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科睿编译

“隐喻不仅描述了现实，而且它们积极参与了我们所看到、思考并最终对其作出反应的世界的建构。”——亚历山大·斯宾塞

【文献来源】Alexander Spencer, “Metaphor Analysis as a Method in Terrorism Studies,” in Priya Dixit and Jacob L. Stump, eds.,Critical Methods in Terrorism Studies,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6, pp.91-107.

【作者简介】亚历山大·斯宾塞（Alexander Spencer），2017年10月担任奥托·冯·格里克马格德堡大学（Otto-von-Guericke University Magdeburg）社会科学研究所国际关系主席，研究兴趣为恐怖主义与冲突、批判安全、外交与安全政策、国际关系理论。目前出版专著两部：《小报恐怖分子：媒体中“新恐怖主义”的前瞻性建构》（The Tabloid Terrorist: The Predicative Construction of ‘New Terrorism’ in the Media）和《国际政治中的浪漫叙事：海盗，叛军和雇佣军》（Romantic Narrativ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irates, Rebels and Mercenaries）。

《恐怖主义研究中的批判方法》

亚历山大·斯宾塞

【文献简介】《恐怖主义研究中的批判方法》（Critical Methods in Terrorism Studies）一书运用了多种批判方法来研究恐怖主义，包括话语分析、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种志、批判理论和恐怖主义的视觉分析。本书对恐怖主义研究的学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阅读材料，强烈推荐研究政治暴力与安全的学生阅读。

目前，隐喻分析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话语分析方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隐喻分析应用到国际政治研究中，如欧洲一体化、移民、安全政策、战争以及恐怖主义。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恐怖主义是通过隐喻建构的。这种观点并不否认恐怖主义的真实存在，有真实的人在做真实的事情，但是这些人和他们的行为意味着什么需要被诠释。将隐喻分析应用于恐怖主义研究，我们能看到媒体对恐怖主义的某些表述使军事、法律和管控移民等反恐政策成为可能，而谈判等政策则被认为是不明智的。为达到这一目的，本文第一部分对隐喻分析进行了介绍，第二部分通过分析德国《图片报》（Bild）上关于恐怖主义的表述，得出了四种概念性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恐怖主义是战争”，“恐怖主义是犯罪”，“恐怖主义是未开化的、邪恶的实体”，“恐怖主义是疾病”。最后是研究结论。

一、隐喻分析作为一种方法

隐喻到底是什么？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其字源meta的意思是超越，而pherein的意思是传送。依据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说法，隐喻是一种转换，即用一种事物来命名另一种事物。西塞罗（Cicero）类似地指出，“隐喻发生在用于一种事物的词被转移到另一种事物上时。”大多数学者，尤其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学者对隐喻的定义非常宽泛，将类比（analogy）、明喻（simile）和转喻（metonymy）等修辞包括在内。这不难理解，因为这些修辞的核心都是借助其他东西来理解某样东西。

相对于这种修辞性的理解，认知语言学更进一步。值得一提的是，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是这方面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他们成功地将隐喻研究从语言学导出到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对他们而言，“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他们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认为，人类的概念系统本质上是隐喻性的。隐喻通过将一个熟悉的领域（源域，source domain）投射到另一个更抽象的领域（目标域，target domain），使目标域以新的视角出现。有时源域和目标域被称为“本体”（tenor）和“喻体”（vehicle），或者是“主题”（primary subject）和“次题”（secondary subject）。隐喻的形式是“目标域是源域”。

我们要区分两种隐喻：隐喻性表达（metaphoric expression）和概念性隐喻。后者如“恐怖主义是战争”，涉及目标域（恐怖主义）和源域（战争）之间的抽象联系。概念性隐喻不一定在话语中明确可见，然而，隐喻性表达是直接可见的。例如，“西方正面临着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领导的恐怖主义军队”和“奥萨马•本•拉登和他的副手们正计划发动袭击”这两个隐喻性表达，都利用了“恐怖主义是战争”这一概念性隐喻。

