美国和西欧联系紧密或维持密切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会增加西方国家对政权更迭的投资意愿，从而为威权主义的巩固制造压倒性的障碍。联动度高的地方与中欧和东南欧一样，没有一个“专制政权”在冷战后的时代幸存下来。在联系相对较低的地方，如前苏联地区，西方对民主化的承诺则没有那么强烈。自1992年以来，这些地区几乎一半的“非民主”政府或它们选出的继任者都安然无恙，威权主义的成败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因素。研究后共产主义地区“革命”的学者们发现，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西方参与的程度往往具有相似之处，比如外国选举监督员的存在，以及美国对国内公民社会团体和政党活动人士的援助。然而，这些相似之处掩盖了中欧和东南欧国家与后苏联国家在去现代化的外部压力强度上的巨大差异。最明显的是，欧盟向前者提供了成员国资格，但后者没有。欧盟的这种决定与地理位置有关。正因如此，欧盟在1993年向罗马尼亚提出了入盟的可能性，尽管当时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被认为是更加民主的国家。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前景及其严格的民主条件，为发展或维持“专制统治”制造了巨大的障碍。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独裁者”所面临的压力也包括安全方面。美国和欧洲更有可能通过积极的制裁或军事手段对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马其顿和塞尔维亚直接进行干预。正因如此，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专制政权”瞬间崩溃。

（三）失败的“独裁政权”

在那些联动度低的情况下，西方压力在击败后共产主义地区“独裁者”方面发挥的作用不那么明显，政权的崩溃更多是由于威权主义的软弱，而不是反对派的强大。例如，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21世纪头十年中期赢得政权的反对派领导人几乎全部来自旧政权。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是个例外），反对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队和安全部门在严峻的抗议面前迅速解散了。在阿卡耶夫领导下的吉尔吉斯斯坦、库奇马领导下的乌克兰以及上世纪90年代的摩尔多瓦等国家，领导人要么没有政党组织，要么依靠相互竞争的政党组成的松散联盟。维系这些联盟的唯一因素是短期的赞助。在这种情况下，旧盟友一旦在争夺资源的内耗中败北，或者“独裁者”开始显得软弱之后，那么这些“独裁的”领导人就会遭到抛弃。库奇马对乌克兰寡头政党组成的松散联盟的依赖，从根本上阻碍了他集中政治控制的努力。即使库奇马在2000年初获得了坚实的民众支持，盟友之间的争吵阻止了他建立更强大的总统权力。在有关政府腐败和非法武器销售的录音带公布后，总统的受欢迎程度有所下降，包括尤利娅·季莫申科和尤先科在内的前盟友也受到牵连。相比之下，如果“独裁者”将他们的控制建立在“一党统治”的基础上，他们能更容易地抓住权力的缰绳，而这种基础不仅是依赖于短期的资助，还包括高度突出的意识形态、暴力斗争的历史，或者选举成功的长期记录。在前苏联地区，2001年上台的摩尔多瓦共和国共产党（PCRM）最接近于一个强大的政党。

其次，“独裁者”对一个有凝聚力的、资金充足的、有经验的强制机构的控制，有利于更好地干扰和镇压反对派动员，这是威权稳定的关键。强制能力最有效的来源是大规模暴力冲突的“成功”。亚美尼亚强制机构的强硬和格鲁吉亚谢瓦尔德纳泽强制机构的软弱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差别与国家对外战争或冲突的成败及其所导致的国家实力的强弱有关。尽管乌克兰没有成功地解决大规模的暴力冲突，然而与格鲁吉亚不同的是，它确实掌控着一个范围广泛、报酬丰厚的安全机构，因此，乌克兰的安全部队在“革命”期间团结一致保卫政府大楼。该国国家的相对实力使其政权不可能在没有大规模抗议的情况下被推翻。

（四）掌握财富和权力

独裁统治下的稳定是由国家领导人对社会财富的自由控制程度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自由化的缺失使得“独裁者”更容易停止为反对派运动提供私人资金。例如，在白俄罗斯，国家控制着大约80%的经济，大部分民众签有短期工作合同，反对派实际上无法获得国内融资。只有那些愿意做出非凡个人牺牲的人才能参加反对派的活动。与此同时，俄罗斯对白俄罗斯的天然气补贴，有助于防止出现其他后苏联国家的那种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卢卡申科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继续掌权，与其说是由于他采取了特殊策略来应对“革命”，不如说是由于他相较于反对派掌握了压倒性的控制。在那些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私有化的国家，例如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反对派要么能够获得国内企业的支持，要么能够从商界的中立中获益。非私有化和对资源税收的依赖都以同样的方式促进了威权主义——通过让在位者更容易使用大部分国家财富来支撑自己的政权，同时让反对者得不到必要的资源。

因此，在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独裁者”能够利用事实上或法律上对天然气和石油收入的控制，向盟友提供资金，而让敌人遭受贫困，并资助大型、高薪、训练有素的强制机构来恐吓反政府力量。其中部分国家的反对派已然非常虚弱和边缘化。与白俄罗斯一样，这些“独裁者”从先前存在的结构性改革中得到的好处比从“革命”中吸取的教训要多得多。

三、结论

上述方法强调结构因素，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后共产主义地区威权政体的生存或崩溃。它排除了更贴切的因素，比如在任者的声望、经济危机以及那些有助于民众动员的方面（包括“扩散”）。然而，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确定哪些政权比其他政权更能抵御反对派的威胁。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都缺乏关键的经济和组织资源，导致了这些政权特别容易受到精英叛逃或温和反对派动员的影响——即使是在强劲的经济增长中，比如在格鲁吉亚或乌克兰。相比之下，其他后苏联空间的“专制国家”则能够利用威权力量的一个或多个重要来源——高度制度化的单一执政党、经过战斗考验且具有充足资金的强制机构、国家对经济的自由裁量权——允许领导人来镇压抗议行为，让反对派挨饿，阻止盟友叛变。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政权尤其脆弱，由于执政党的软弱，独裁者特别容易受到盟友的背叛。作者认为，这两个国家虽然暂时较为稳定，但从中期到长期来看，这种稳定的持久性难以估计。对威权主义政党和国家能力的考察揭示了威权主义统治基础上的潜在裂缝，这些裂缝可能导致未来的政权崩溃。

编译：李嘉伟

校对：赵柳希

审校：孙秀文

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的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