需要指出的是，两个域之间的投射是部分的，即目标域的所有特征并没有完全转移到源域上。隐喻通过强调某些方面的现象，淡化和隐藏其他特征，而这些特征往往能带来不同立场。类似于框定（framing），隐喻让我们聚焦于某一方面，隐藏与该隐喻不一致的其他方面。因此，隐喻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我们所接受的“现实”，从而形成了政策制定及执行的基础。

隐喻分析有两种路径。第一种与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的诸多方面一致，认为隐喻分析可以揭示使用隐喻的人隐藏的议程、意识形态、思想或意图。乔纳森·查特里斯·布莱克（Jonathan Charteris-Black）提出了一种批评性的隐喻分析方法，认为隐喻是潜在的强大武器，它们可以影响我们感知特定社会现实的方式。因此，批评性隐喻分析想要展示特定的话语实践是如何反映社会政治权力建构的。第二种隐喻分析不关注隐喻背后的思维，而集中于它们如何塑造和影响现实。这种方法不谋求找出谁对某些隐喻负责，以及为什么使用这些隐喻，而是关注从这些隐喻中产生的“现实”。本文第二部分遵循第二种隐喻分析路径，分析从某些隐喻中产生的“现实”和政策，而非使用这些隐喻的原因。

正如安德鲁·安德森（Andrew Anderson）所指出的那样，“当人们说隐喻引起政治现象时，政治科学家往往会反对”。因为隐喻的力量可能存在，但很难确定。因此，隐喻与政策的关系不是实证主义上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隐喻并不包含一套清晰的政策，而是划定政策选择的范围。

那么如何进行隐喻分析呢？第一步，选择文本，如著作、政治家的演讲、新闻报道或电视节目。第二步，研究人员开始识别为隐喻提供语境的叙事元素，如行为体、行为或场景。第三步，在语料库（corpus）中收集谈及叙事元素的隐喻性表达。第四步，留意反复出现的隐喻性表达，将它们组织起来，然后一般化成概念性隐喻。概念性隐喻的出现频率是衡量其重要性的重要指标。某种概念性隐喻越常见，就越可能对现实的建构产生影响，最终对政策产生影响。第五步，归纳性地诠释这些隐喻。这种诠释是直观的，而且无疑是主观的。为降低隐喻分析的随意性，本文只关注最常见的隐喻，同时参考词典中对它的定义。

二、关于恐怖主义的四种概念性隐喻

本文第二部分通过考察《图片报》对“基地”组织（Al-Qaeda）实施的五次袭击的有关表述，分析特定的反恐政策如何成为可能。之所以选取媒体而非政治话语，是因为很少有人关注议会辩论或听政治家的公开演讲，大多数人通过媒体来了解世界。换言之，媒体能代表公众对某一现象的普遍认识。尽管媒体受政治精英的影响，但反之亦然。之所以选择《图片报》是因为它拥有德国最大的读者群体，大约有1200万读者。因此，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它对人们的恐怖主义认知有很大影响。之所以选择这些事件（2001年九一一事件、2002年巴厘岛爆炸事件、2003年伊斯坦布尔事件、2004年马德里火车爆炸事件和2005年伦敦地铁袭击事件），不仅因为它们的规模很大、它们的袭击目标是西方，还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相当有“规律”的时间表。选择每个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内的有关报道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得出了四个最常见的概念性隐喻：“恐怖主义是战争”，“恐怖主义是犯罪”，“恐怖主义是未开化的、邪恶的实体”及“恐怖主义是疾病”。

（一）恐怖主义是战争

虽然最著名的是“反恐战争”这个隐喻，但还有许多其他的隐喻性表达可以加强“恐怖主义是战争”的理解。例如在德国，九一一事件被认为是“自杀式袭击”，其被称为第二个“珍珠港”事件。将恐怖分子描述成“基地组织的战士”或“恐怖突击队员”，这个“恐怖军队”由“士兵”和“久经沙场的”“老兵”组成。在“战场”或“战区”中，这些袭击被视为对西方“联盟”的“宣战”。像将军一样，奥萨马·本·拉登在“隐蔽的”“指挥中心”“指挥”他的“私人军队”，这个“私人军队”由“恐怖分子”或“战斗部队”组成。

将恐怖主义建构成战争则需要军事回应。早在1987年，兰德（RAND）公司的杰弗里·西蒙（Jeffrey Simon）就意识到战争隐喻在反恐政策中的重要性，“将恐怖主义等同于战争，能有效结束任何关于军事行动是否合理的争论。如果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就必须对攻击做出军事回应”。

德国对“基地”组织和奥萨马·本·拉登的最初反应非常符合“恐怖主义是战争”这一概念性隐喻。德国公开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并迅速提供了近4000名士兵。“恐怖主义是战争”的概念性隐喻在公众舆论中也很明显。2001年9月，据调查，58%的人赞成德国军队参与反恐战争。因此，战争隐喻影响了公众对敌人的看法，使军事反应显得合乎逻辑。一言以蔽之，公众将战争同暴力、不安全、为取得胜利和解决恐怖主义威胁而使用军事力量联系在了一起。

（二）恐怖主义是犯罪

虽然有许多文献指出，战争和司法之间几乎是两分法的关系，但媒体对恐怖主义的论述同时包含战争和犯罪两种概念性隐喻。在德国，奥萨马·本·拉登不仅是一名“士兵”，还是一名“暴徒”。“基地”组织的“军队”也是一个充满“罪犯”“杀人犯”或“杀手”的“团伙”。这些“犯罪袭击”是“凶残的”“犯罪”，不仅留下了“战区”，也留下了“谋杀”和“犯罪现场”。“罪犯”本·拉登和他的“同伙”要为这些“恐怖谋杀”负责。

“恐怖主义是犯罪”的概念性隐喻使法律回应显得恰当。正如彼得•塞德伯格（Peter Sederberg）所指出的，“恐怖主义是战争的观点导致其支持者倾向于采取镇压行动；恐怖主义是犯罪的观点使其支持者倾向于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理解在各方面都是对立的。事实上，这两种概念性隐喻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叠，作为法律回应，“恐怖主义是战争”和“恐怖主义是犯罪”都是有意义的。德国将恐怖主义理解为犯罪，并在九一一事件后做出法律回应，这是合乎逻辑的。

九一一事件后，德国政府迅速通过了许多新的反恐法律，并修改了针对恐怖“罪犯”的现有立法。直接体现在第一套和第二套安全方案中，它对17个不同法律和一些行政法规中的100多条法规进行了调整。它增加了情报和安全部门的权力，使联邦刑事警察办公室（Federal Criminal Police Office）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消除了联邦刑事警察办公室在数据收集方面对联邦警察部队的依赖。正如安全专家维克托·莫尔（Victor Mauer）指出的那样，尽管这引发了人们对公民自由和过度侵犯的担忧，但“新立法反映了针对跨国恐怖主义威胁的大部分反恐行动，是在执法和情报方面进行的，（……毕竟）恐怖分子被视为罪犯”。这种把恐怖主义视为犯罪的普遍理解，在德国公众舆论中也非常明显。例如，2001年11月，70%以上的德国人似乎支持第二套安全方案。

（三）恐怖主义是未开化的、邪恶的东西

在德国，恐怖分子变成了“野蛮人”，恐怖主义是由“不人道的”“恐怖野兽”犯下的罪行。此外，奥萨马·本·拉登等恐怖分子不仅被塑造成“可怕的”“九头蛇”或“恐怖怪物”，而且是“邪恶”的化身。他们变成了“魔鬼”，他们造成了“骇人的”“地狱”、“世界末日般的”“恐怖地狱”或者就是“世界末日”本身。

将恐怖分子建构成未开化或邪恶的东西，会导致两极分化，即将他们(外群体)和我们(内群体)对立起来。例如，“野蛮人”这个隐喻将恐怖主义视为外来物，是来自异国他乡或文化异域的东西。通过邪恶隐喻，恐怖分子不仅被非人化，还被去西方化了。正如玛丽娜·略伦特（Marina Llorente）指出的，“大多数西方人的暴力行为并不会被贴上野蛮的标签”。例如，俄克拉荷马城（Oklahoma City）炸弹袭击者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他的行为就没有被贴上“野蛮”的标签，大概是因为他属于世界上“文明”的那部分。“恐怖主义是未开化的、邪恶的东西”这一概念性隐喻，将恐怖主义视为外来物，使更严格的边境和移民管控等政策显得适当。

阻止这些“邪恶的”“野蛮人”进入“文明的”世界，最显著的办法就是保护边界。九一一事件以来，德国正是这样做的。它加强了边境管制，增加了对联邦边境警卫的资源，以保护德国边境免受“邪恶的”“野蛮人”的攻击。2002年，联邦边境警卫的预算大幅增加了约1.2亿欧元，并购买了新的高科技直升机和巡逻艇，招募和训练更多的人员，以巡逻德国的边境和驻外使馆，打击外国恐怖分子。正如迪埃兹（Diez）和斯夸尔（Squire）所指出的，这些政策“暗示了在德国，恐怖主义和移民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这种联系以及对恐怖主义的理解也可以在民意调查中看到。例如，79%的德国人同意内政部长席利（Schily）在马德里火车爆炸事件后提出的加快驱逐可疑外国人的想法。

（四）恐怖主义是疾病

《图片报》将恐怖主义建构成“病态的”“疯狂的”甚至是“瘟疫”。通过把奥萨马·本·拉登等恐怖分子隐喻成一个“疯狂的”“疯子”，在他的“病态的脑袋”中策划“恐怖疯狂”，疾病被投射到恐怖主义上。

如果我们把恐怖分子理解为战争中的士兵，那么谈判和停火协议是有意义的，但如果我们与一群缺乏理性思考能力的“疯子”发生冲突，那么就是荒谬的。人们完全不能相信那些“疯子”。埃米莉·普罗宁（Emily Pronin）等人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恐怖分子被描述为不理智的，人们就不太可能提倡使用外交手段来应对恐怖主义。同时，许多其他疾病，如瘟疫，实际上是会传染的，任何与恐怖主义“疾病”的接触都有可能使自身感染。因此，不应与恐怖分子对话，而应隔离他们。总的来说，把恐怖主义建构为一种“疾病”意味着某些政策如接触或谈判，是不明智的选择。

与上面提及的其他具体政策相比，要指出一个政策不存在显然更加困难。然而，当我们谈到奥萨马•本•拉登在2004年4月提出谈判提议，并遭到德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时，就能对疾病隐喻的含义有所了解。德国前总理施罗德（Schroder）和许多其他政客强烈反对这样的休战协议，因为他们认为不可能与像本·拉登这样的恐怖分子谈判。

三、研究结论

本文将隐喻分析视为一种研究方法，引入到恐怖主义研究中。隐喻分析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经由从一个熟悉的领域到一个更抽象领域的投射，为不熟悉的事物赋予了新的、可理解的含义。因此，恐怖主义的概念性隐喻使一些反恐政策看起来适当（例如军事、法律和管控移民），而另一些则不是（例如谈判）。以隐喻的方式理解恐怖主义，从而批判性地反思有关恐怖主义的现有事实，我们能够重新审视那些以前被忽视的反恐政策，如与“基地”组织进行接触和谈判，这可能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编译者简介

陈科睿，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在《社会科学》《国际安全研究》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两篇，其中一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荣获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两次，三等奖学金一次；荣获兰州大学2016-2017学年二等科研创新奖学金；荣获兰州大学研究生2019年刘冰奖学金；荣获兰州大学2018-2019学年三好研究生；荣获2019年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风雅萃英奖学金；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一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首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二等奖；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优秀研究生创新项目一项。研究兴趣为：恐怖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

校对者简介

赵柳希，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学生党支部纪律委员。本科毕业于海南大学英语专业，并获得TEM-8证书。本硕期间曾参加大学生辩论赛、全国英语演讲比赛、话剧之夜等校级、省级比赛，获得最佳辩手奖、二等奖、三等奖；在校期间多次获得一等、二等、三等奖学金，多次获得优秀学生干部，校级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

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仅供专业学习之用，相关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编译：陈科睿

校对：赵柳希

审校：陈亚州